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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轰动大事就是说服其大哥，以“人人平等”的心态开放“萼园”，在园内开办“平民学堂”，为民众“开智”、”授业”，传授现代进步意识，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
过去的朱门大户，一般民众都不敢随便进入。当保守的衡阳人听说“萼园”开门接纳平民入园免费听课时，当初很多的衡州乡民并不敢相信。
但出于好奇，人们又都想进去看看这富家庭院的壮观和美丽；于是也有人壮着胆走进了这座大院。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抱着求知和好奇心态的乡民就越来越多地走进了“萼园”，其中更以青少年为多。
“萼园”里的“平民学堂”先后举办过多次大型的专题讲演；据罗炜的《衡阳便览》和民国二十二年编印的《衡阳县教育概览》等文献记载：学政徐仁铸、臬司黄遵宪、衡守朱其懿等都“褰裳赴讲而士风益变矣”。
“平民学堂”还开设了多门时务学科，每天下午开堂，免费接受衡阳周边地区前来“开智学习”的乡民自由听课。主讲都由陈文镒、熊希龄、彭述和曾有出洋考察经历的杨棨等名人担当，开讲的内容则包括维新治世经要、实业救国道理、国外新政见闻及金工电机、手工纺编、诗文绘画等实务课程。
为了吸引青年人关注，杨槩还专门从广州买了一辆英国造的自行车，放在院子的大坪里让来看热闹的青年任意学骑；
为了配合时务教学需要，杨家人还将“萼园”前大坪东南角的马厩改建成“机工房”，里边配有各式工具台钳，鼓励青年动手尝新、习工明理，接受新鲜事物的熏陶。
同时，“任学会”还公布出钱全额赞助从听课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十名本土优秀平民青年游学海外，以考察国外的时务，明事理、倡新学；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兼书画家和文学诗人的姚尊（子仙）。
杨槩变卖家产在衡阳开办平民学堂、为衡州平民青年“开智”的创举，曾在当时的全国引发了巨大反响，许多当年的报刊都有评论报道，赞其为“兴国之为、兴民之策”，也吸引了朝内外许多国人的空前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任学会”在这期间还创办了一份《任学报》，代表衡阳向全国发声；加上该会印刷的《俚语报》，二报每出刊一期，会里都将报纸广泛寄发给全国各地和衡州府属各县、各都区、街坊，并张贴于各要道路口或驿站墙上。
该两报的经费主要来自杨槩个人出资、会友和社会各界捐助等，衡州知府朱其懿还为此两报特批了拨款津贴。
据查证，衡阳在1949年前发行过各类报纸共计十一种，而《任学报》是经馆藏实物证实为最早发行的衡阳报纸。
解放后曾长期在衡阳从事省、市工运史研究的胡伟老先生告诉我：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衡阳工运的有关资料时，无意间就看到过这份报纸；这足以证明当时衡阳“任学会”在全国的影响之大、名声之广。
“任学会”在衡阳开展的另一项“轰动”之举就是利用社会各界人士和会员的捐助，建立了当时享誉全国的首家“格致书室”，对社会大众免费开放。
“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略语，本意是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清末时国人将其作为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的总称，这在推崇圣贤八股的旧皇朝时代，其名称本身就代表“任学会”组织的一种思想进步和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体现了一种对现代科学求知务实的追求精神。
为尽快办好“书室”，杨槩派人到处广购中外各类图书，并订购了大量的中外实务报刊，加上会员自愿捐献的书刊和文藏，书室拥有了各类书刊的总数量超过千册。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在靠手拓印刷的年代里，还真成了衡州民众的一种奢侈，许多外县的读书人也赶来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出入的平民读者都络绎不绝。
“任学会“这间“格致书室”的地点就是现在的柴埠门地段，那里曾是衡州城里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之一。“书室”无偿借用杨家的房子（民国后杨家人在该处开了间“别雅林“酒楼）；室内面积约二百余平米，二层楼，下面为长条櫈的公众阅览室，在那里可自由借书阅读，但概不外借；楼上则摆了几张八仙桌，可聊天聚会，也可立辩演讲，即可供会友和有志研学之士观览书报，又以作为“开民智”、育人才的启蒙场所，让更多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的读书人有了一个开启思想视野的交流环境。
“格致书室”是衡阳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雏形。民国九年，当杨槩的大哥杨棨在衡阳独自倡导并出资创建“衡阳图书馆”时，该“书室”所有被保存完好的书刊就成了衡阳首家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任学会”的上述举措，曾为衡阳博得了广泛的国内外关注和赞誉，也让萼园的名声籍此大噪，吸引了周边县乡的许多文人雅士和大批求知志士云集于此；据说杨家人先后在厨房里新增了三口大灶，每天对邻县的外来求学者开“流水席”，招待登门求访者。
好景不长，北京传来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1898年的9月24日，慈禧太后下令捕杀逃亡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斩首；熊希龄曾因此庆幸自己逃脱一难，事后他感叹道：“向非（衡阳）一病，当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虽避开了被捕杀的命运，但他仍不能侥幸无事。因在长沙办学堂时创设“南学会”、创办《湘报》诋毁官办书院和时弊政治，随着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维新官吏的被革职，他也被御史黄桂钧参奏，指其为“康、梁党徒”，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严加管束”；于是，熊希龄就只能暂时呆在衡阳被监视居住，并在萼园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因清廷的严酷追剿，湖南的各项维新活动都被迫停止。杨槩害怕连累会员和亲朋好友，不得不在当年年底时把“任学会”匆忙解散，并将《任学报》停刊，隐姓埋名，一个人躲到他远在泉溪乡下的佃户家中避难。
关于这段历史，姚尊先生曾有诗为证：“萼园一度讲堂开，听取名流演说才；变法未成惊政变，空留尘榻锁苍苔”。
因为杨槩在衡湘地方颇有名气，且党徒众多，虽“任学会”的组织不存，但乡民们利用他的名义组织的“反清”活动却仍在衡阳时隐时现；1900年，衡州江东癞子石地段（现粤汉码头以北），爆发了因教堂霸占良田而引发的“乡民暴动“事件，五名西方传教士在耒河口等地先后被杀，史称“庚子衡阳教案”。
因案发地有杨家“方伯第”的部分土地，于是民间有人传言为杨槩所领导；再因该事件的参与者又多为曾受教于杨槩“平民学堂”开智的衡阳江东片乡民，于是官府通缉将杨槩列入“会匪”捉拿要犯的名单，派重兵前来衡阳围捕。
杨槩不得不在衡阳过完春节后，就携妻带子去湘潭其尊师王闿运处求教。《湘绮楼诗文集》有记载，“阴，杨叔玫来，谈任学。。。。。”足见杨槩身处危机中仍不改沉迷新政、崇尚任公梁启超之志。
杨槩后又前往长沙其嫂兄陈文镒家躲避；因风声日紧，陈文镒也深知时局不利，为免杀身之灾，他力劝杨槩去日本避风。
他给自己刚派任清廷驻日学监（相当于驻日教育参赞）的儿子陈文虎（民国时先后当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次长、工矿部长、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其给予杨槩特别的关照。
1891年的五月，杨槩带着儿子绩荪，经香港乘船去了日本。
到日本后，杨槩因操持“任学会”和躲避清廷追杀，搞得心力憔悴，曾大病一场；后通过陈文虎的关系，先是进了日本的“弘文书院“学习语言，后入法政大学速成专科，最后转学了医科。
他算是较早去日本留学的湖南人，所以，湘人多以他的住所聚会豪饮，称他“三哥”；他也总是热心地扶助赴日留学的湖南籍同学，经常给家中来信，让其大哥给一些贫困留日同学的在湘亲人家送钱，蔡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日本还先后结识了黄兴（克强）、陈天华、宋教仁、杨昌济、刘揆一兄弟和程潜、赵恒惕等一大批当时留学日本的湖南革命志士，也与胡汉民（民国立法院长）等许多留日名人建立了特殊的情谊；更令他高兴的是，左全孝、萧度、杨度、姚尊等一些当年“任学会“的同志也陆续来到日本与他相聚，令他少了许多流落他国的惆怅；
因为杨槩的年长和资历，加上其性格的直率和热心，他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尊重。
杨槩父子二人也都双双先后加入了黄兴、刘揆一等创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组织，是衡阳真正最早的反清志士。
1919年，年逾五十三岁的杨槩受同室好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再次诚邀，放弃在日本的生活，回国帮助国民党中央做政务管理工作，并被选为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他亲赴北伐前线，为广州政府的北迁武汉作考察，并在考察其准备赴任主政的湖北省时，遇北伐军攻占武昌的战斗，途中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终年60岁。
当其灵柩移来衡阳安葬时，国民党党首胡汉民等人专程从广州赶来杨府“萼园”抚柩痛哭，悲愤万分，其场面令杨家人记忆犹新、非常感动。
（本文作者系杨氏后人） | 
发表于 2012-11-15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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