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铁路局的和老倌——附：粤汉铁路变迁

      前2天在茶座见网友谈“长沙铁路局文工团”，曾跟帖言及某人从父辈起三代铁路员工，只有过长沙铁路分局未有过长沙铁路局，除了铁道部有铁路文工团路局以下无此建制等……今日可打开09年资料了，找到了“铁路局的和老倌”及在帖后附的“铁路局变迁”资料，1958至1961年确短暂存在过长沙铁路局，但不到3年即撤消。与该网友言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时间不符。“铁路局的和老倌”作者现为长沙某寺住持，红网网友。

      铁路局的和老倌/砣大师  文

    和老倌不姓和，和老倌姓钟，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于距省城140华里的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和老倌的父亲兄弟三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给他取名和生，意思是安分守己、和气生财。和生的家乡板仓出了个做学问的大知识分子叫做杨昌济，杨昌济先后留学于日本和英国，专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杨昌济先生学成回国后在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执教，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恩师，他思想进步，知识渊博，提倡民主，崇尚科学，人们尊称杨板仓、板仓先生，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独女杨开慧，即毛泽东的夫人，也是党龄仅次于缪伯英的中共最早期的女党员之一。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一直协助和掩护丈夫从事革命活动，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服从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组织和领导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刽子手对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坚贞不渝，宁死不屈，同年11月被反动军阀何健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清泰乡改名为开慧乡，板仓冲则改名叫做开慧村并建有杨开慧烈士纪念馆，省城芙蓉路旁边原开慧烈士就义处安放一座纪念碑和烈士雕像，并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和生的父亲名叫钟清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乡里人种几亩田即便丰收时顶多也只供得一家的口粮，没得现钱收入，那些农具衣裳、油盐酱醋、日杂用品还得靠做手艺赚点钱才能购买，若遇上灾荒歉收，那只出去讨得米。所以钟清云家中除了种几亩薄田外，平时就以做木屐和油鞋维持生活。那个年代还没有橡胶套靴，人们大多穿布鞋棉鞋，落雪下雨天泥泞路滑，布鞋棉鞋踩不得水，于是将鞋套上木屐在泥水中行走既防湿又防滑，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布鞋的千层密纳底上以及鞋边周围涂刷几层桐油，刷过桐油的布鞋特别厚重有密封防水的作用，可以直接踩水所以叫做油鞋。钟清云做的木屐和油鞋质量结实、价钱公道，乡里乡亲都喊他做鞋匠师傅。然而，乡下那些穷苦人家夏天打赤脚冬天穿草鞋，没钱买木屐油鞋，即便手头有几个铜板也舍不得买双鞋子穿在脚上踩在地上，总感觉糟塌可惜了。钟清云的鞋子生意不好做，家中一年的开销着实不小，如此混下去连糊口也困难，钟清云与家里人思量不如干脆到省城去，那里的生意也许会好些，打定主意后，他便挑副担子带着十三岁的儿子和生来到省城来投奔自己的弟弟。钟清云的弟弟名叫钟清和，十几年前就来到省城当学徒做伙计，精明能干，吃苦耐劳，渐渐攒下些银子后就与朋友合伙在省城北门内的潮宗街梓园6号开设一家名叫顺天的客栈。潮宗街处在省城繁华地带，那条街上光是客栈就开了好几家，顺天客栈前街往西行半里路即省城的大西门和小西门，城门外就是湘江，湘江沿岸几里路边上都是货运和客运码头，客栈往北再走两三百步就是北门正街和头卡子，那些外来货船和客商进城交易前便要缴纳税款，第一道税卡就叫做头卡子，因此北门正街上的旅馆客栈、茶楼酒肆、日杂土产店铺鳞次栉比，南来北往的行人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热闹喧天。鞋匠钟清云带着儿子就在弟弟经营的客栈住下来，白天在客栈门口的街边上摆个鞋摊，晚上住宿客栈中，生意比乡下老家那边稍微好点，大富由命，小富由俭，做手艺的鞋匠师傅钟清云虽说发不得大财，却也能够维持生活。
    俗话说：宁减一斗，不添一口。尽管钟清云和钟清和是同胞兄弟，但亲兄弟之间也要明算账，那年代士、农、工、商做何营生养家糊口都不容易，钟清云父子寄居在客栈，每个月如数把饭钱和房钱交给弟弟，和生年纪尚小，但也不能老呆在叔叔家里吃闲饭，清和叔叔就安排他在客栈中打杂当茶房（服务员），按生意行中的老规矩，老板只供伙计吃饭睡觉，没有半文工钱，茶房的工钱完全靠客人给小费。顺天客栈楼上的套房里长期住着一位老人，此人身材虽瘦弱，气度却不凡，颇有些来头，非一般等闲人物，他就是本省有名望的文士名叫萧云爵，也是钟家兄弟同乡同村的邻里乡亲。据说萧云爵少时家境贫苦，出身寒微，但从小发奋学习，过去学生读书自带饮食，萧云爵同窗中的那些富家子弟餐餐大鱼大肉好饭好菜，而他却因为家庭贫困每天挎个竹篮子上学，篮子里面除了笔墨纸砚以外只有一碗糙米饭和一碟子酱萝卜，人们后来笑他做酱萝卜进士老爷。萧云爵后来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直至参加殿试并由皇帝亲点进翰林院做了翰林，几十年宦海生涯，官场的勾心斗角和风云变幻让萧云爵淡泊名利，他不愿在朝为官，便向朝廷告老退隐回家。虽说翰林学士不象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那般八面威风，却也算是皇上身边的近臣谋士，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区区六品知府尚且富得流油，更何况京城的高官？然而萧云爵出身贫贱，为官清廉，况且又是饱读圣贤书的儒雅文士，不曾做那贪赃枉法的苟且之事，故没有多少身外之物。萧云爵之所以租居在顺天客栈，一者因他在省城没有公馆宅第，二者与客栈老板钟清和又是乡亲，语音习俗相同，饭菜也合口味，自然感受亲切，舒适随意。因此，萧云爵从京城告老还乡后，除了重大节假日回老家探亲，一年四季则赋闲住在潮宗街的顺天客栈中看书写字，他的楷书写得刚劲稳健，自幼练习柳体和瘦金体，长沙城南门的天心阁和北门外的开福寺至今保留有他亲笔题写的楹联和匾额。萧翰林平日多与长沙城里的同窗故友、文人墨客唱和诗文、雅赏怡然，到也乐得清闲恬淡，逍遥自在。
    叔叔安排和生去为翰林老爷端汤送水、打扫房间。头一天夜晚，和生就被叔叔叫到后屋里关起门来叮嘱一番，清和叔叔对小侄儿说：和生呀，你年岁不大但是个懂事孝顺的伢崽，你要好生服侍那位翰林老爷，他老人家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是我们的长辈，还是皇上身边的大官呢，你千万莫惹得老太爷不高兴来。和生从小没有过读书不认得字，也搞不清楚那北京城和皇上身边的大官到底有好大，他只晓得县太爷就是最大的官，但他爽快地满口应承：我晓得，叔父放心，侄儿会小心侍候的，不会惹得萧老太爷生气呢。第二天一大清早，叔叔就领着和生蹑手蹑脚到楼上房间去给翰林老爷叩头请安，看到他叔侄俩个上来，萧老太爷放下手中的书，仔细询问和生的名字和年龄，和生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回答老太爷的问话。老太爷眯起眼睛笑着用东边乡里的家乡话说：和生伢子哎，以后会要多累哒你啦。从此，十三岁的和生就在顺天客栈当学徒，端茶倒水，打扫房间，帮客人跑腿买些馄饨面粉、烟丝洋火、瓜子花生之类零碎杂物，和生虽说没读书不识字，但为人敦厚诚实，手脚勤快，晚上打烊客人歇息后，和生又在油灯下帮父亲做鞋子打些下手，善良本份的和生伢子深受老板和客人的喜欢，偶尔还会得到客人赏几文散碎银子做零用钱，和生非常节俭顾家，把钱都交给父亲寄回乡下帮补家用。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过了两年。一日，钟清云与兄弟钟清和商量，承蒙清和叔叔的关照，和生小小年纪就进客栈学徒，不愁衣食还能挣点零碎钱，但若一辈子在客栈当茶房侍候人，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地位，这样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目前不愁吃穿，但今后仍然还是没有什么出息，再说钟清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儿子接自己的脚做个臭鞋匠。想到这些，兄弟俩便走到楼上套间轻轻叩开房门，请求萧翰林为儿子指引一条出路，帮和生谋个比较稳妥体面的差事，翰林老爷躺在靠椅上微闭着眼睛，两个手指头慢慢搓捻颌下的山羊胡须，稍许沉思片刻后说：要得，就让和生伢子去铁路上当差吧，如今圣上和朝廷正与洋人谈判，各地都在大肆修路、开矿、办厂、兴学，看来这碗饭以后还是吃得长久的。说罢，萧老爷提笔给时任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名誉总理的故友同僚王先谦写了一封推荐信，将和生的情况大致介绍一番并亲自做了担保。萧老爷写完书信后转过身来对和生说：和生呀，你这名字显得太土俗了点，我帮你取个大名叫做汉祥要得啵？和生十分欢喜的跪下叩头拜谢：翰林老太爷取的名字肯定是最好的，汉祥谢过老太爷了。萧老爷满脸慈爱的拍了拍和生的肩膀：听话的伢崽，记住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将来会有出息的。和生连连点头称是，钟清云兄弟手捧萧翰林的亲笔书信好生感激，千恩万谢萧老太爷的大恩大德。因为萧翰林的一封书信从此改变和生的命运并谱写钟家几代铁路人的起跌沉浮史。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顺天客栈十四岁的学徒钟和生（汉祥）怀揣着萧翰林的推荐信就这样进了粤汉铁路。长沙是京广铁路的必经之地，京广铁路分为北南两段，北段从北京市到湖北汉口，称为京汉铁路（解放前称平汉铁路），南段从广州到武昌，称为粤汉铁路。1905年7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詹天佑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次年又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当时粤汉铁路正在修建长沙至岳阳的长岳段，和生就跟随英国和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奔走于长沙和岳阳铁路工地上，做些端茶送水、传递信件的差事，长岳段铁路建成通车后，和生被分配在省城新河的火车北站，先后当过钩夫、旗夫和板道夫（联接员、调车员、信号员）。省城那时候还没有成立铁路局，全省只衡阳才有铁路局，从羊楼司到广州的铁道线路全部隶属衡阳铁路局管辖，长沙只设火车站。和生在铁路上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深得上司和工友们的赞赏。1911年，孙中山率革命党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渐渐长大成人，后经人介绍与同乡女子刘淑芸成亲并生育一群儿女，同事和邻居们不再叫他和生伢子，改口喊他做和爹或和老倌。铁路局的福利待遇比较好，铁路子弟读书不要钱，和老倌的儿女们都在铁路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就分配在铁路局各部门工作，和老倌的长子志明和次子在机车上做司炉，三子搞票务管理和车辆调度，女婿赵某在站台上当电报员，最小的儿子是铁路局的技术员，一家人工作稳定，和睦相处，属于长沙城里典型的小康之家。
    民国初年，各派系军阀混战，灾祸连年，省城经常聚集大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伤兵败将，败军和伤兵失去队伍编制和后勤给养后便四处涣散流窜，他们经常聚众闹事，强买强卖，抢劫勒索，形同匪盗。比如说，那些伤兵看戏从不买票，经常是一伙人闯进戏院前排霸占座位，若座位上已经有人，伸手就把观众推开，如果有人敢出声与他们据理争辩，伤兵们抡起枪托或拐杖就打。又比如说，伤兵们拿假银元到店铺买东西，连偷带抢后还强行逼迫店家找回零钱，你若敢说他那是假钱，他们拍桌打椅泼口骂娘：老子在前线保家卫国，流血流汗，你他*的不犒劳有功将士还欺负伤兵，真是发国难财的奸商。百姓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那些到处寻衅闹事的伤兵通常将街上的店铺砸得稀巴烂。有一天，一群国民党伤兵闯入铁路仓库，将一辆手摇巡道车架在铁道上轮番摇着游玩，就在此时，志明他们的机车正一路呼啸疾驰而来，伤兵们一看吓得大喊救命，纷纷跳下去弃车逃跑，机车采取紧急制动但速度太快刹车不住，结果与那辆巡道车轰然相撞，整个火车头被撞得飞起来底朝天翻倒在地，志明等人摔翻在机车底下被活活压死，噩耗传来，和老倌一家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那天正是志明满二十岁生日，他的孩子出生还不到半岁。痛失长子的和老倌夫妇从此不允许家里人在机车上做事，只准在地面上工作。
    1930年，彭德怀率红军攻打长沙，经过几天几夜苦战终于占领省城，红军入城后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并发展数千人加入党组织，当时铁路上有一批青年职工和家属子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跟大部队走，不少铁路职工加入了党组织。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分成几路人马迅速朝长沙方向包抄过来，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红军的兵力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只好分头边打边撤，大部队撤退那天，红军代表找铁路局要求派一列火车运送部队和重缁物资，机车和车厢都找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同往跟车押运，站长只好命令老实听话的和老倌押车，和老倌心里非常害怕但碍于站长的面子不敢推辞，只得麻起胆子跟着红军登上列车。那群红军当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长官，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戴幅眼镜，士兵们都喊他做参谋长，参谋长态度和蔼主动跟和老倌握手道谢。火车启动后一直往北行驶，当行驶到捞刀河附近时，河对岸的国军发现车上的红军便架起机关枪和小钢炮一齐朝这边猛烈射击，子弹和炮弹嗖嗖嗖的不断落在铁道附近，和老倌吓得蹲在车厢地板上不敢抬头，参谋长一面指挥手下人开枪还击，一面回过头大声安慰和老倌：工友你莫怕，没得事，他们的枪炮射程短，打不到我们这里来，顶多只是吓唬人而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年参加红军的几十名铁路子弟一个也没有回来，全部壮烈牺牲。和老倌后来经常感叹，那些红军虽然衣裳褴褛，武器陈旧，但他们纪律严明，官兵一致，战斗力强，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红军撤退后，长沙城仍然落入国民党的统治下，当局政府四处张贴告示，命令加入组织的群众自首退党，那些铁路职工因为担心妻室儿女的安危，于是纷纷前往国民党市党部办理退党手续，每个自首者领到两块银元并登报声明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党后仍旧回原单位上班。铁路职工易寅生与易庆和自首退党后，竟然积极参加反共铲共活动，外号易矮子的易寅生跟着一群宪兵特务跑到韶山冲去挖毛泽东家的祖坟，回来后就升任铁路局的工会主席，易庆和也因反共有功而当上长沙铁路局的地亩段长（房产科长），他俩长期在人们面前大吹大擂，好不得意忘形。全国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易寅生与易庆和两人因积极反共，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人民政府逮捕并就地枪决，当年登报声明退党的铁路职工全部被打成“自首变节叛党的反革命分子”处以劳动改造。胆小怕事的和老倌当年为照顾妻子儿女而没有加入共产党，所以也不存在自首变节背叛组织的行为，因而反到躲过一场祸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老倌的二儿子离开铁路投身军旅参加抗日，后来随军南下，在南方安家并娶妻生子。三儿子加入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参与并组织铁路工人保护机器设备迎接和平解放，因当时地下党活动属于单线联系，负责直接联络他的上级领导去世后，无法证明他当年的真实身份而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承认。和老倌最小的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基层劳动二十三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彻底平反。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强迫铁路、邮电、银行等国营单位职工集体加入国民党，党费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和老倌也糊里糊涂成了国民党员。第二年，铁路局国民党支部进行选举，因为支部委员结构中必须要配备工人名额，大家都认为和老倌诚实厚道，与人为善，是铁路上有名的老好人和老实人，因而被大家推举为铁路局国民党支部候补委员，候补委员没有津贴，也不脱产做专职工作，仍然是天天板道挥信号旗的普通工人，和老倌碍于领导和同事的情面无法推辞这个候补委员名额，因此也只好听之任之，服从单位上的安排。
    1951年，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上面发布告示，勒令国民党时期的干部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坦白登记，和老倌在运动中看到昔日的工友同事被整得呜呼哀哉，受到好大的惊吓，想起自己曾做过两年国民党支部候补委员的历史，这件事天天压在心底让他寝食难安，总担心哪天被别人揭发出来受到批斗，成天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他又一想，告示上面不是讲坦白从宽，主动交待历史问题么？反正自己从小到老都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彻底的无产者，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铁路局和街道上那些老同事老邻居都能够证明他的清白，思前想后，和老倌与几个儿子商量后，主动向政府写信交待那年当选国民党支部候补委员的真实情况，那封信寄出去的第二个月，虽然上面并没有来人找他谈话或上门搜查，但是和老倌的退休工资立即停发了，既没有宣布，又没有批斗，更没有逮捕，只是再也不发他的退休工资，也没有他的劳资关系，仿佛长沙铁路局从来不曾有他这个人一样的，和老倌想找有关部门讨个说法，但是又不敢主动撞上去挨整，他的几个儿子在政治运动中挨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也都不敢前去咨询。就这样，从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1950年在铁路上工作整整46年，一生经历过三朝（清朝、民国、共和国）二帝（光绪、宣统）的和老倌直到去世都没有领到过一分钱退休工资。
    1966年深秋，贫病交加的和老倌在城北郊外铁路磡边一所低矮颓败的土砖屋中悲愤凄凉地离开了人世，骨灰埋葬在南郊金盆岭墓园。直到数年后，他最小的儿子被打成右派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后，他们家人那时才真正了解到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条件和政策，政策规定凡国民党支部专职委员（俗称吃政治饭的党棍）以上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反革命分子，至于候补的或兼职的委员不在其列。也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当年才没有正式宣布和老倌是反革命分子而实施逮捕或关押，但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等多种原因以及镇反肃反运动具体办案人员工作上的疏忽而毫无根据停发了他的工资，实际是一件大错案。和老倌和他的家人当年若根据相关政策条例据理力争的话，也不至于到死也不能享受退休待遇。但是，在当时那种高压政策和法制不健全的特殊环境下，又有哪个普通百姓胆敢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和诉讼啊！坎坷的命运跟和老倌一家开了个极其可悲的政治玩笑，他一个大字不识从十三岁开始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工人，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地服从单位命令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接着又稀里糊涂当上候补委员，后来竟然稀里糊涂变成反革命分子，最后痛苦地忧伤地死去。而且，当年并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哪一级组织正式行文宣布对他所谓历史问题进行判决处理，所以后来也根本不存在平反昭雪或经济补偿。和老倌出生在一个内忧外患、政局不稳、积贫积弱不幸的时代，他是那个时代无辜的政治牺牲品，他的牺牲源于他的胆小怕事，他的牺牲源于他的淳朴敦厚，他的牺牲源于他的老实善良。

    他就是我的祖父钟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