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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5# 画壶子

   一个人的知青生活,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我想多少会有些寂寞,也有些无奈。我转到张坊上洪就是如此,没如你说的当教师,而是每天出工挣工分,干了二年,73年参加高考,成绩是张坊区第二名,可是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好不容易争取了个中专,这才跑到湘潭呆到至今。

   期待继续, 问好,顺致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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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的日子里fficeffice" />

打夯

修筑湘东铁路线三年时间,我一共待过五个单位。

最先待的当然是基层连队(那是1970年,全国所有单位,大约除了家庭这类特殊单位,基本都是按军队建制编排,修筑铁路线的民工,也不例外,所谓连队就是农村的大队这一级)

我和同村的几个后生子一起,在公社大院的地坪里集合,各人背着自己的的被窝铺盖洗濑用具,步行到株洲火车站,然后坐夜班车到醴陵的泗汾,下了火车又是步行加大蓬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行走(按当时的情境当是行军,但我总感觉自己们与兵相去甚远,来来去去的模样象逃难的不象参战的)到了攸县上云桥一个叫高岸的地方止住脚,就在醴茶公路线一侧的民房里住下来。

攸县民居多是“一把锁”式的建筑,大门外是阶级,大门内是堂屋,稍有讲究的人家,堂屋一定装有楼护。我们当时就是安排住在这种楼护上。

堂屋里摆了张木楼梯,我们就从这楼梯爬上爬下。那楼护不甚高,刚刚可以伸直腰身,抬手还能触及瓦椽。那是冬天,离天近不热,大家挤在一起也不冷。在这个楼护上,管生活的政治队长安排我们住下12个人,整个楼护就是一个统铺,每人安排一尺二寸宽的位置算是‘床位’,这堂屋宽一丈五尺,12个大罗汉把个堂屋的楼护塞得拍满的。

分配床位的时候,我们的政治队长很认真地做了支竹条规尺:一尺二寸。他就用这把规尺在楼护上量来量去,嘴里还念念有辞:这是小易几的,这是小叶几的,这是满大几的------不厌其烦。

他告诉我们,这就是部队生活,这就跟打仗一样,大家要艰苦过日子。他还说我们这就是修筑三线铁路,我们面前这条路不修好,毛主席老人家在北京就睡不好觉,老人家就要骑毛驴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干。毛主席是我们最亲最亲的红太阳,总不能让太阳和我们一起干活吧?

那时,我们搞不清三线建设项目还有“大三线”“小三线”之分,更不晓得“大三线”的指挥长是彭德怀元帅。每天,那五十岁的政治队长老和尚念经一样给我们念一些“三线建设不搞好,我一天也睡不好觉”的毛主席语录。念的多了,我们真以为自己的脚下就是国家三线,真以为老人家一天到晚盯着我们的筑路进度。于是,我们一上路,一个个都舍死忘命地干活。

所谓修筑铁路,轮到我们这支乡村里来的队伍也就是筑路基。我们连队分配的任务(用当下建筑工程术语为“标段”)是架涵管、填埋水塘。填埋水塘少不得要把回填土一层层夯实。夯土少不得要人打石硪,打石硪少不得有人喊号子,唱硪歌。

连长从上面领来石硪。石硪由汽车运来,卸在工地上。连长站在石硪旁边吆喝:来几个会打夯的。

那时,大家都是各村组抽调来的,相互不熟悉,有什么事都是为头的吆喝一声,各人也是相事而行,在那种场合下,倒也不见有人装猾耍奸。

我十岁时见过修筑湘江防洪大堤打夯。那时,我家就在堤干边,坐在屋檐下就能看人打夯唱硪歌。他们是一个人一边搭手抬石硪,一边领七八个人唱硪歌。有天,那些人把我也唱了一段:这个细崽子嘿哟嘿,生得好咧嘿哟嘿,两只眼珠子鼓得大咧,当得夜里的灯盏样,嘿哟嘿嘿哟嘿------唱来唱去到后面就不中听了不是骂人就是痞话。那些抬硪干活的人不管领头的唱什么,大家都一个劲地嘿哟嘿嘿哟嘿。

想不到十几年后我也能够过过打夯唱硪歌的瘾了。当即我就邀着本队的元满和当伞兵退伍的初爷说我们去打夯吧。

打夯倒没事,哪个喊号子呢?

我来就是呐。

对于编瞎话嚎叫些什么我还是有信心。我对同伴们说先练练手吧,打夯无非是动作协调齐心协力。

大约唱硪歌发掘了我的语言创造潜力。我们每天打夯唱硪歌,现编现卖一大堆瞎话,总要把工地上的人逗笑。有一天,政治队长找到我说你莫打夯了,你给连队编墙报吧,把连队的好人好事记下来送到工地广播站去。这任务又落到我饭碗里了。我把连队上的人,从本队的说起,有工程进度的说进度,没工程进度的说态度。什么战天斗地不怕苦,一颗红心献三线。心中有颗红太阳,铁建战士永向前。白口例子一段又一段。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们,听到广播里用普通话表扬他们和他们熟悉的人,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干活的劲头更足了。

说实在话,如今我真还时常记起那些简单的日子,尤其是和本队那些后生子在一起的日子。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打夯唱硪歌,晚上挤在统铺上“抽白屁”穷作乐,七里八里,一个个还蛮起劲,不知累也不知忧。这么闹腾个把钟或一个半钟,政治队长就外婆一样,用他低低的声音拉长声腔喊:睡觉了——呐。其实不用他喊,统铺上就已经响起了匀匀的酣息声。

后来,我掰着手指算了算,在连队有三个月上下的时间,开春后,营部(本公社指挥中心)成立文艺宣传队,就通知我去营部文艺宣传队报到。在文艺宣传队里,我做起了编剧、快板演员和小常宝她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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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夯之前应当还有乡村生活,但觉得沉闷了,暂不报告.还是先说说非乡村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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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0# 曾海燕 说"懂事"其实也不是蛮懂事.今天说个事您听听,我当时是懂事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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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是要把这篇作业认真地做出来,但家里事儿多多,且这类文字与心境极有关联,也就只好打打停停,写到哪里算哪里.敬请各位知青朋友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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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珠纪事之辫子

由镇头区几个公社的铁建民工组成的团部文艺宣传队有下乡知青,也有回乡知青。不管是长沙株洲下乡的还是本地回乡的,来宣传队的都是年轻人。大致十七八岁二十一二岁。年纪最大的要算宣传队政治指导员,姓杨,二十四岁,已经结婚,面容姣好,体态丰腴,上铁建工地之前是位大队妇女干部。

记得是夏天的时候,有好些个日子,出去演出或者演出归来,我总爱粘这位政治指导员,因为除了队长和导演,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多过文艺宣传队里其他男女队员,在一起熟悉了,就有些随意无拘。或许是一次谈剧本的场合,我双手比划来比划去,搭到了她的肩膀,那个鬼热天,我们一个个热得不得了,只差没象狗狗一样吐舌头喘气。忽然发现她的肩膀凉沁沁的,让人感觉好凉爽,于是大惊小怪地嚷嚷指导员的皮肤好舒服呀。起初她并不吱声,只是笑笑,由我粘到她的肩膀背上。可能我不太注意场合,开会粘她,走路也粘她。她终于不干了,扭动肩膀甩开我:莫捏呐,丑煞格人,热哩。

就是热才粘你哪,不热粘什么。

我一个劲地要粘她的背,她严肃地不让我粘,这么一路上闹来闹去,直到回到驻地,各自归营无话。

其实,这种纠缠,我过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她是结过婚的人,十分明白男女之大妨。而我呢,虽说也有自己不太确切的爱慕,但绝对没想要占这位政治指导员的便宜(贪图她肌肤的清凉其实就是占便宜)心里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想在她背上肩上粘粘凉爽而已。

那些大热天,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节目,我就挨指导员坐,从她那里感觉凉爽。在团部宣传队,除了已婚的政治指导员,大龄一点的还有从长沙市湘剧团下放的演员奉长华。他是从原来的跃龙营文艺宣传队过来的。组织镇头团文艺宣传队,他属专业人员,当然是唱主角,担任导演兼演员。从跃龙营文艺宣传队过来,他还带来了几位知青演员,其他还有谁,我都记不清楚了。但他和符埃,我是记忆犹新。前些年,湖南经视台搞的《小区故事多》系列剧,还看到奉长华在中间扮个老倌子,腰板挺挺的,还是那么样高大,还是那么样英俊,表演也还是那么到位传神。符埃呢约有1米六三的个子,梳一对又粗又长的乌黑辫子,额头前剪一绺整齐的刘海,一双大眼睛闪忽闪忽。那是一对会说话的眼睛。

符埃是奉长华带来的,在新组成的团部文艺宣传队,奉长华把一些舞蹈和表演的主要节目都安排了她。以至于有人悄悄议论说这符埃怕莫是奉长华的小妹坨。

平心而论,符埃是长得漂亮,尤其是一对辫子惹人注目。但符埃不大爱说话,也不大爱与人交流,节目表演中,情感发挥不是很到位(这在今天很好理解也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却是很大的缺点)是个典型的冷美人。团部文艺宣传队经过两个月的磨合,洪导发现了更富表演天份的朱某。这朱某也是个高挑身材,眼睛也是大大的,性情要活泼些,表演中感染观众的热度也大些。大约是这些原故,奉长华就常给她带戏,而本来就不大吱声的符埃就这样冷落下来了。冷落归冷落,一些大型节目还是有符埃的份。不过,她不再是主角而是配角和群众演员了。

因为节目创作的关系,也因为情趣相投,奉长华和我一直关系很好,我们俩在一起什么话都敞开说,从不藏藏掖掖,但他为何对待符埃前后判若两人,我却从未问过。

那年的夏天似乎很漫长。

我们住在攸县上云桥的县五七干校里,干校在铁路线和茶醴公路的西边。我们到邻近的工地连队或乡镇大队演出,一般都是步行,远一点的地方,上面才会派工地上的罗马汽车接送。那罗马汽车据说是我们国家用鸡蛋从罗马尼亚换来的,一辆车要好几十吨鸡蛋。每回我坐到那车头扁长喷着蓝油漆的罗马汽车,就会觉得这汽车松松垮垮,和鸡蛋一样不结实。而在别的地方,我们也确实没有见过那种松松垮垮的汽车。

到工地连队演出,我有一个任务就是现场采访。演出的晚上,我也有一个表演:说快板。花五六分钟时间,现买现卖工地上的好人好事。余下的时间,我就帮着大家拿拿道具服装。一个晚上的演出下来,我都有些累,更别说那些从头顶到尾的演员们了。演出结束回到驻地,大家匆匆洗澡,也就一个愿望:赶紧睡觉。

有天夜晚,我汲了两桶井水,打打肥皂,拎起水桶从头淋到脚,然后一抹身子,算是洗过澡了。换下的衣服扔在地上,心想明早再洗。这个时候符埃过来了(女生都是在干校的澡堂洗漱),她一声不吭,从地上拣起我的衣服过井台边搓洗。我一下子瞌睡全无,傻傻地站在一旁,直到她把一切搓洗晾挂熨贴,冲我说去睡吧,这才回到宿舍。

这以后,我也没和她有多少接触,多说过一句话。那时,团部政治处刘主任经常莅临宣传队,要求我们有新节目创作出来。我大约是任务压头,无暇顾及其他,而且,那个时候宣传队其他成员没有演出或排练节目就要下工地劳动。我指着创作的名义不必和他们一起下工地。或许是工地劳动上出了状况,也或许是节目安排上出了状况,总之,一天在宣传队的生活会上,政治指导员突然向符埃发出通牒:你那一对长辫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派。你要想留在宣传队就必须把辫子剪掉,不然就请回连队去。

符埃十分珍爱自己的长辫。在那样的年代,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她能把自己的辫子蓄下来,还蓄出一米多长,很不容易。

听了指导员的讲话,会场上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散会时,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指导员面前说,她来宣传队都半年了,没看见这长辫子碍什么事呐。

领导反映影响不好。只能这样办。

事情扯到领导那里了,我们小知青还有什么说的。

事情僵持了三天,第三天中午,符埃跑来问我:剪还是不剪?

沉默一阵,我缓缓吐出让自己懊悔歉疚了一辈子的四个字:那就剪吧。

咳,我居然站到了指导员一边,符埃居然听从了我的意见,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美丽剪掉,放到我写作的案台上。

看着这对辫子,我无语。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情。但我明白自己是一个帮凶,虽说是不情愿,但确实地帮着一个恶人扼杀着另一个人的美丽。

符埃遵照指导员的话做了,然而指导员的做法让我大感意外。她的肌肤让我感觉凉爽,她的决定却实实在在地在给我心头植了一根剌。至于这根剌是她有意植的还是无意间植的,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不晓得了。

第二天下午,她板着脸通知符埃离队下工地。而我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力,符埃离开的时候,我连出门去送送告别的勇气都没有。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她,无脸再见她。以至于十年后,在长沙浏城桥旁的浏正街口,我遇见了符埃,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却不敢看她,我张皇而匆忙地从她身边走过。当时,我已是人夫已为人父,我只想把过去的记忆深埋在心里,烂在心里。

然而。又有三十年了,这段经历了四十年的记忆,非但没有烂在心里,反倒像根会发芽的剌,不时地泛上心头,剌痛我原本就脆弱的心。

符埃,你还记得这些往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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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画壶子老师你这篇文章我根本没有细读,但是那一章章一节节,却像是一幕情景剧。。。。。。那是一个可以永远回味的场景。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我的回帖,11号我又要南下了,我近期不能上网,如果有可能就聚一聚吧。电话问方子。李先端的电话:07558617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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