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点:依据地图的指示,我盲目地去寻找这个北星桥公社。fficeffice" />
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抽烟。临出门前,街坊伙伴告诉我,路上带几包香烟好办事。那时,火车站有种阿尔巴尼亚香烟,包装很漂亮,一只山鹰,几行洋码字,只有8分钱一包(其实是江西南昌烟厂生产的)我有一只黄挎包,是学校军宣队一个姓杨的解放军战士送的纪念物。我买了两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把个黄挎包塞得满满的。
在去浏阳北星桥公社的路上,我拆开一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抽了一支,这种烟冲劲足还烧口,抽几下就满嘴苦涩味,根本不能叫香烟。
北星桥在株洲市的东边,由市区往东方向的公共汽车是开往四三0的2路车。路在嘴上,先到四三0再说。
从2路车终点站下来,我就开始问路,有人热情指路,有人冷漠摇头,如此这般,我走到了亭子前一个叉口旁,我踌躇了。知道向后是不对的,但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正前方是山坡,往上爬肯定不是路。
正在这时,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我一前一后走着。我感觉他是附近居民,于是从挎包里掏出香烟敬上前,和他搭腔,问他北星桥公社如何走。他也问我找北星桥公社干什么。我把来意告诉他,他一边听我说一边打量着我,然后告诉我:他就是北星公社江东大队的,可以介绍我去他们生产队落户。
结果,,我不用再问路了,跟着这位叫李松林的同路人往他们生产队走去。当天中午,我在老李家吃中饭,然后去队长家联系。队长姓宾,也是位爽快人,听说了来意就安排开生产队队委会,让我在队上等待半天。话说是半天,其实只到下午三点钟,他就把接受证开给我,让我回东乡小河办迁移手续。
几天后,我从小河办好迁移手续返还时,发现队长的态度有些微妙变化。早几天前我拿接受证时,他说了让我住他家隔壁的队屋,吃饭在他家搭伙就行了,不必一个人另外起伙。而我这时把行李铺盖搬来,他却安排我去杉坡的学校里去住,去自己起炉灶。
原来,我拿了接受证离开后,队上开了社员大会。队长向社员群众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李松林的朋友。这一说,引起了社员群众的反感。他们对在外面东奔西跑捞世界的人不信任,他们只信任老实巴交的作田汉子。既然是老李的朋友,那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一个只会钻营吃集体利益的家伙。表示不愿意接受。有社员群众这些议论,宾队长也就不再坚持让我住队屋到他家吃搭伙的事,但接受证已经打了,这人还得受下来,于是拿出了折衷办法,让我一个人住学校去,一个人自己去办吃办穿,撑得下来就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撑不下来也是他一个人的事,对集体没多少影响。
我的宿命大约在这里可以看出端倪。个人命运的边缘化从这时就开始了——这些事直到我在学校住下来后,才从一些社员嘴里得知。
学校是座两进两厅四天井的大屋,据说是一位国民党团长弃下的物业,这屋子的结实程度,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用炮都没有轰开大门。空荡荡的学校一个人住里面,我当时觉得很好玩。刚住进去的时候,小学生们还在上课。我住学校最后面的上厢房,而做饭的厨房,则是学校最前面大门旁的偏厢房。
那偏厢房本是学校老师中午热饭菜的地方,因为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少了,这热饭菜的地方也就闲置下来,正好给我用上。现成的炉灶现成的铁锅水缸。
我把住房整理好之后,便打理弄饭的地方。先是去学校外山脚下的水井挑来一担水,把水缸铁锅洗涮干净,再把灶台抹干净。学校桌椅板凳不少,我从楼护上取下一张课桌和一条木凳,全部抹洗干净,然后把灶脚的一堆柴禾归拢堆砌整齐,最后把这偏厢房打扫一遍。原来零乱不堪的偏厢房一下显得干净宽敞了许多。我出门又担来一担井水倒在水缸里,然后开始做自己下乡以来的第一餐饭菜。
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小学生们和住附近的邻居(主要是些大嫂大娘)全都看猴把戏一样围观,以为我这城里来的知青有什么新奇怪异的举动搞出来。因为在我来队上之前,他们就听说了不少“知青志异”,什么饭甑上加砖头防止爆炸啦,什么围着南瓜打转转不知如何弄熟来吃啦------不一而足。
那天,我从容地烧火淘米洗菜切菜,这些我从小就熟悉的动作大约让他们失望了,当我把一份香干炒剁椒和鸡蛋汤摆上课桌,用饭勺子舀出一碗米饭,准备“开吃”时,他们全都一窝蜂散了,小学生们嚷嚷:吃饭去咯——
我住的这个学校,只有两位老师。一位小个子男老师,一位大个子女老师。据说两位都是大队和公社领导的亲戚。两位老师的身材和性别老是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小个子是女老师,大个子是男老师。
雨天里不用出工,我就待在学校里看书。看艾青诗选,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读“我是匪徒”,读“我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这些诗句。读过之后,一种怅惘悒郁塞满胸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