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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酉 寿 [打印本页]

作者: 游客晏生    时间: 2012-8-21 11:49     标题: 酉 寿

                                 酉  寿

 


        他姓杨,名通培,奶名号做酉寿。我们下放到寨古冲时他担任生产队长,知青都叫他杨队长。他中等个子,脑壳溜圆的,长年四季剃着光脑壳。他五官端正,眉毛黑浓,很严肃的样子,嘴唇皮薄薄的,讲话一套一套地的,从不打吞。

    “酉寿”这个奶号直到第二年秋收时,我才听到喊的。社员们割着那“矮脚南特号”、“珍珠矮”的谷穗时,挑着那半箩筐谷送进仓库时,都在破口大骂:“这个酉寿啊,被他害苦喽,今年减大产了!”

   “这个酉寿啊,脑壳棒棒噶喔!硬要栽这些新良种显积极,这下好了,减产减得连过年饭都冇得呷喽!”

      这时候我们才晓得人们骂的酉寿就是杨队长。听说他原来当过金麦大队的书记,曾经好风光,好威武,他在大队私设公堂,“破获”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把以向应福为首的一伙大队骨干送进了县牢房。

       不久。“反共产风”运动来了,他垮了台。听说开他的批判会都开了几天几晚,他被寨古冲的新任队长一耳光刷倒了,还被自己一房的弟弟骂哭了,他被送进了县学习班。

       那些“反革命组织”成员都放出来了,原来是一桩冤案。向应福放出来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只可惜麦沙生产队一位叫“麻麻崽”的复原军人关死在牢里,关死了不就关死了,谁叫他成份是地主呢!

       酉寿从县学习班回来后多年没有担任何职务。成立“贫协会”那年,他才当上了大队贫协会一成员。毕竟他出身贫农,又是1950年的老党员,党还是不能把他这号人摔在一边的,这时的向书记正好调到芷江搞社教去了,听说,只要向书记没在金麦的话,他酉寿还是有点“脚路”的。

       1964年刷他耳光的那位队长,小肚子底下那“小玩意”不争气,犯了男女错误把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就担任了队长。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当上一年队长,他特别积极,特别听上级领导的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上面要推广新良种,他就把队上最好最肥的田都种上了新良种。可怜的天唉!这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窝子田怎么适宜栽这些矮子良种,搞得减大产,社员们怎么不骂喔!连他的奶名酉寿都骂出来了。

      人们讲得也有道理:这新良种是试验阶段,上面要求种的话,种一两亩试试看咯!哪个队不是只种几亩咯,就连向书记那个队都只种几亩应付一下上级,不也没有事。你酉寿硬要种这么大一片,把门上一些好田都给种上了。这下好了,减产没有饭吃了,上面可不管你那么多,上交的公粮还是一点都不能少。

       随别人怎样骂,他听上级的话照样不变。第二年插秧季节上面要求插三至四寸的“密植”,他在生产队的会上强烈要求按密植插,如果谁不按上级的办就是破坏“革命种田”,就不是干革命,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些“大帽子”扣起来还蛮嘿人的,可见当年当书记时候是何等的霸道。

       但是,寨古冲的人这回没有听他的,插秧的时候,人们照样按原来的老尺寸插,酉寿也只能在会上讲,不能到田里守着人们插。他向上级反映,上级领导自身都难保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厉害,公社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长沙和安江都搞起武斗来了。谁还来管这山窝子里插秧尺寸喔!

      秋收后,仓库里堆满了谷,增了好几万斤产。人们一边笑又一边骂:“搭帮冇信这酉寿的哦,不然的话想争产哦!”

     “他酉寿懂甚么种田哦,只晓得用上面讲的那些‘白话’来压人。”

     “他不是靠种田过日子,他是靠听上面讲‘白话’过日子。”

     “又搭帮那些走资派被打倒喽,不然的话,今年把‘密植’一插,还想有饱饭呷。”

     “他听上级的还是想当官喔,以前当官当惯了的,现在这生产队长他嫌小了,还想往上爬喔!”

        嘴巴长在别人的下巴上面,别人要怎么讲,他酉寿没有办法,只能这边耳朵进,那边耳多出,上面的话他肯定还是要听的。

      第二年向书记到山西大寨去学习参观了一趟,回来后把金麦9个生产队合并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这一下向书记好风光哦!他大权在手,一下就把酉寿的队长职给撤了。让二妹嫂的丈夫覃大个子当上了队长,覃大个子是个“叫化子烤火,往胯里扒的下家;他自己屙尿都不得裤干,哪里有心管队上了的事。这样的人代替了他的队长职务,他酉寿过硬气得眼睛都翻噶白了。

      俗话说:“庙小妖神大,池浅王八多。”金麦这“小庙”的名堂还真有蛮多,就拿这学大寨来说吧,全县没有哪个大队象金麦大队这样,把9个生产队合起拢来办分配方案。年终分红大家就晓得了厉害,比任何一年都要差,钱粮都比往年分得少,超支户一大遍。

      为评工分全大队的人吵了几天几晚的架,甚至要动拳把子了。到年底还有好多该干的农活没有干完,尤其以前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社员意见大。怪不得咯,以前他们粮食吃不完,每户都有钱进,学了这一年大寨样,粮也不够吃了,钱也分得少了,大家对合并生产队的意见特别大。

      有的说:还只合并一年就搞得这么穷,再合得几年会搞得进“矮罐”了。

      酉寿这时候开始讲话了,他不象别人那样乱骂乱讲,他说大寨还是要学,但要管理得好,书记要学陈永贵那样吃苦在前,样事带头干。他利用当年他培养的那些党员们在会上提向书记的意见,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以生产队为核心难道不能学吗,硬要合拢来学又管理得不好,这是他向应福想“撒抛”。

       他到处“串门子”,他还到每个生产队“活动”,搞得向书记孤立起来。 终于复原军人黄万学出面管这桩事了。他把党员、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召集一起,开了几天会,把大队养猪场的那几头刮瘦的猪给杀了,大家饱逮了几餐后,他拿出农村60条念给大家听:“以生产队为核算,30年不变动……”

       就这样把“金麦大寨”给撤了,大家一致拥护!金麦大队恢复了原样。向书记一气之下要求公社将他调到联合工厂开手扶拖拉机去了。

       这段日子最高兴的要算他酉寿了,他没有白辛劳,他的目的达到了。寨古冲原来的保管员也回自己的队了(学大寨保管员都由外队人来担任)酉寿又当上了保管员,这是他向大队要求的,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小职务总要当一个才象话。大队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保管员这项职务还是蛮有实权的喔 !

       不久,外公社的知青和农民发生了斗殴,场火闹得很大,公社出动了武装民兵,县革委会下令各公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纠察队”,专门对付知青,不准知青串连,要监视知青的一切行动。

       我们队上仅留下了我和翘妹子,覃队长在会上宣布大队纠察队的“指示”时,要注意我们一切行动。队上也有几个不带爱相的社员对我们讲些阴阳怪气的话,我们当时感到好气愤,又不好说甚么。

       酉寿突然说出一席话,我听后好舒服:“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怎么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这是地方土政策,不合乎党的政策。不信你们看喽,这个纠察队迟早要解散。”

       还被酉寿讲中了,这个纠察队没有搞好久,上面又下令解散了。从那以后,我对酉寿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并不象别人说的那样坏,他还是有原则的人,能理解党的政策的人。

      秋收季节寨古冲又出了一桩“捡谷穗事件”,搞得在全公社都出了名。就是那十几天的时里,细伢子捡谷穗捡满一篓就往屋里搬,一家有几个细伢子的,每天有几篓谷穗进屋,这一下那些没有细伢子的中年户可急了,他们向覃队长反映:如果队上不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捡。覃队长家里有三个能捡谷穗的细伢子,他家一天能进几十斤谷,他哪里会去管这桩美事,他装聋背哑,傻傻一笑得一场。

       中年户也不是土松下家,他们边打谷子边“捡”谷穗,他们随身带来的大布袋、小布袋装得鼓鼓的,收工时放在箩筐上,大摇大摆拿回家。

       酉寿见这事越搞越不象话,他骂覃队长:“你当队长的脑壳棒棒噶,牙巴骨吱吱噶,这种事你还不出来管一管,你队长不想当了吧!”

       覃大个子听后只嘿嘿一笑:“每家每户都有份,要甚么紧哟!”

      他口一吖,气一喷,这要甚么紧 ,这事可要紧了。事情传出去后,公社书记张民主带着瘦个子曾秘书来到了寨古冲。他把大队干部都叫来了,首先在我们知青屋里召开队委会,只听张书记操起那口邵阳腔大声叫酉寿:“杨通培,你跟我站起来!你干甚么去了!”

       酉寿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当保管员,每天负责在仓库收谷。”

     “社员都把谷穗往屋里搬,你不晓得吗!”张书记一声比一声叫得高。

       酉寿眨了眨那圆溜溜的眼睛:“这事我晓得,我几次跟覃队长讲,要他开会管一管,他就是不听。”说完望了望坐在旁边的覃队长。

    “你为甚么不出来管一管!”

    “我只是一个保管员,讲话哪个会听我的喔。”

    “你狡辩!你是一个保管员;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事你不管谁管!”

      张书记喉咙都叫沙了。他走到了酉寿面前:“这事就交给你来办了,你把每家每户偷稻谷的数量,一天一天地跟我统计出来,一粒都不能少送还仓库!”

       他说完又望了望旁边的覃大个子:“你这个队长从今天起就不要当了。”

       覃大个子听后傻傻一笑:“嘿嘿,不当就不当嘛!”

       这时,瘦个子曾秘书走到酉寿面前,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皮:“老杨啊,现在张书记给你权力了,你就好好地照着办啦。”

       酉寿连点头:“好的好的,我就召开社员大会。

       曾秘书把挎在肩上的黄书包往身后一抹,走到了覃大个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我讲你这个覃队长啊覃队长,你当队长当当当,你当个屁哦!”,他说完把双手掌并在一起,从裤裆往上一铲,把肚子一挺,做出这样的怪动作,大家都被他给逗笑了。

       酉寿还是有工作能力,他首先把自己家人捡的半箩筐谷穗交出来。他把全队的社员召集在晒谷坪里,按打谷子小组分开坐好,每个小组由组长登记每个人偷谷穗的数量。然后,又把小组人数岔开,互相检举揭发,先是个人自报数量;又来个检举数量,最后来个应交数量。

       这样的会整整开了3天,共计挖出3000多斤谷穗,这个数量实际上只挖出三分之一。因为,寨古冲的人也不是土松下家,大家互相包屁,个个抵赖。尤其是那些大娘和们又吵又闹,哭是哭的,骂是骂的,诉是诉的,连那些细伢子当着面都晓得不得罪人,有几个细伢子讲话还跟得“老粒子”一样:“睐个要乱讲我的冤枉话,我乱通娘和的咧!”

       张书记拿这事也用不出什么最好的办法来,最后宣布:“散会!回去把谷子通通送到仓库里来!”

      于是,人们一箩一箩,一包一包,将自家的“数量”不多不少地送还仓库。张书记在最后的大会上恶狠狠地把寨古冲人骂了一场:“从大到小,个个都是满脑壳的资本主义”。

       他骂完望了望我:“你们要向知识青年学习,就只他们没有偷集体的稻谷(还有一户富农分子家没有偷他没点名)。”

       那时候我大儿子刚出世,翘妹子还在坐月子,我一天忙得搞脚手不赢,我真的没有捡一根谷穗进屋,全队的人都晓得。再说,我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来农村5年了,第一次得了公社书记表扬,我的确是抖了一盘冲!

       酉寿又当上了队长,还兼任保管员,晚上他吹哨子组织社员开会学习;白天他吹哨子喊出工,他在田里忙,又在仓库里忙,一天到晚忙个脚手不停,比覃大个子当队长负责得多。

      不久,他硬要把他的三儿子拜我做“亲爹”(干爹),我答应后他立即叫他婆娘挎着篮子,提着鸡鸭到我家,从那天起,他就改口叫我“亲家”,他的四个儿女都叫我“亲爹”了。
       他经常喊我到他家喝酒,我也一一还礼,弄了点好菜我总要打点酒来要他陪我,我们交谈越来越密切,他跟我讲了心里话。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人,他必须听上级的话,领导要干甚么就干甚么,这样自己就不会吃亏。听了领导的话,干出的事再干得差上级都不会怪你;如果不按上级的办,听下面人讲的人去干,干得好上级不得讲你蛮多好,干差了就会丢官,我丢了官就会被别人欺。我的手上多多少少要掌握一点权,才不会吃亏。

       当我问起向书记他们那桩冤案的事,他听后冷冷一笑:“那是我们上级那一层领导在‘刮共产风’,都垮了,要换新的领导了,我才跟着垮台,人一垮了甚么事情都抖出来。”

       我听这话还是有些反感:“你冤枉别人还是不对的嘛。”我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甚么叫冤枉他,他向应福在大队另立山头,组织一帮人跟大队唱对台戏,其中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复原军人特别凶。那时候天天喊要解放台弯;蒋介石又喊要反攻大陆,我把这事向上级反映,上级认为有反革命动机要这么定案。我一个大队书记有好大的权利抓他们去坐牢哦,还不是上级的决定。”他讲的条条是道,看来,他一点都不承认自己的错。

       有时他还讲:他与向应福这辈子算是结成仇了,他必须稳稳当当地走,紧跟党走,听上级领导的话,就是天塌下来还有个子高的人来顶着。

       酉寿就是凭他听上级领话连续当了5年队长,兼任保管员、记工员、治虫员、育秧员。他整天忙不赢,落雪下雨他都有事干。

       年三十夜,他挑着牛粪往田里走,还吹着哨子喊:“作最后一天贡献啦!”

       大年初一,他又拿着锄头走下田挖肥坑:“大家来啦!来过开门红啦!”

       头一年还有年轻人跟着他干,后来几年就没有哪个听他那么多了。他无所谓,照样干他的。每年他的工分在全队劳力中最高,但没有一个人敢讲他的空话,他的确是做了这么多工。

       他当队长这五年,生产队没有增过产,基本上是保产和减产。1975年减产,到通道县去借粮的时候,他被拖拉机压伤。这样,他的队长职务一下被爱出风头的民兵排长给夺了。

       排长当了一年队长,增了几万斤扁壳谷,人累得要死,成本还花得高,搞得年终分红只合两毛钱一个工,超支户猛地一增加,社员们屁眼里都是气,酉寿背着排长就骂:“先长眉毛短,后长肋毛长。他毛头毛脑的有甚么能力当队长喔。”他在大队稍微一“活动”,排长的队长队长职务又被他夺回来了。

      我们病退回城的时候,酉寿还当着队长,在迁户口的时候,酉寿还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欠下生产队1100斤谷。按规定要还清这些谷,生产队才能在“准迁证”上盖章。生产队的公章在他的手里。他拿起“准迁证”一看:“还过甚么‘白’喔,我跟你免噶它!”

       我一看他各样爽快,便决定喊队上的队委们吃餐饭,将事情讲清一下,他同意我的做法,要我准备点好酒。他有把握把这事摆平。

       我将长沙带来的叉烧肉、香肠、花生米端上桌,跟队委们倒满酒:“我15岁就来寨古冲,整整13年了,现在一家人要走了,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照顾,这些年来跟队上增添了好多的麻烦。”

       我话还没讲完,大家连声道:“快莫是各样讲喔,你来这里呷足了苦,累得有,能走就好喔!”

       酉寿讲话了:“事情是这样,他到会计那里结账,他一屋人十几年来,欠了队上1100斤储备粮,这储备粮吗,家家户户都欠得有,最多的有四、五千斤,开先,我们几个队委商量了一下,他们这1100斤储备粮免噶算了,看其他的人还有甚么意见啵?”

       他的话说完,桌上的人没一个做声。 翘妹子插一句:“如果队上硬要逼我们还的话,我大不了从长沙买粮票来还,不过,那我们就会把这储备粮的账本拿到公社去看,每家都要还几千斤我们才肯罢休。”翘妹子这话讲得蛮“闷台 ”。

       我连忙转弯“嗨呀!你讲些各号混账话做么子咯?”

       酉寿连忙接音:“你亲娘快莫是各样讲,让公社晓得了,那我们寨古冲人又要呷足亏了。”我明白,酉寿这话是讲给在坐的人听的,带威胁性的,这是他的老套路,他和翘妹子在一唱一和。

      我又将队委们的酒碗里的酒倒满,把大片大片的叉烧肉往他们碗里夹,我叹了一口“唉!冇想到我当了十几年的农民,起早摸黑地累,到头来还欠下这一笔粮账,未必我们真的要到不种田的长沙市买粮来还么。”讲到这里我喉咙一梗,还真讲不出话了。”

       在坐的队委个个开口了,我冇得意见,冇得意见……

       酉寿拿出公章:“大家冇得意见我就盖了!”说完“哆”地一下,公章盖在了“准迁证”上。我们欠下的这1100斤储备粮就这样摆平了,酉寿的确帮我们的大忙了。

       回城后我经常写信给他,只要有金麦大队社员或读书的学生到长沙来,我都接他们到我家做客,他们回去时我都要捎些吃的穿的东西给酉寿。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过年,三十夜就在他家过的,他要他儿子跟我拜了个“大年”(送腊肉及礼品十几种),我又把他儿子接来长沙住了好些天。

        2006 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过年时,酉寿半年前作古了,享年76岁。听寨古冲人说自从分田到户后,酉寿的田一直作得不好,每年都减产亏粮。他做木材生意亏本,搞种植业也亏本失败,随搞甚么事都是失败。

       有人说他的名子取得不好,叫“杨通培”,通通的赔了,他又将名子改成了“通金”,但岁数不饶人,再改名字还是发不了财。

       好得他的几个儿子后来还混得不错 ,几个孙子还读了点书,多年在深圳做事,算为他增了点面子,他们一大家子人还算圆满。

       尽管金麦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不很好,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又通情理的人。在知青受压受排斥的时候,他讲公道话;在我们遇到困难而又最关键的时候他出手帮忙,我永远记住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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