老伴的兴趣

这些日子正处在郁闷中，经友人介绍闯进了新大陆，白天黑夜的在那转悠，还嫌不够。然而平时参加的活动不能缺席，加上五一临近，还有去广场演出的任务，加班加点的在准备。尽管唱的歌并不都是我喜欢的，但是既然参加了就是应付，也得认认真真的应付，不能像念经似的，正经得唱出感情来！
今天上午从金秋艺术团排演回家，正抓紧时间在网上浏览冲浪，老伴拿着张文摘周报过来，给我一个任务：“买书”！
她指着一篇文章。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我和母亲的隔世相逢”。其实这篇文章她昨天就看了，还向我介绍了其中的情节。今天她再次阅读，提出了买书的要求。看来这篇文摘使她感动，所以想全面了解其故事情节。
文摘周报上的文章，都是从其他文章中摘录下来的。这篇文章就是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飘零一家》一书中节选摘录的。原书的作家是台湾的马国光。写的是作者一人一家的飘零经历，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沧桑经历。（作者的生母，系历史名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的夫人。章乃器系民建主席，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后被打成右派。）
奉老伴之命，我立刻在网上找到《孔夫子旧书店》进行订购。这个店说是旧书店，其实新书旧书皆有。即使是新书，加上运费价钱也比新华书店便宜不少，还足不出门，宝贝就到手了。交了订单我回过头来阅读文摘周报上的这篇文摘。觉得确实有点意思，特搜集于下，以飨读者。

我和母亲的隔世相逢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一个好友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信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好友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好友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

“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
到北京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块儿去承德走走。
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
但是，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
母亲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