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雨姐您好，下面这段关于我家庭的文字是我写给广哥看的，望拨亢一读。 我的家庭曾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父亲年轻就事业有成。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员。母亲虽是一般研究人员，但在单位非常活跃，大家闺秀，外语好，谈吐不凡，打扮得体，舞跳的好，深得当时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赏识。养育了我们两个儿子，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在家里，在幼儿园，在学校都是大家的宠儿。 1957年，一场政治运动毁了我们的家。父亲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不宜领导科研工作的文章，被定性为“右派”，和丁玲等一大批著名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母亲被迫带着我们两个孩子下放到举目无亲的湖南长沙。那是61年，苦日子。没有了父亲的工资，母亲一个人艰难地养育着我们。粮食定量不够吃，母亲经常把自己的口粮匀给我们兄弟二人，不久就得了水肿病，当时得水肿病的人单位可以供应几两黄豆，母亲往往给我们吃，被单位发现了，就要求集中到医务室去吃黄豆汤。母亲借口吃不下，还是悄悄地带半把缸回家来。一米六的母亲当时的体重只有不到70斤。69年，我下乡了，14岁的弟弟在长沙一中上初中。母亲因为受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专政”，连工资都停发，只给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不算我）。71年，弟弟初中“毕业”，按照政策，家里有下乡的就可以升学，但单位造反派说我们这样家庭的子女不能升学，勒令弟弟也下乡。母亲和远在东北的父亲商量，看样子家庭团聚是不可能了，两个儿子一人身边留一个吧。于是，17岁的弟弟到父亲身边，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插队。那时我家四口人分为四个地方，每年到春节才能见上一面。回家时母亲问弟弟，能吃饱吗？弟弟说；能吃饱，我一顿能吃两斤高粱米。母亲听了心疼的哭了：一顿饭能吃两斤高粱，那要下多大的力啊！我母亲一人在长沙，我们两弟兄每年回家，都要给母亲打好一年用的藕煤，买够几个月吃的米回家…..弟弟在东北农村很努力，靠自己的表现被招到铁路局当司炉工，又因为在岗位上搞技术革新出了成绩，被“保送”上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东北当铁路工程师，至今未回。79年，父亲平反，调到湖南农学院教书，因在科研工作中获国家奖，在湖南省委领导的关心下，80年底我才从靖县调回长沙，在靖县农村待了12年。81年父母做为科研骨干调回中国农科院，84年，按照高级知识份子身边无子女可调动的政策，我全家也调回北京。之后，我才上学，转干，走上管理岗位。 您看，我家和广哥家的遭遇是何其相似。我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母亲说：应该庆幸，不要仇恨。没被整死就不错了。 看了广哥的文章有感而发，请不要转载。 | 
发表于 2011-1-8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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