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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文化史观》【知青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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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百科词条(昆仑快报)

“新文明文化史观”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引领人类直到近代”、“中华人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长江流域古糯语(人类最早文明发祥者——种植古糯稻的糯民说的语言暨古汉语的前身)为上中古全球通用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引领人类上万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等重大新史观的概括。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横空出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对近代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形成的中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明文化历史观的彻底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来陷入内忧外患困境、民族意识步入“崇洋媚外”、“弱智糊涂”窘境重新走向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人类重新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和谐文明、重建中华大九洲康庄大道的隆隆礼炮……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这一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梁启超(已故)、 李约琴(英国,已故)、李学勤、罗伯特·坦普尔(英国)、宫玉海、林河(已故)、王大友、董立章 (已故)、史式、流波等,其中中青年学者流波(刘博)是这一观点、理论的集成创建者和最给力者。《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是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最强奠基作。

二十世纪初,爱国学者梁启超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应有地位被严重“矮化”,开始为中华文明鸣不平,但当时应者寥寥。英国人李约琴博士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用详细材料论证人类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国的科技发明一直遥遥领先,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正是在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的飞跃。随着中国远古遗址的不断发现,中国极少数真知灼见者开始对“西方中心论”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经过几十年反复的结合考古的综合研究、考证发现,原来中华文明并不是传统史学观认为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全世界上中古史具有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来源,这个源头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或古埃及文明或古西亚文明等,而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不二源头。其中李约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杰出代表作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概述“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认为“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鉴于疑古派对中华古史的否认,给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造成极端混乱,李学勤于1995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试图扭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引起广泛反响宫玉海先生从破译《山海经》入手,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些本末关系和来龙去脉;林河先生从巫傩史、民族语言的角度阐述中华文明上万年,是源头;王大友先生从解析图腾入手,系统阐述了中华先祖拓荒美洲的历史;董立章、史式等史学者也提出了中华文明一万年的观点等。

流波(刘博)从理论上系统地创建了完整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流波对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最彻底的质疑和颠覆,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社会学等等多学科和考古、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天文、地理、历法、数理、气象、海洋等等诸领域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人类起源在中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黄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中华文明不是传统史观所说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人类文明最早在长江流域发祥、发展并拓荒到全世界”、“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代表的上中古人类文明都为中华民族所创造”、“古汉语是人类早期共同语言--其母语就是长江流域最早水稻农(糯)耕民族--糯民的语言--糯语”等等一系列惊人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真本观点,从而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还原中华并人类历史本来面目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是二十一世纪来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最主要创建者、集大成者和最给力者。

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对传统的文明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等进行甄别、扬弃,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文明文化史观;作品资料繁富、引征广博、视野开阔、论述全面、汪洋恣肆、浑成一体,堪称目前这一领域集大成之作。此外,林河的《中国巫傩史》、宫玉海的《〈山海经〉与华夏文明》和《〈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大友和宋宝忠的《中华先祖拓荒美洲》、董立章的《三皇五帝史断代》等等是为代表作。

新文明文化史观越来越为新的考古发现所印证、为真才实学的文明文化史学者所认知、千百万智慧正义学者会不断加入进来,新文明文化史观必将战胜“西方中心论”谬误下的传统史观,还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真谛。

 

新文明文化史观人物介绍

 

梁启超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梁启超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并认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应排第一的观点。

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汉族,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病逝。

 

李约瑟

李约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鲁桂珍博士、沈诗章的协助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在当时“西方中心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约琴开始形成“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一生奉献给中国文明文化的研究,用详细的材料论证人类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国的科技发明一直远远领先,中华文明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主体,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正是在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的飞跃。因此,李约琴是当之无愧的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杰出人物,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杰出代表作

(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罗伯特·坦普尔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 ,科技史学者 ,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总结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概述了中国人的发明和发现,说明了中国人是“现代世界”共同的技术创造者。书的前言《西方欠中国的债》写道:“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地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鉴于此,理所当然成为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杰出人物。代表作:《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第1版。)、《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徐俊培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英国人,被聃为美国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大学人文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客座教授和我国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拥有梵语和东方学的学位。

 

李学勤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鉴于疑古派对中华古史的否认,给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造成极端混乱,1995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试图扭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引起广泛反响。《走出疑古时代》是其反击疑古派的代表作。在当时和目前学术界要么唯西方马首是瞻要么对古史研究画地为牢的大环境下勇敢地反击疑古造成的学术停滞不前或甚至倒退的灾难,李学勤功不可没,极端难能可贵。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兼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宫玉海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 从1987年起研究《山海经》,引进比较语言学、语言民族学等新兴学科,运用综合比较多研究方法,取得重大突破,1995年1月出版《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提出《山海经》不是神话书,而是一部信史,一部上古世界地理志和百科全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现代人类源于中国,如印第安人是从中国大陆迁徙去的,中华文化乃世界文明的源头和中心,任何“多元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伊甸园”就在中国云南,距今万年前,先民们进入这里生活,并从这里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实乃万年历史,五千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等一系列新观点,向旧史学提出挑战,为改写世界史开辟前景。

 

1929年2月生,吉林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授。1947年考入长白师范学院国文系,195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干事、秘书,二○一厂学习室副主任、教导主任,以及《长春》文学月刊社等新闻、广播、杂志编辑。1979年起进入高校任教,在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对传统(诗)学特批判态度,并提出一系列新的评释。1985年4月出版《诗经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获1987年度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佳作)奖,先后被日本没古书院《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全目录收入。1991年主编《人事春秋》(吉林大学出版社)。现任中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山海经学会筹备会会长等社团职务。

 

林河

       新文明文化史观的代表人物。是“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课题的最早探索者之一,从巫傩史的角度论证人类文明发端于中华,提出了长江流域的稻作“糯民”、“粳民”正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祥者的重要观点。 临终前还在构思《文明进化论》一书框架,想从进化论的角度阐述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成为遗愿。

    林河,本名李鸣高,侗族,湖南通道人。1957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实践报》记者、《建设报》编辑部负责人、《群众报》文化组长、《湘江文学》月刊编辑 、《楚风》民间文学社副主编、主编等;曾任湖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文联研究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吉林长春大学兼职教授、云南楚雄师院荣誉教授等,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林河主要专著有:《九歌与沅湘民俗》、《古傩寻踪》、《中国巫傩史》、《文艺湘军百家·林河卷》等。二O一O年十月四日,林老怀抱遗愿驾鹤西天,享年84岁。

     

史式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对“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提出质疑,起草《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得到海内外100多位历史学者签名赞同。

字执中,1922年8月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他的文章,数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三合一”的格式:一曰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绝不“戏说”或“漫谈”;二曰历史散文的形式,为方便表达内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三曰历史杂文的语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尖锐泼辣与妙趣横生兼而有之。现为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多辑、《太平天国大词典》等书,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太平天国史实考》、《台湾先住民史》、《汉语成语研究》、《我是宋朝人》等书。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史式谈史》丛书,凝聚了史式数十年心血。

 

王大友

新文明文化史观的代表人物。《中华先祖拓荒美洲》、《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殷地安之迷》等著作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上万年的历史火花。

1944年生,河北人,又名韶华子,综合型学者,集美术家、图腾文化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历史学家等于一身。

董立章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1999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皇五帝断代》书饱含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论述,“萌芽”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的“意念”。留下百万字遗稿《三皇五帝史》,是新文明文化史观的重大损失。

华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因病误治于2009年5月14日去世,终年62岁。

流波

新文明文化史观的代表人物。新文明文化史观和理论的创建者,《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文明文化史观

流波,实名刘博湖南新化人,出生于二十世纪十年代, 成长于火红岁月;改革开放时代左翼 、民族、爱国启蒙思想家和理论家,红色网站的创始人之一。做为著名的左翼网络舆情研究者和政论家,其形势政论往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正气回肠,在点评时势、褒贬时弊当中洋溢着绵绵中华大气和浓浓爱国情怀,总能引起读者的极大共鸣,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曾援藏八年,将青春热血抛洒高原;高教八载,寓中华文明文化于学校教育而为荣为乐;后从事地方人大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添砖加瓦。

苏秉琦

新文明文化史观人物。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一期。),在当时已极具开拓性。其认识虽然局限于传统,但已伸入到中华文明文化的上万年实质。

苏秉琦(1909.10.4-1997.6.30)河北高阳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从事考古学事业63年,是中国考古学开创者之一,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为考古学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全局性的指导,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新智

吴新智在1984年与两位外国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对“人类起源非洲论”形成一定冲击;但目前他的研究终究没能步入到人类起源于中华长江流域这一实质根本,也没能对“人类起源于非洲”谬论从理论上做出证揭,但至少在目前中国主体历史考古界关于人类起源上有了一点异样的声音,也算是主流的一点难能可贵。

吴新智,男,安徽合肥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1928年6月2日生,汉族。

 

加文·孟席斯

《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2年11月在英国出版,2003年1月又推出了美国版,书名改为《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两书正文内容相同,但美国版增加了20页“后记”。孟席斯的著作提出了郑和船队于1421-1423年实现环球航行到达美洲、澳洲及南极的惊人观点。

《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论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书中声称,这支中国舰队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达·芬奇的许多设计发明实际上是借鉴了这批科技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的设计,而非原创。

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退休后专事航海史研究。于1937年首次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两年。在上个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来,他研究郑和船队的航海过程中访问了120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并造访了中世纪后期每个重要海港。在当前“西方中心论”还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下,孟席斯说:“欧洲人发现世界(其他地方)的说法是白日梦,是胡说八道。”面对所谓的“学术主流”对他观点的质疑责难,孟席斯反击说:“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希望这句话能震醒中国的所谓主流历史文化界保守成规、无所成就却反而以所谓的“学术严谨”打压真知灼见的研究习性和局面。鉴于此,孟席斯成为新文明文化史观的人物当之无愧。

[转帖]重写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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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会上调 于 2012/4/11 2:57: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为“一万年”鼓与呼
2012-04-09

  提要: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一万年”是对中华文明实事求是的“历史首肯”,是荡除“西方中心论”、扬我民族精神的永恒长城。近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序中国毫无疑问应排在第一。对据中国最新考古成果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的中华文明从伏羲(盘古)开始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给予了高度认同,中华国家文明史已有了七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过去所讲的开始于夏代。

  关键词:一万年、中华文明、公元前5341年、伏羲、西方中心论。

  “重写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一万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重大历史课题。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有关学者起草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该建议书已得到了海内外百余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并公开发表,同时向全世界华人发出了呼吁:希望大家来了解这一工作,支持这一工作,都知道中华文明一万年。

  “一万年”——这是对中华文明事实求是的历史首肯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是比较恰当的。近来,科学家们通过对中国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考证,充分说明了人类远祖源于中国,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地球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中国三峡“巫山人”的出现,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了200万年前,且更直接向“人类非洲起源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400—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此,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艰难成长;马贝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与猿“揖别”;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人类早期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文明。就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来说,西亚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地方局限于所谓的“新月形沃土”地带,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相比起来,两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许多。而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农业文化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万年之间;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等史前遗址,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测验,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的野生稻石标本和距今1—0.9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0.9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我国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后者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外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中国北方距今0.8—0.7万年前的陶器,无论从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纹饰、彩绘,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现其形态特征往往与中国一些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远古先民极早就来到了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开拓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最先饲养的是猪、狗、鸡、牛,不晚于8000年前,“六畜”中的马与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猪和家鸡的遗存。我国的手工业最早发生,发展最快。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较成熟,独树一帜;漆器业举世无双,堪为绝技;冶铜业与西亚同步,工艺独步于世;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能吹奏出旋律;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及至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公元前60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熟练制作,裴李岗文化文字的出现,磁山文化遗址中数十万斤剩余粮食的发现,这些有机联系的现象集中反映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结论只能如此:华胥氏时代文明曙光初露,再经数百年的发展,伏羲时代则以国家文明傲视全球。”(2)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壮哉!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涌现,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使我国奴隶制社会各起讫的相近历史年代显露端倪(3):

  朝代 帝世 年数 历史年代 备注

  伏羲朝 数十世 1260年 公元前5341--4082年 公元前4130 —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

  炎帝朝 17世 380年 公元前4081--3702年 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

  黄帝朝 18世 400年 公元前3701--3302年

  少昊朝 20世 400年 公元前3301--2902年 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

  颛顼朝 19世 350年 公元前2901--2556年 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

  帝喾朝 20世 300年 公元前2555--2256年

  帝挚朝 1世 9年 公元前2255--2247年

  唐朝 2世 73年 公元前2246--2174年 公元前2220--2211年鲧治水

  虞朝 2世 27年 公元前2173--2146年 公元前2160--2150年大禹治水

  夏朝 13世 470年 公元前2145--1675年 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

  商朝 31世 628年 公元前1674--1046年 公元前1520年统一川陕

  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及致始皇,平六国而统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树了史无前例的功勋。汉武雄风,上崇儒术,下削诸侯;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政;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而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无怪乎在人类近代以前的大部分科技发明里,中国的先进发明动辄就比欧洲早几百年或上千年;北宋徐州的一个冶铁坊的人数就多达四千人,相当于十一世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数;元朝的海军舰船已开始使用火炮,此时的欧洲还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里蜗行;明代郑和的第一次太平洋、印度洋远航,所率水手官兵就达二万七千多人,比十四、五世纪欧洲最繁华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国的商业首都威尼斯港所有海员人数的整和还要多几千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强国,由于中英贸易顺差极大,英国才出此鸦片之下策,导致了中英邪片战争。

  “一万年”——必将从历史源头彻底荡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

  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4)胡诌什么古巴伦酋长“奈亨特”率“百克”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百克”族就是中国所说的“百姓”了。这种天方夜谭一经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所鼓噪,竟流传一时。及至我仰韶文化遗址大白于天下,此等谬论才渐渐销声匿迹。又说什么古埃及之圣书象形文字、古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为中国文字之源。针对这种无稽之谈,不要说我国八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已经出土,就比及一种我国已经发现的古象形文字,如半坡陶文,或是姜寨陶文,还是杨家湾陶文,后者哪一种不比前者成熟得多?而时间却早出了一千年以上。印度考古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就说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传入的。而湖南、江西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看这些人们还能怎么样说?一部分西方(包括日本)人之所以热衷于此,自然有其政治的目的和不良用心。而其正直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却往往为中华文明之辉煌所倾倒。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5)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6)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7)董立章先生在比较中外早期文明时总结得好: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早期比较,由于地理气候环境不同,发源略有早晚而唯中国最早;国家大小有别,而唯中国疆土最广;文化虽皆以悠久著称,而唯中国最为源远流长,从末夭折而繁荣至今(8)。作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9)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当然,我们忘记不了也决不能忘记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以儒学文明所特有的温文轻蔑之态俯瞰世界,傲视欧洲为“夷人夷国”之时,西欧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却产生了使生产力得以大突破的工业革命,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然而,这种文明的进程竟是这样的野蛮和充满血腥:在非洲,无数黑人被当做牲畜般贩卖与屠戮;在美洲,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驱赶枪杀,惨绝人寰;在印度、东南亚,殖民者海盗式的掠夺愈演愈烈。时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终于用船坚利炮把“天朝”的尊严、“中央之国”的傲慢击得粉碎。腐朽羸弱的清朝未年,广大的国土被蚕食、瓜分,民族惨遭殖民与蹂躏,“东亚病夫”的毒讽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来,中国社会的崇洋、恐洋、迷洋之风弥漫开来。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绪里,西方“蒙天盖地”的先进,中国“昏天黑地”的落后,对西洋人有一种莫名的神奇感,自以为低了一等;相反,西方从此无知狂傲,飞扬跋扈,“白种人是上帝的骄子”的历史谎言流遍全球。这就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歧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耻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误解”和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自卑”。可时至今日,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

  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

  (1)《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一期。

  (2)、(3)、(7)、(8)《三皇五帝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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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祥三要素——破解人类最早文明发端》

《文明发祥三要素——破解人类最早文明发端》

(2011-12-07 14:16:26)

 

编纂于流波《源》

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的创建者流波在论述人类文明最早发祥时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

概念的缘起

苏美尔文明。所谓文明发祥,就是人类文明发端,就是人类文明最早肇始。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这样看来,苏美尔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

根据三要素分析。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

长江流域是中华并人类文明的源头

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 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几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科学结论。由此推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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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波:谈中华游牧族》

《流波:谈中华游牧族》
流波

在说游牧族的来源时,先要交代一下人类文明发祥、中华并人类众多民族的来源。人类早期以采集、渔猎为主,到原始农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发祥阶段;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采集、渔猎退为其次,家禽、家畜业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定的畜牧业;人类就是进入到非常成熟的农耕文明阶段,也因各种地理环境而伴随着一定的渔猎、畜牧一直到今天;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加,被分散挤压到不能进行有效农耕的地方如草原、半荒漠地带的人类则逐步游牧化。

一、人类文明的发祥(编撰于流波《文明发祥三要素》)

我在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中论述人类文明发祥时阐述: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而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这样看来,苏美尔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

那么根据三要素分析,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同时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

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科学论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

二、中华并人类民族的最早来源

在上古,也就是伏羲神农炎帝大九洲时代,从今天的研究看,确实是同一人种、语言、宗教、风俗、生计的的糯民(最早种植水稻——糯稻的人)从中华长江流域走来又向世界其它地方扩散,不管你从什么的角度下定义都是一个民族,这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上古时代的全球民族,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主体民族。真正民族的分化,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也就是说,从轩辕族系入主中央帝代表男性向女性夺权,上古中华大九洲以伏羲神糯炎帝族群文明文化为基奠的全球一体族母女性传承体制开始打破,各地糯民开始各行其事,炎黄蚩尤及后来的颛顼、共工之战都是这一历史大变故后的政治延续。而当4000年左右随着中华本部流放“四凶”的过程,白民、黑民也从青藏高原、南部沿海“振荡”出来,人种上也相继融合分解成中华黄种、欧罗巴白种(由中华黄种在牛高马大多毛阶段衍生支)、奥格罗黑种(由中华黄种在相对猿人阶段衍生支)时,整个人类民族大风化时代就到来了;白糯去西亚成为阿拉伯人再西去昆仑(雅兮雅即亚细亚大陆)西半角——后来称欧洲成欧罗巴人,黑民赶往海外昆仑——非洲到今天。(编辑自流波《与中尉同志谈中华并世界文明文化》)

今天西方学术界、日本学者共同认识到上古时候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文明体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叫埃斯特拉特语言。“埃斯特拉特”其实是日本语(古汉语的遗存)的读音,即ョルバ,“ョル”就是夜,“バ”就是坝、场所、地方,联起来的意思就是夜晚、日落的地方,正是印欧语的“阿拉巴”、“欧罗巴”。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华文明与美洲、澳洲、地中海古文明的相通相似。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表明,这个人类的文明发祥之地是中华,是中华的长江流域。而无论“阿拉巴”、“欧罗巴”还是“埃斯特拉特”,其实正是古长江流域糯民对西方太阳落山之地并引伸为夜晚的古读。而中华古史论述的神糯前的大九洲时代,就是伏羲神糯时代糯民创造的全球文明文化大一统时代,这个文明文化大统一的形成发展承载人类历史约万年之久,而这个文明文化的主体力量就是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种植糯粳水稻的部众——糯民或粳民或江(古粳又读缸)民;到了神糯时代晚期,进入炎帝时期,这时社会开始由族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到轩辕部族势力的壮大,入主中央传承帝系,炎帝势力进一步削弱,部族部分向海外迁移,长江流域本部和从北方退回的部众开始分化,逐步由糯变夷,边缘地方的糯由于地理环境变化,如迁至北部蒙古高原、西北带的糯民逐步游牧化;夷的进一步分化,黄帝中央帝系进一步打压,到尧舜时的“流放三凶并殛鲧”、流放“四凶”等,形成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概念;长江流域及以南是传统的水稻农(糯)耕区域,糯夷甚众、部族甚众,进一步分化成百越、百濮等。今天广布于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和东南亚、大洋洲,在中国拥有壮、侗、土、苗、瑶、水、傣、黎、彝、满、蒙、藏、阿昌、怒、鄂温克、京、基诺、高山、德昂、保安、门巴、鄂伦春、独龙、赫哲、拉祜、东乡、佤、布依、毛南、仫佬、珞巴等庞大的族群,在国外许多与国内相同的族系外还有不少同源族系如泰、掸、石家、侬、岱、坎梯、阿含、拉、毛利等庞大的族群。中华白民、黑民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流放“三凶”、“四凶”中也在黄帝势力追赶神糯炎帝势力的过程中从中华西北、西南“震荡”出来,随着向海外的新一轮迁徙来到地中海沿岸,白民成为后来的阿拉伯人,黑民成为海外昆仑——非洲大陆的住民 ,阿拉伯人再向西成为欧罗巴人,人类人种的地域分布由此形成。(以上文字编辑于流波《中华文明上万年 文明源头是长江》一文)

我们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全球三大人种:自古中华黄种在亚洲,欧罗巴白种在欧洲,奥格罗黑种在非洲;其实,在距今五千年前,欧洲也是中华黄种,白民、黑民大多为中华尧舜时代因流放从中华西部、西北、南部、东南亚驱赶往地中海流域,形成后来三大人种地理布局。改变印度糯民文明进程的雅利安人就是从四川雅砻江流域走出的古糯民与中华西南、西北、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上的原始中华衍生白民混血后一支又于3800年前左右向南进入印度半岛,从而彻底改变了身毒(粳糯)——印度半岛原始糯民的历史。白民、雅利安人大部分向西迁徙形成今天的阿拉伯人和欧罗巴人,留下的原始白民在中华西北一带繁衍并逐步布满从天山、阿尔泰山一直到高加索、黑海、里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今天欧洲人以为白种人来源于高加索一带就是个误解了,这就不难解释希特勒三次上青藏高原寻找雅利安人的缘由了。(编辑于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五章:中华及世界族群渊源谈)

由于雅利安人终究是来自中华炎黄的后代,中华古史的记载又是怎样的呢?《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西,有(先)(天)民之国,食谷,使四鸟。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这段记录所说的,地点是“西北海之外,赤水西”,就是今天的地中海之外,红海之西,显然是今天的西欧北非一带了。时间上,狄(民)是黄帝的后裔,大约是黄帝时代晚期的尧舜时代,后来才有雅利安人距今3800年左右南下印度的举动。(同上)

狄,又叫“氐、翟”,有白狄、赤狄、墨狄等。狄之先辈就是黄帝儿子“昌意”,其音顺读为“狄”,昌意降居弱水,即雅砻江。北狄始均部在西北黄河河套一带流动,后来去了“西北海”——地中海,部分南下印度。后来欧洲的“德意志”、印度的“德里”等历史地名就是“狄”音的承传。《海外西经》对当时欧洲、东北非一带方国的记述有: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轩辕国,白民国等;《大荒西经》对当时欧洲、东北非一带方国的记述有:淑士国、白氏国、长胫国、先民国、北狄国、沃国、女子国、丈夫国、弇州国、轩辕国、寒荒国、寿麻国、盖山国(一臂民)、互人之国等。(同上)

这些记录中的“三身国”的裔民——萨克森人(撒克逊人),英语Saxon,德语Sachsen,今天部分分布在德国、奥地利。一臂民的后裔伊比利(糯)亚人,他们早先居住在比利牛斯半岛,后又去了大不列颠,创造了巨石文化。轩辕国,正是黄帝家族海外封地,海外有熊之国,今阿尔卑斯山一带,过去多人熊,又叫罴,芈氏,“卑斯”即由此而来。淑士国,今瑞士国名所承传。弇州国、寒荒国、寿麻国、盖山国、互人之国等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弇州”就是“奄兹”、“英吉”,英吉利、英格兰与之相关;“寒荒国”,在今北欧、北极圈等地方;“寿麻国”,今索马里一带;互人之国,“互人”,腓尼基人所建之国。(同上)

至于女儿国、丈夫国的记载,正反映了古代群婚制的状况,在规定时间内,女儿国、丈夫国的男女相会,生下的是女的就归女儿国,男的则归丈夫国。中国古史记载的西王母正是管理这一婚姻大事的首领,也是职称,西方后来叫示芭女王。中国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反映这一历史背景的事件,把七月七日称为“七夕”节。希腊古史记载女儿国为爱琴海东部的卡尔帕索斯岛,其岛在克里特岛以北。(同上)

三、具体说说中华三大游牧族——匈奴、突獗、蒙古族

历史上荒漠地带的游牧族也是从中原地带挤压过去,都是中华伏羲炎黄子孙。匈奴、突厥、蒙古三族都是在与中原中央政权周旋下成长起来,又向地球的其他地方猛烈进击,从而给同时代的世界造成强大的震荡。匈奴在当时强大的汉政权打击下只得西退,执“上帝之鞭”一路向西扫荡过去,从东到西形成连锁反应,造成“大近代”(流波在新文明文化史观中阐述的从夏、商、周至近代称为中华的“大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族群迁徙运动,犹如多米诺骨牌直捣罗马,在欧洲建立起大匈奴帝国。

突厥同样也在与相应时代强大的隋唐朝政权的较量失败后西退,虽然再没了其前辈匈奴的威风,但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终成大业——建立起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切断中西陆上丝绸之路,引起欧洲封建主的恐慌,不得不寻求从海上到达中华之路,结果“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而给中华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

蒙古族比起前两者来是幸运的,因中原宋朝的政治理念问题,本来同样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科技、军事,但因实行打仗的没兵有兵的不能指挥打仗的制度,结果是边陲的几个游牧地方政权都没应付过来,这就是当时形成壮大起来的北方地方游牧蒙兀窒韦有了机会,成为不是被中央政权击溃还是主动打向西边的游牧族。顺便说说后来的满族,也因为李自成农民起义打乱了明朝 中央政权而又没立稳的情况下激发了边将吴三桂和努尔卡赤的反叛,反击农民军过程中顺势建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从人种上说,匈奴多为中华黄种,在西去过程中融化了流放“四凶”的中华白民后裔;突厥、蒙古族又是由匈奴胡族历史演变分化而来,突厥部分与扩散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由中华尧舜时代流放“四凶”而来的白民在人种上有同化现象,而后由鲜卑分解而来的蒙古族多在蒙古高原少与白民同化基本保持中华黄种模样。三大民族都信仰昆仑神和月亮崇拜,其首领都称可汗、单于,都是黄帝轩辕的后裔。黄帝又称大可汗天鼋。匈奴、突厥、蒙古并中亚、西亚及欧洲、非洲早期首领称可汗的部族、方国者无一不是黄帝轩辕族的后裔。

●匈奴。“匈奴”是糯民发展到北方后演变成游牧胡族的主族群,在西北昆仑一带形成气候,故把昆仑提高到神来崇拜。《山海经·大荒东经》卷十四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段记载表明,匈奴与黄帝杀蚩尤和夸父有着密切的关联,黄帝时代,匈奴已成为黄帝战胜蚩尤和夸父的一支重要力量。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据《左传》编入《史记·五帝本纪》中谓:“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正义》:“今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字书云缙,赤缯也。”又:“谓三苗也。言贪饮食,冒货贿,故谓之饕餮。”这告诉我们,在尧舜以前,北方一带的白狄匈奴族系山戎、猃狁、荤粥等萨姆游牧族。“匈奴”、“缙云”、“淳维”、“猃狁”、“獯粥”、“荤粥(鬻)”等从读音上相近相似。“匈奴”也与历史人物“昆夷”、“昆吾”有关,与“昆仑”、“喀喇”、“混沌”等相关联。综合这些信史分析,缙云氏时的炎帝部族被黄帝势力作为“三凶”、“四凶”流放“边陲苦寒之地,形成游牧族。殷周时代,北方游牧化的鬼方、荤粥、猃狁等匈奴胡族活跃,秦汉之际强盛起来,建立奴隶制军事政权,开始与中央政权发生冲突。

中华匈奴游牧族系从公元前二世纪与中央秦汉政权摩擦加剧逐步受到两汉中央政权的强力打击,于公元一世纪从中国北方向西撤退,一路过中亚、西亚、欧洲各地,近400年来从中华西北到欧洲腹地不断掀起游牧民族向西迁逃的多米诺效应,终于于5世纪中期在首领阿提拉时建立起东到里海、南到阿尔卑斯山、西到莱茵河、北到北海的匈奴大帝国。453年,阿提拉大单于又娶少妃却神秘死在新婚之夜,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内战。454年,欧洲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匈奴人被迫退回到南俄罗斯草原。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之战失败;468年,又发动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战死沙场,从此匈奴逐渐沉寂下去。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5世纪中叶后逐步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的肌体中去了。

●突厥。突厥人是散落在西部、西北部、亚欧平原的匈奴胡人后裔,崇尚狼图腾,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发展起来。突厥在西域崛起时,也正是中华中央政权由北朝西魏又将走向强大统一中央政权隋唐时期,隋文帝相机利用东西突厥及周边游牧族矛盾取得了对突厥的主动权,隋文帝被尊为突厥的保护者和“天可汗”。到唐李世民时,通过对东突厥几次反叛战争的反击,使之臣服。

630年,唐策动西突厥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可汗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642年,咄陆部可汗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而败,逃往巴克特里亚,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发动了反叛中原中央宗主权的叛乱,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直入准噶尔艾比湖击败贺鲁,在楚河流域再次击败贺鲁。657年,唐朝任命忠于中原王朝的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9年,立另一位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步真为葛逻禄部的可汗,西突厥臣服于唐,唐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保护者。

10世纪,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播到突厥部族,突厥族进入伊斯兰化时代,各部族在《古兰经》面前宣誓皈依伊斯兰教,西突厥人开始西迁。13世纪,突厥后裔在奥斯曼时期独立建国,史称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经过几十年扩张,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又逐渐渗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并于1453年攻占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改圣索菲亚教堂为清真寺,至此,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又存在了近千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寿终正寝。奥斯曼土耳其继续扩张,到16世纪,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了陆地丝绸之路通往欧洲的隘口。正是在这样的前景下,哥伦布拿着西班牙王室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从海上寻求到达中国之路,才有了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蒙古。来到北方的古糯民有的进入了大漠森林,形成北狄匈奴游牧族群;在西进的过程中白民、混血加入进来,如突厥、回鹘中就有不少散布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匈奴后裔 、白民人种混杂后的混血裔民。而大部向北亚、东北亚的糯民却并没有受到人种的感染,今天的爱斯基摩人、蒙古族就是散布于中华西北、北极圈、东北区域的匈奴后裔,保持着黄帝以来的黄种古老血统,属中华东胡族系。而保持糯民农耕色彩的高丽(糯)即今南北朝鲜、大和(糯)即今日本民族从古到今还是水稻农(糯)耕民族。

蒙古部由鲜卑室韦的一支发展而来,到8世纪人口有了一定发展,不得不分支外迁。西迁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韦。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今鄂嫩河)发源地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在辽朝时以萌古或被称袜劫子为号,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到金末发展为拥有16个部落的蒙古族。“鲜卑”、“室韦”从读音看其实是“缙云”、“淳维”或“猃狁”的历史绵延,这也再次逻辑地解读了游牧匈奴由黄帝系“缙云”流放成匈奴“猃狁”、“犬戎”历史流变为“鲜卑”、“室韦”再到蒙古族的过程。

相对于其祖辈中华游牧匈奴或突厥族,蒙古族是幸运的,因为当蒙古高原诸部走向一统时期,正当中华宋金辽西夏分裂纷争局面,两宋对边陲实行的绥靖政策、军事自肘管理政策让封建中央政权在对付边境游牧军事政权方面完全没了两汉、隋唐的后期发力和坚决打击,相反,在反复较量中败给边境游牧军事政权。

铁木真经过数十年征战,终于统一了蒙古草原,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边举行即位仪式,号称成吉思汗。1211~1218年,成吉思汗对西辽契丹人展开攻势,西辽灭亡。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军攻入蔡州城内(今河南汝阳),金朝皇帝完颜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朝自此灭亡。1231~1237年,蒙古军队对高丽进行征伐,最后高丽王降。1271年,蒙古军队打垮南宋王朝,忽必烈昭告天下,定国号为“大元”。

如果说匈奴、突厥都是在中央强力政权打击下被动向西退却形成西征奇观的话,蒙古族则是赶上了历史机缘:因两宋完全放弃秦汉、隋唐强硬打击边患政策相反采取绥靖政策导致中华历史上第一次边疆游牧少族入主中原并主动向西方进击的中华游牧族。从1219年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开始到1260年4月占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近40年时间,蒙古军发动了三次西征,一路马蹋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波兰、匈牙利、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地区。

                                                            2012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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