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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辛亥先贤和黄埔前辈处在那个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然而然地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担当起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重任。世界从来不太平，国与国之间总是充满着差异、龃龉、争执、摩擦甚至战争，远的不说，近有日本、越南、印度，前不久又跳出来个菲律宾，一个个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世界大同、歌舞升平、和平共处、相敬如宾只是善良的人们对于遥远的未来一种美好的理想。一旦国家有事，仍然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仗剑而起，驰骋疆场，捍卫家园。他们应当永远被后世敬仰和尊重。如果仅仅因为当权者的变化，就把功勋当做罪恶、把生命视为草芥，那还有谁愿意来保卫国家？
纵观世界史和本国史，自有秦以来，2000年历十余朝代上百君王，“万岁万万岁”、“千秋万代、万世一统”只是帝王们的一厢情愿。多党竞争、政权更迭也许会成为未来的社会常态，能否超越党派之争、宽容善待为前政权服务的人，将成为检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是美国经历南北战争却能迅速走向民族和解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利比亚政治变革能够结束强人卡扎菲统治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民众却总是被统治者施以仇恨教育，从伍子胥掘坟鞭尸“三年归报楚王仇”，到朱棣磔杀不肯归降的方孝孺株连十族，直到斩草除根、妇孺不留的道县文革大屠杀。在长期的教化与浸润下，暴力和奴性深藏于国民的集体潜意识中，随时可能成为施暴的参与者或旁观者。跳不出冤冤相报的循环怪圈，民族素质就不能提高，国家就不会有长足发展。
走访健在的黄埔军人和抗战老兵，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在健在的黄埔学生中居多。例如目前沅江市黄埔同学健在7人，其中参加过抗战的就有5人。长沙市黄埔同学健在56人，其中抗战老兵就有30多人，年龄最小的87岁，最大的104岁。他们大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餐风露宿，缺衣少食，时饱时饥，有的负过重伤，又大都经历过“肃反镇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身陷囹圄，体罚批斗，劳动改造，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苟延残喘、忍辱负重，但他们甚至比更为年轻、受苦较少的同学更加长寿，也远远超过了国人平均寿命（72岁）。这不仅令人赞叹生命的顽强，更令人信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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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30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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