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故乡去为升仙的侯识美先生送行，却听到同大队的另一个朋友——侯知才先生三天前已经下葬的消息。乡亲们说，知才死时身无分文，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全部钱财也只有1000块钱。仅够买口薄棺。最后近支同宗勉强凑齐5000块钱，才把知才送上了山。
听闻知才去世，我立即打听另一个穷朋友，与知才同住一村的“牛屎蛤蟆”侯富贵先生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却有两种。有几个乡亲说“牛屎蛤蟆”进了乡里的“敬老院”，不久前死了；但另一些乡亲却说“牛屎蛤蟆”进了敬老院后不久出走失踪了，生死不明。
呜呼！
旧文：念两个穷苦乡亲
三十多年前我告别了滚爬了九年的樟市农村，重新回到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怀抱，并较为充分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果实，一直过着体面的生活。不过，我却一刻也不敢忘记仍在相对贫穷的农村生活的乡亲们，尤其是不敢忘记仍生活在困苦中的乡亲。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绝大多数群众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勿庸讳言，仍有少数群众在这个时候是“失”多于“得”，他们至少是暂时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果实。我在桐木乡下的一个朋友知才便是如此。
去年8月我回樟市，在墟上逛时遇到知才。他正在一个面摊上就着一碗面和几片肉喝酒。见到我，他停止了喝酒，叫一声世通，就立即挤过桌子拉住我的手。他想咧嘴笑，却声音哽咽，眼泪直流。他执意要为我叫一碗面。我费尽口舌才谢绝他的好意，不过我答应陪他叙叙。我知道他见到我这个不曾嫌弃过他的旧友很激动，此外他还有强烈的倾诉需要，我正好是他合适的倾诉对象。对于他这样一个几乎被生活抛弃的人来说，常常是无处倾诉的。知才显然有些醉，他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不过从他的话语中，我除了听出他对见到我的激动外，也听出他对自己村中的强势同族的不满、对生活艰难的苦恼。他说：我的崽在深圳打工，居无定所，一无所有……。
那天在村里一个朋友家我曾说起我2005年国庆节来樟市时见到知才在墟上摆补鞋摊。没想在场的另一个朋友立即发表了一通对知才的藐视之辞。他说：别人问我知才是不是我们湾里的，我说不是！我们湾里没有这号卵人。这朋友说知才在樟市墟上常做些为死人洗身穿衣的事，而且不是死者家属请他，而是他自找去干，为的是挣那两百块钱。这朋友认为自已去找这样的事来干是低贱、没有人格的表现。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知才干这些别人嫌、惧而不愿意干的事是生活所迫。
这个朋友家一蔸人在村里处于强势，对于他对知才的评论，我当时选择了沉默。
那天午餐在这个朋友家吃，饭前不知怎的又谈起了知才。另一个朋友说，知才是个惹不得的人，说知才借了谁谁谁的钱没有还，说知才在墟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却付不出房租，但又赶不走。
2005年国庆节回樟市时，知才曾带我到他的租住的房子里看了看。其实他并没有租人家的房间，只是在人家大门内的过厅角落里架了一张床。当时我就想，怎么租住在这样的地方？可见知才生活之无奈。
知才借钱不还我相信。三十六年前我与知才同在大队文艺宣传队时关系不错。那时知才也因急用向我借过2块钱，说年终结算时还，但最终没有还。不过当时我很快就没有打算要他还了。因为那时生产队本身就穷，农民也穷，知才则更穷，年终结算时还不知他超不超支，欠不欠队里的钱。虽然那时我要劳动五天的工分才值2块钱，不过我在城市的父母多少可以接济我一点。
不知怎的大家又说到“牛屎蛤蟆”。“牛屎蛤蟆”也是当年我在大队建筑队当小工时喜欢粘我的人，他是个孤儿，那时我也把他当成朋友。一个朋友说，“牛屎”现在每月有60块钱的“低保”，因为他没结过婚，无后代。知才则曾经被招郎，有一个儿子，所以不可能享受“低保”。
那个朋友说，“牛屎”现在种辣椒卖，卖了一点钱就住县城跑，将那点钱去“塞眼”。
“找小姐吗？”我问。“他找得到鬼的小姐！他找老寡婆”朋友回答道。
“牛屎”虽然没有结过婚，但也有这方面的生理需要。应当说“牛屎”的这种需要也是正当的。但政府的扶助贫困的低保金，却变相地流到了娼妓手里，有些说不过去。接待“牛屎”的娼妓当然是最低等的娼妓，她们应当也是些可怜人。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相信最终人人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民国三十二年出生（知才自己语）”的知才还有机会吗？
200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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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1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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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7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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