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朝露 我和长郡中学（三） 再进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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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进长郡[1]

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阴谋加阳谋的年代。

由于五四年的初中过度扩招，造成了当年升入高中的瓶颈。长郡有一千二百多人报名，只录取四个班。这样的录取率当然使很多同学视为畏途。纷纷改报其他学校。而我却执迷不悟要铤而走险。

也就是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长沙青少年宫接见中学生代表时说：“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号召大家去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与我同年毕业的满叔在落榜之后，自告奋勇去了国营大通湖农场。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丢弃了被窝铺盖逃回长沙，不但当不了“农业工人”倒变成了“黑户”。而我却侥幸圆了“长郡梦 ”。

人生中许多变故和祸福是无从预料的。我绝没有料想到，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进入的学府，竟然是我一生不幸的肇端。三年高中生活，回忆起来使我不寒而栗。但是我不敢埋怨我的母校，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九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接近尾声，学校的“右派”几乎也网罗殆尽。一大批声誉良好，极富人望的老教师如王梦青，何吉逊，王其云，袁征儒，郭湘…….黄觉先，.都一个个未能幸免。侥幸脱逃的漏网之鱼也都岌岌可危，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校园里一派肃杀之声。回到十六中，班主任吴天平、校长郭崇望也都在劫难逃，心中很是压抑和怀疑。私下里也为他们悲哀，这种郁郁不平积压突然下地意识地爆发出来。

那时候正流行着一首《社会主义好》的反右歌曲，我却在自习课里唱成“右派分子好”，而最不幸的是这却又正好被我邻桌的一位姓邬的同学听到，他立即在教室里贴了我一张大字报。我好像做贼突然被人抓到赃物一样狼狈，默默地不置一词。这种默认无疑是我认罪的表示。如果我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一生的影响，或者我有像今天一样的“世故”和历练，我会断然否认，甚至我会反赖是他自己唱的。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作出旁证。然而，我没有这样做。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

 一句话说出来就能点着火”

我当然不知道右派今天还会“改正”，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的先知先觉，我认为当时和我持同一看法的人并不少。唯独我螳臂当车，自投罗网，印证了“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道理。

     一天中午，班主任李又起老师，把我叫到韩玄墓前谈话，通知我下午召开班会对我进行“帮助”。我犹如一下子掉进冰窟，浑身发冷。我意识到噩运来临。眼前一片黑暗。其时，班主任制度已形同虚设，团支部运筹着班级所有活动。李老师很少下班来，但从他平日佝偻的背脊、忧郁的神情，我总感到他背负着不可名状的压迫。直到毕业两年后，我待业在家为生计奔走，偶一日在黎家坡遇见他，赤脚草鞋拖着胶轮车，终于明白他当日的处境。我不敢上去招呼，远远地四目相望。匆匆一暼间，我想起丰子恺先生解放前的一幅漫画：捡垃圾的学生在街上遇见拉人力车的老师行鞠躬礼……。时至今日，我仍旧感激他教给我的英语，这让我后来一进入美国，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马里兰的驾照。

学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都由团总支谢芝兰书记主持。那时候的谢老师远不是今日的谦和，她平日极寡言笑，一脸的马列和阶级斗争，威严得使我望而生畏。我认为她是策划人和幕后操纵者。文化革命中，我从江永回长沙造反，有人有枪的时候，还想找她算算旧账。可是，当我听到早已是十六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她，已经被我的学弟学妹红卫兵们“革”了“命”，还剃了“阴阳头”之后，不由得放弃了报复的打算。我从来就不能算是革命者，我软弱，我怕流血，我恐惧暴力，我的小市民家庭的出身，决定了我的一生的碌碌无为和成不了大器。何况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即使不是她，也会有人来掌控操作的。

班上团支部的委员们大多来自湘乡，他们出身贫下中农，看见过土改运动的斗地主的场面，对付我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十多张桌子围成一个圆圈，我的坐位设在圆圈的中央。班里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的错误言行：从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反对“勤工俭学”、到为右派鸣冤叫屈……。我只有唯唯诺诺，低头认罪，就在准备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通“自我检查”之时，教室里的南区有线广播突然播唱我写的长篇评弹《歌唱王林鹤》来。那时候满城都是有线广播的喇叭，街道、商店，医院，工厂车间、和学校的教室都是相互连通的。其时，我也常常写些豆腐块的文字发表在省、市、区的刊物上。这戏剧性的一幕又使我又张狂起来： 

 思想固然是我的错，文章还是我写的好！

当天晚上我收到二元五角钱稿费，就和班上唯一的好友任霭堂到学院街吃了一大碗麻油猪血和四个糖油粑粑。算是对自己的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