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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徐 霞 客

 

 

 


                    

 

  在贵州黄果树,我们流连忘返在气吞日月的大瀑布。只见瀑布汹涌澎湃、飞虹飘洒,虽历经了千秋万代,却永不枯竭。面对着大自然的永恒,联想到人生之短暂,使人嘘唏不已。

  归途中,见一座十几米高的塑像面对瀑布矗立于山坡中,走近来看方知此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像。只见清瘦的徐霞客仰面长天,深邃的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日夜飞泻而下的瀑布。塑像边立有简介,介绍早在三百多年前徐霞客就曾来过黄果树瀑布,并留下了关于瀑布的文字描述。

  今日我们所游的黄果树瀑布景点,树木修剪错落有致,道路石板铺叠整齐,沿途还建了若干观景平台,铸铁栏杆给人极度的安全感,有着十足的园林味。即便如此,我们也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我想,如果让时光倒流回去,三百多年前这个并非旅游胜地的山林中,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山陡林深,荆棘横生,野兽出没,人迹罕至……

  然而,背着斗笠,草履布衫,披荆斩棘,徐霞客风尘仆仆地来了。

  他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在那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社会,他为什么要如此跋涉?……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对徐霞客有些留意了。

  接下来在云南的昆明、洱海、大理、丽江等地又多次地与徐霞客不期而遇。在昆明滇池畔的大观楼留下了徐霞客的足迹,在“往返难以事计”的丽江,徐霞客踏着彩色石板路入城,在大理记载曾有徐霞客游览蝴蝶泉……。

  行程中这一次次的邂逅徐霞客,使我不由对这位不拘轨迹、游踪无定的老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至归回后,带着许多的疑问,翻看了有关徐霞客的资料。

  撩开历史的迷雾,拂去岁月的尘土,我努力地试图走近徐霞客。

  徐霞客,生当明朝末叶,在明朝灭亡的前三年(公元1641年)逝世,终年五十四岁。距今年整整三百六十一年。在《辞海》中对其有如下介绍:“明地理学家。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图经地志。因明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专心从事旅行,足迹所到,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旅途中备尝艰险。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由季梦良等整理成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

  以上这短短的一百多文字,简略甚至有些吝啬地概括了徐霞客的一生。

  然而,通过更多地翻阅其他史料后,我却发现自己正走近一个闪着熠熠光彩的霞客先生。

  在霞客不太长的生命中,有三十多年是跋涉在山水之间,全部行程加起来有数万里,可以说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考察过程中,登悬崖、历绝壁、涉洪流、探洞穴,有好几次可谓是出生入死。这种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军事、宗教企图,没有政府的拨款资助,纯粹以地理考察为宗旨,终身从事旅游事业的,徐霞客为自古以来第一人;

  霞客所留下的不朽巨著《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享有盛名的文学佳篇,更重要的是其在地理学史上的科学价值。内容涉及到了地貌、水系、植物、风情文化及经济地理等很多学科。这种打破历来地理书籍由官府主持编纂的传统,排除以地域沿革为主的地方志局限,投躯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中,系统地描述地理景观和特征、探索自然规律的地理学家,是自徐霞客始;

  霞客在当时就开始了对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石灰岩地貌的系统考察,比起欧洲人最初所作同一性质的广泛调查,竟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徐霞客游记》不但是在中国,而且也是在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忠实最详细的关于石灰岩地貌的文献。连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感叹,徐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倒象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尽管徐霞客有着这么多“零的突破”,可他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并未为社会所认同,他与他的《游记》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他的考察生涯中,多次断钱绝粮,屡屡遇盗,备受艰辛,以至积劳成疾,仍是自筹资金,孤身蹒跚而行。徐霞客死后,连年战乱竟使得他倾注几十年心血所著的《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火。我们今天看到的《游记》很多是来自于当时流传于世间的数种抄本,皆有残缺、遗漏,甚至讹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都没有将《游记》看成是一部地理著作,而仅仅只是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在洋洋三百多卷的《明史》中,竟然连徐霞客的传记都没有。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才逐步认识到《游记》是一部了不起的科学著作。

  在封建时代,在一个以科举致仕为荣的古代中国,徐霞客终身云游四海,寄情山水而不屑于仕途,专心研究地理而不求取名利。这样的生活方式,肯定是不会为当时的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一个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人,该要以多大的勇气来承担来自于世俗的压力!也许冷嘲热讽、也许阻扰压制、也许众叛亲离……,我虽然从史料中看不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但知道曾跟随霞客多年的两个家仆都是因为受不了艰难与寂寞,先后途中不辞而别。特别是其中的顾仆,在云南鸡足山离走时竟将霞客的钱财都席卷一空。

  历史上总是将徐霞客称为“千古奇人”,他的《游记》则是世间“奇文字”。但我总觉得在这种评价的背后似乎透着一种淡淡的无奈,── 赞扬、揶揄、迷惑、抑或是回避?对霞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的执拗、甚至乖戾,几人能看得懂?也许在这一个“奇”字当中,隐含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心态。

  世俗力量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常常爱讲脱俗,但纵观历史,真正的超凡脱俗者往往又是孤独者。我想,孤独大概有两种境地:独处于深山老林、或茫茫荒原之中,远离社会人群的是一种孤独,举目无亲、寂寞难度;再还有就是明明往来于社会之中,却在人群里茕茕孑立,一种精神世界里的孤独。思想的激荡缺乏共呜,收获的喜悦无人分享。周围的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瞧着你,甚至象躲避艾滋病一样地防着你。这种孤独的悲剧性是更甚于前一种的。我认为,霞客是无法摆脱得了后一种孤独的。

  霞客是孤寂的,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攀行在荒山、空谷中,多少个万籁俱静的夜晚露宿于山野、草莽里,一人面对大自然沉思默想,在枯枝败叶燃起的火光闪忽中写下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孤寂中的霞客却有着难得的淡泊,在旅途跋涉中经常“煨湿薪、卧湿草”,甚至“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却“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攀越中好几次是九死一生,遇盗被洗劫一空,随仆卷行李而逃,经常囊无一文,卖掉身上衣服换饭。这些遭遇虽然在那日记式的游记中都有过简要记述,他却不以为意。霞客更多地是把激扬的热情、敏锐的观察、清新生动的文字留给了林林总总的自然景观。

  正是这种孤立与淡泊,成就了《游记》,也成就了徐霞客。在他逝世后仅三年,崇祯皇帝在滚滚浓烟中自缢于皇宫后的煤山,一个庞大的王朝轰然坍塌。又是三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皇室所有的繁华、显赫早已灰飞烟灭。而霞客先生曾考察过的山川河流今日都因他而增添了鲜亮的人文色彩、并不无骄傲地昭示于天下,他的《游记》已被译成多个国家文字,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把霞客先生列为杰出的学者。

  我很想知道,霞客先生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人生道路,又是一种什么信念支持他义无反顾地朝这条路走下去?──尤其是到了后期的大西南之行,由偏重探奇访胜转为对大自然非常专业的考察研究。在图书馆里,在网络上,我一遍一遍地寻找答案。非常遗憾的是,我始终不能寻求到满意的结果。许多说法看来都缺乏说服力,如从小母亲的教育、个人的爱好、国外传教士的影响、还有对政治的不满等等。也许这些因素都有,但要一个人放弃安逸,毕其生于一个目标、一个叛逆于社会价值观的目标,仅用这些解释就远远不够了。

  霞客能穷江河之渊源,山川之经络,我却只能走近霞客,而无法深入到他的思想之源。

  于是,我想起历史上的许多文化人来:遭受酷刑后于狱中用毕生心血写出中第一部中国通史的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绝唱”;在史册上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地位的北魏末期农学家贾思勰,他默默无闻地用一辈子精力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的理论系统的百科全书;在凄凉清苦中度过大半生,写下了流芳百世的《红楼梦》的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他们生前就象一颗颗被泥沙掩埋了的珍珠,然而几经岁月长河冲刷,污垢褪去后,便放出灿烂夺目的光芒来。这种光芒,我想除了他们各自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不同成就外,都有一个很相似的共同处,即在他们身上都强烈地折射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光芒。霞客亦应也是如此。

  一种历史的觉醒,往往总是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最先反映出来。也许,在中国刚开始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在一个行将灭亡的朝代里,霞客以一个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敏锐,听到了社会生产力对于自然科学的呼唤;也许,霞客先生本来只是个文学家,而与大自然的贴近,使他获得了某种灵气,使他回到了人类最原始最本质的动机,──为了生存而了解自然;也许,是苍天有意把这种机遇留给了霞客……

  这一切我都无从知道。

  面对着寥廓大地,山川河流,我们却知道,先生与大自然一道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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