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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人生历史转折点摸爬滚打练红心---凌宪德

                  下放——人生历史转折点  摸爬滚打练红心


        1972年3月8日,我们永兴一中高中班属城市户口的毕业生,偕永兴三中部高初中生及湘永煤矿几十名初中生共195人,集体下放到永兴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当时没恢复高考,初中生、高中生统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我家里六姊妹,就下了五个,一个下在永兴县龙形市乡,两个下在大布江乡,两个下在鲤鱼塘镇,最后一个小妹妹按政策留下来照顾父母,才幸免下放。
          五七干校坐落在离县城80里的鲤鱼塘镇矮塘铺村,正好与国营矮塘铺林场毗邻,相距不到500米,他们那里也安置了来自县城和永红煤矿200多名知青。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一下子,这里变得热闹非凡,人气旺盛。
          县五•七干校原是县各直属单位、各职能部门干部轮流锻炼改造的地方,只有简单的两排砖木结构平房。我们来后,没地方住。只好集体住在简易席棚里。既漏风又漏雨,条件简陋极了。好在我们本来就不是吃闲饭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里的面貌。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自己挖泥巴,请老师傅指点,自己做砖,自己烧窑。烧出的砖瓦除了满足自己盖房用外,还销售给附近的乡镇,对改善我们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转眼到了寒冬,记得那时刚做好的土砖,因要晾干、晒太阳,没盖毛草帘子,没想到气温骤降,狂风裹着冰粒肆虐地下起了冻雨。排长梁瑞郴(现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队长由县里带队干部兼任、一中队长丁绍奇、二中队长陈明贤,三中队长朱悦)马上叫我们赶紧去盖砖,否则被雨淋坏就会成为一堆烂泥。当时,气温出奇的冷,一接触那些已结冰的草帘子,手好像都要被冻住似的,虽然没手套,但再冻也得去干活,否则前期的辛劳将毁于一旦。那是我平生感到的最刺骨的寒冷,一个个手脚冻得象红萝卜似的,但我们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那象炼狱似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这一幕,我们刚到干校的第二天就领教了。干校这地方是罗霄山脉的支脉东岭山。这里崇山峻岭,大山脚下的田地因长期蔽阴,山上流下来的水就是在夏天都有点冰冷刺骨,所以这里的田都是冷浸田。一年之季在于春。我们刚放下背包就要到田里去育秧。当时乍暖还寒,一大帮人围在秧田边,一个个面面相觑,谁都不敢下田,都怕冷。这时,精瘦精瘦的胡中大校长(后来患鼻咽癌去世)卷起裤腿,第一个跳进了秧田,我们见状,也一个个脱掉鞋袜,挽起裤腿下了秧田。脚一接触水面,不少女生尖叫起来,那寒彻的冷水刺得你的骨头钻心地痛。尽管我们也是吃过苦的人,平常在家里也没少干活,但象这样的寒冷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以前,我在雪地打赤脚挑煤是热了身的,再说也不是膝盖以下长时间浸在水里。到干校的第一年,我们除协助青山垅水库修缮加固其水利工程主干渠外,最大的工程就是自己修水库了。因为干校的梯田是当地农村划给我们的,除靠近水源的地方有些冷浸田,其余大都是沙漏田,一点水都存不住,种稻子本来就是靠天吃饭,没水搞个鬼。当时校部决定修一座小型水库,虽无资金无图纸无技术,但195名男女青年就是壮劳力。我下放时还不到18岁,但已接近成年年龄。我妈在我小时候就教导我“井水挑不干,力气用不尽”,“辛苦讨得快乐吃”,干吧!大家都铆足了一股劲。当时天气慢慢转凉,但是我们劲头十足,赤膊上阵,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直奔水库工地,挑土的挑土,夯坝的夯坝,挖土的挖土,大家你追我赶,互不示弱,好热闹好壮观的场景。中午晚上两餐饭,食堂将钵子饭送到工地上来,只有吃饭时才歇息一下,渴了就捧一捧山泉水喝,那时没有瓶装矿泉水这一说。天渐渐转黑了,没有电灯,我们就捡来松枝打着火把,点着篝火继续干,一直干到晚上9~10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陋室休息。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干了一个多月才将这座土法上马的小型水库修成。这座水库凝聚了我们多少汗水不说,差点还要了一个知青的命。那时为加快工程进度,在扩大水库库容区时,大家都采用挖“神仙土”的办法,即将一大砣土堆,四周都掏空,掏到底部只剩一点根基时,再用大树杆齐心合力一撬,一大团土堆轰然倒下,这确实能加快进度也省了不少事。殊不知,有一次撬土,周荣斌(小名周告告)等几人没来得及撤走,一下子便被偌大的土堆掩埋了,当时大家慌手慌脚连挖带扒,将奄奄一息的周告告从土堆里扒出来,捡回了一条命。
           在干校,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且一年四季都没消停过。在农村有农忙,也有农闲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论刮风下雨,几乎天天都有事做。春耕之前要积绿肥。因无资金买化肥,也无钱种更多的红花草(一种带籽绿肥),只好每天将所有知青派出去,或割绿草绿叶,或刨草皮草根,反正每天早晨要交一两百斤绿肥。双抢时那就顶着烈日,又割稻又插秧。若缺水还要到塘里挑水抗旱,有的田土实在干得厉害,就靠我们人工一锄头一锄头将结板的田土翻过来敲碎,整平,抢在8月8日立秋之前,将早稻及玉米、高粱等种下去,否则立秋之后再种将颗粒无收。在抗旱、积肥等艰苦劳作中,我要衷心地感谢一个叫邓宇辉(小名叫细秋)的女知友,是她在我挑不动的时候,跑过来帮我接力,从遥远的水塘一口气挑到田地是有蛮累的。是她在我吃不饱饭的时候,用自家带来粮票接济我,是她在我累得懒得动时,帮我洗涤脏衣裤。她对我的所有帮助,至今难以忘怀,我非常感谢她。农闲的时候,我们副业队、农业队即一、二中队不是做砖做瓦,就是跑到遥远的大山里帮别人背树背竹子,为干校集体经济搞点创收。当然还有非农业队即三中队(养殖队),利用旱土种菜、种花生、种西瓜、喂猪等。我们还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象模象样的蓝球场,并盖起几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和土砖平房,至少住进去不会四面透风了。在湘永煤矿的大力支持下,由知青“王顺顺”的父亲带队,我们自己埋杆拉线,从青山垅水电站接来电源,安装了电灯。这样就使我们劳作之后有了业余生活的去处,能看看书、打打牌。那时没有电视、广播这一说,偶尔有一场电影如《闪闪的红星》要跑到12里外的鲤鱼塘镇去看。有了球场就有了活动场所,当时县代表队几名主力许永刚、梁瑞郴、李南极、雷仁孝、廖轮雄、黄承瑜等都在干校,我们时不时与对过矮塘铺林场知青,鲤鱼塘镇县农科所知青,及当地驻军进行友谊赛,每次都是我们干校代表队获胜。除了打球,我们干校还有一大帮文艺活动骨干分子,象拉二胡的余光诚、梁瑞郴、李南极、周锦文;会弹月琴、三弦的赵忠平;会吹笛子兼独唱的胡文杰、卢建英,会跳舞的胡梦莲、李爱林、任景林、曾玲玲、谢玉梅等。一到傍晚,知青点便成了欢乐的园地,又是吹拉弹唱,又是引吭高歌,或独唱或二重唱,或小合唱,热闹非凡。我呢?虽然在校时到没学到什么文化,但琴棋书画我也算拢了边,也学会了打乒乓球、蓝球。乒乓球的近台快攻、快速推挡、搓功等,我还是挺扎实的。打蓝球我的三分球命中率还是挺高的(不过那时还没实行三分球制)吹笛子、吹单簧管(黑管)、吹口琴我拿到手就会。在干校,趁别人不在,偷偷拿着别人的二胡、月琴也拨弄几下,因无钱,这些器乐我都没买,加上我本人性格急,图新鲜,这些东西到我手上弄会后就再没下文,没坚持下去也就没成器,画画临摹还可以,自己创意就不行了。虽然这些都不是我的专长,但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也就使生活不感到寂寞了。
         在干校三年多时间,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依然觉得很充实。虽然那时每天高强度劳作十几小时,且吃得很差,夏季,家常便饭是吃辣椒、茄子、冬瓜、南瓜,冬天则是萝卜、白菜、莴笋。有时,来不及搞到菜,煮一大锅水,放点盐,淋点酱油、淋点茶油,再撤上一些葱花,就这么清汤寡水也对付一餐。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含碱性,特别刮油。我中、晚餐每次都要吃两钵饭(三两一钵),那时一个月难得打一两次牙祭(吃肉),碰到有点油豆腐炒肉、葱花煎蛋、或者是咸鱼干,我则每餐要吃三四钵饭。没办法,饿啊,卖苦力,吃长饭,没油水,不吃这么多,晚上简直没办法睡觉。好在我后来放牛去了,时不时从山上采点蘑菇、野生菌什么的,下到塘里摸点田螺,冬天到田里挖点泥鳅调剂一下。再加上那时许多知青都养了狗,喂到半大时,自己不忍心,叫别人装进麻袋,用锄头砸死,摘一大把辣椒,煮上一大锅,大家都来凑热闹。现在生活富足了,闻到狗肉香都是“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何况那时,不到半小时便风卷残云底朝天了。那时家里知道我们清苦,时不时托人炒点坛子菜带来调剂口味。至于粮食嘛,家里也不够,我每月要消耗60到70斤大米,好在湘永煤矿生活好,这些矿上子弟除邓宇辉外,还有肖友蓉,何成香等也不时接济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真是至亲知友,所以现在她们到我这里来了,我都倾其所有,按我的最高标准接待。不说感恩回报,这是起码的礼数。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不能怠慢一切真诚与你相处的人。
          矮塘铺这个地方,虽然不是永兴县的粮食主产区,物产不是很丰富,但各种蛇、特别是各种毒蛇却出奇的多。中国十大著名毒蛇,如银环蛇、眼镜蛇、五步蛇、金环蛇、竹叶青 这里都有。记得刚到干校和彭新民等一帮湘永煤矿三工区的几个子弟在修青山垅水利工程主干渠时,正在干渠便桥下挖石头的我,忽然看见一条硕大的眼镜蛇从乱石堆里蹿出来,昂起头,颈部扁起来象大眼镜一样,呼呼地吐着信子,当时几个同伴吓得四处乱窜,越是慌乱越是爬不上陡坡,我虽然自小就以胆大著称,此时也感到的点紧张,但没有跑,在那种乱石堆放,两旁又是45度陡坡的情况下,你跑是跑不过毒蛇的,指不定追上来咬一口更加没命,对峙了一会儿,我拿起手上带索钩的扁担朝还昂起头的眼镜蛇一顿猛砍,把蛇打瘫,最后他们几个跑来,用石头将蛇砸死。刚惊魂未定,爬上水渠护坡,只见对面林场的来自永红煤矿小名叫“宝宝”的知青拧着一条重达十多斤的死蛇过来了,走近一看,乖乖!这可是剧毒的血液型毒蛇------五步蛇,只见硕大的三角形脑袋,尖尖的翘喙,面目狰狞,问“宝宝”在哪打的,他说和别人在前面不远的灌木丛中打的,比我们打死的眼镜蛇大了几倍,怪吓人的。
         因为我后来放牛,在野外放牧割草的时候碰到蛇的时候特多,不过,不管是碰到竹叶青、乌梢蛇还是菜花蛇、盘锦蛇什么的,我再也没打它们了,它不惹我,我也不惹它。只不过有一次扯草煮潲喂牛吃,看见草丛中盘着一条一米多长的蛇,我觉得好玩,知道它不是毒蛇,就用扁担将蛇头摁住,然后用草绳将蛇吊起来玩了一阵又放掉了。还有一次放牛到松树下烂泥田,走过一田塍时,只见下面田坎下翻着一窝金环蛇,足有十几条盘在一起蠕动。当时也来不及细想,等下插秧的人一来搞不好毒蛇会伤人,这次不打不行了,且当时流行“见蛇不打七分罪”的说法,我就破例搬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向蛇窝砸去,砸了就跑,也没顾得上回头瞄一眼。要知道,这金环蛇也跟银环蛇一样,是神经毒,只不过毒性稍轻点罢了。时隔两个月,我再次来到这个地方,下田去牵牛时,被烂泥田里一个什么东西象针刺一下扎在脚脖子上,我赶紧拔脚出来,用水清洗脚上淤泥,只见两个针眼大的小孔在汩汩流血。同伴说是被泥蛇咬了,泥蛇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蛇咬了,是不是蛇报复也说不清,他们赶紧用布条扎紧我的腿肚,并从林场请来一位会草药的许老头,许老头看了看,也说是被泥蛇咬了,然后就用有碎玻璃将我的伤口划开,放了好一阵血,然后敷上一点他带来的草药,包扎一下,他说两天后扯掉草药没事了。是什么草药他没说,他是用嘴嚼碎的。泥蛇是不是毒蛇我搞不清,是不是被蛇咬也不一定,反正那次除了痛,倒没什么其它症状。
         说到毒蛇伤人,我们的一位叫宋曼玲的知友还是没能幸免。宋曼玲和我小学同学,其父也和我父亲同过事。后来由于其父工作调动,她也随之迁到马田,并在马田五七中学读书,由于分开太久,她都不认得我了,甚至她临终都不知道我是谁。她和我们一同进厂的知友余光诚关系相当不错,宋曼玲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品学兼优,据说两只手能左右开弓打算盘,别看她外表比较温婉娴淑,可干起农活来透着一股辣劲,赛过一般小伙。这么好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却过早地香消玉殒,永远地留在了干校。那是1973年6月9日晚上九点多,宋曼玲和几个女知友到渠道边去洗脚,刚一踩下去,脚背象被蚊子叮了一下似的,(银环蛇是神经毒,咬后不痛,其毒性居中国十大毒蛇之首),只见水花一翻,一团白影溅入水中,同伴中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不好了,宋被银环蛇咬了。因为月光朦胧,没太看清,也有人说被其它什么咬了,当时 ,大家七手八脚把宋抬到宿舍,一边赶紧向县医院及鲤鱼镇镇卫生院联系,但乡村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有的总机晚上无人值班),虽然紧急处理弄了点草药,但无济于事。宋已浑身肿大,呼吸都比较困难,五点多钟好不容易拨通宋家长电话,七点多种宋父带着特效蛇药,赶到干校,但为时已晚,针都打不进去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众知青都非常敬佩的女豪杰撒手西去,眼睁睁地看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发生,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出师未捷正值豆蔻年华的知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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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长眠于此,守护着东岭山下的一草一木。
        在干校三年多,虽然艰苦,虽然缺吃少喝的,虽然历经种种磨难,却使我的意志毅力得到了磨砺。小时候身体孱弱,个子矮小(因经常挑重担,影响身体发育),一出操就站第一排,属小萝卜头一类。来干校后,每天劳动强度那么大,想在吃的方面补充营养,促进身体机能健康发展,根本不可能。没办法,只好穷折腾,我也学着别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做有氧运动,反正大山里别的没有,负离子倒挺新鲜,别人跑几千米,我则不断加大力度,来回跑了1.5万米,即30里地。这还不算,从秋天开始,循序渐进,先是跟着别人一起冲凉,后来每天一个人到小溪边洗冷水澡,寒冷的冬天则先跑一阵,再用干或湿毛巾将身子擦热,然后往水潭里一跳,浑身红润,直冒热气。长期以往,雷打不动,甚至下大雪结冰天也没放弃锻炼。这就是我后来常挂在嘴边的“早晨一万五”,“晚上零下五”。经过几年折腾,身体逐渐硬朗起来,至少是肺活量及抗寒能力增强了。我现在冬天只穿单衣,不穿毛衣棉袄应该是那时打好的基础和弥久锻炼的结果。你还别说,这一锻炼还真起作用,体能相当好。1973年的春节前夕,一年多没回家,我们都急着回家过年,跑到鲤鱼塘汽车站,车票已售完,且当天再也没班车,那时别说货车就是手扶拖拉机都少得可怜,怎么办?已经走了12里路离家还有70多里,返回干校,别人会笑,住一晚,没钱。走,走回去。我们几个知友到小卖部一人买一包饼干,就匆匆上路了,饿了啃几口饼干,渴了就到路边田里捧一捧水喝,就这样,马不停蹄,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久别的家。这还不算什么,1974年冬,附近一曾姓村民的一群鸭子被人恶作剧,一起赶到我们新修的那座水库里,由于受了惊吓,鸭子千呼万唤就是不上来,赶到这边它们又游回那边,天都要黑了,急得曾大婶双脚直跺,要知道,今天不赶上来,山中的野兽会将这些鸭子一扫而光。正好我赶牛群打这经过。见状,毫不犹豫准备脱掉衣裤跳入水库,帮她把鸭子赶上来,曾大婶连忙拦着,“使不得,这天寒地冻,万一有意外怎么敢担当”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抽筋,我会游泳,且经常洗冷水澡”。说完一个猛子扎下去,很快帮她将鸭子赶上岸。
       这次虽然安然无恙,但我在干校还是碰到了生死关头的第二次际遇。那是1973年秋季,正好是我在食堂帮厨轮值一周,我们每天帮着洗菜、蒸饭、和煤、打水等做一些杂事。打水是比较累的活,就是站在搭好的木架上,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一桶一桶把水吊上来,倒进大木桶,水则顺着竹管流进厨房小池。这倒没什么,因为我小时候也挑过水卖。主要是这系在桶上的藤条勒手,头两天没事,第三天我手掌都磨破了,起了好多血泡,一沾水就痛,那会一时也找不到手套。这时知友张满珠递过一双打过1059剧毒农药的纱手套给我戴上。那时,真是都无知,殊不知,正是这双沾满剧毒农药的手套被水打湿后,残留农药通过我手掌的破损处,进入机体,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我便昏迷不醒了。事后,一同进厂的知友雷仁孝告诉我,只见我双目紧闭,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但身上的肌肉象波浪一样起伏。校医急得团团转,打针不管用,电话与外界联系还是怎么也打不通。人命关天,怎么办,最后与鲤鱼塘镇汽车站反复磋商,以运输4吨货物的价格,租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连夜12点将我送到永兴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父亲买了几根油条来给我送早餐,我才知道回到了县里,并且又捡回一条命。当时很单纯,很感动,感到是党和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抱着感恩的心情,不等身体恢复元气,休养两天后,我便拔掉输液的针管,回到我魂牵梦萦的干校,而且不听别人劝阻,跑到田里制土砖现场,挑起4扣“369”的土砖就往砖厂走。所谓“369”即土砖高3寸宽6寸长9寸,这样的湿泥土砖每扣是有30---40斤重,一担就是150---160斤重,这样的重体力活,正常的人都有点吃不消,何况我刚从死神身边回来。但那时很纯真也傻得可爱,没顾及那么多。还有一次修水渠,搬一块大片石头时不小心闪了腰,弯都弯不下去,恰好脚底又长鸡眼,被校医划了一刀,缝了几针动了个小手术,缠着绷带,但那时就是拼命三郎,重活干不了,我就一瘸一瘸跪下来割草,再让别人挑回来。那不是图表现,也不是图招工,大家都是这么做,都吃了不少苦,都抱定“一颗红心跟党走,广阔天地立新功”的信念而忘我地奋斗!
       其实,下放的这几年,我的主要光景是在与牛群为伍的生涯中度过的。那时要我担任牧业组的组长,是基于三种考虑,一是我在高中生里算小的,在初中生里算大的,当个小头目还可以;二是如前所述身体受过损伤,适当可以照顾;三是脑袋瓜子灵活敬业精神强,做事认真负责。而干校为数不多的几条牛,包括附近农村的牛,一到冬天,就有冻死的现象发生,要让牛群安全过冬,确需要一个负责的人去料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走马上任了,我这个牧业组长带领肖国平、黄正清、罗永康等几个小伙伴管着十二头牛,经营起在旁人看来十分轻松但实际并不轻松的活,两个放山羊的小姑娘谢玉梅、张粉云虽说也在牧业组,但我从来没实质性管过她们,再说她们的工作时间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过得颠三倒四,早出晚归,春耕大忙和双抢时节 ,每天四五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赶着牛群往山上跑,等天亮之后交给犁田组的知友,犁一阵田,然后吃早饭。我们早中晚三餐基本上是在野外吃,真正的风餐露宿。因为趁别人吃饭的当儿,我们又要喂牛,个把小时的时间放牛群野外让它自己吃草,肯定吃不饱,附近都是田土,都种了庄稼,外围的嫩草都吃了几轮,哪长得这么快,而要到很远的山川去,光赶路就把时间耽误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像扯猪草一样,将这些草扯来、洗净、剁碎,支起一口大铁锅,掺点碎米、掺点酒糟合在一起煮潲。那时牛比人还累,基本上都没喘气的时候,累得卧趴在牛栏里,根本不想动,怎么办,我们只好牵起牛鼻子,栓在牛栏上,然后揪出牛舌头,用竹筒装满牛潲一筒筒灌下去。没办法,200多亩田,要犁两遍,耙一遍,打蒲滚一遍,再耙一遍,农时误不起啊,何况这十二头牛,只有独眼大水牯才是主力,其它的要么没鼻子,要么断角,要么老态龙钟,要么是赖子婆,还有三头未成年的小牛,根本做不了事。有时忙不赢了,只好用人工拉犁或者挖田。他们犁田的时候,我们也没闲下来,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割牛爱吃的冬茅、绿茅草,要么挑着萝筐到野地扯猪草喂牛。每当这时,加盟的还有小伙伴王永芝、曹盛华,李冬平等,甚至有的女生如肖友蓉、王凤兰、李秀华等也派来帮工。为了让牛群吃饱,我们在农忙时节都放牛放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归来。这样一来,就免不了个别牛有走失的现象,特别是独眼大水牯,本来就跟黄牛不合群,再加上在我接手之前,因打斗被别的牛用犄角挑瞎一只眼睛,其逞强斗狠的心一直没泯灭,不管是对过林场的水牛或附近生产队的水牛,只要远远望见,就撒开四蹄跑上去斗狠,扯都扯不开,只有用稻草扎抱点烟火才将他们熏开。热天时,牛蝇特多,它也熬不住,用犄角挑开拦栓,独自跑到水塘去泡水。基于上述原因,这头牛三天两头就要你到处找。好在我向来胆大,管它坟山、野地、鬼不怕、蛇不怕,我一个人拿着一根竹竿借着月光在荒山野岭寻觅水牛的踪迹。我非常了解它的习性,它每次要撤尿了,都用前蹄在地上扒几下,看到光鲜的蹄印,我就知道大水牯就在前面不远了。要说照料这条水牯,我还真费了点神。有一次大水牯唯一的一只好眼睛不知何故被感染,眼睛红肿眼屎窝窝,睁都睁不开。当时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兽医。于是我又找到了帮我治“蛇伤”的林场许老头,他告诉我,到水塘边采半边莲捣碎敷在牛的眼睛上,同时,从林场借来一支特大针管,将医用青霉素加大剂量注入水牯的耳根处。本来许多领导都觉得救治无望,准备动刀宰杀这头水牯,居然在我手中给治好了。这还不算,当初交给我手上七八头牛,不但冬天没有死牛,而且还繁育发展变为十二头牛,而且头头膘肥体壮。要知道,我们农闲时,也没闲着,一是收集上好的稻草,花生秸杆给牛准备过冬饲料,二是自己编织草帘给牛挡风御寒,三是勤换牛栏垫的稻草,一有牛粪就捡干净,四是牛犁田时在水中浸泡时间长或在尿液中浸泡,我们就用红汞紫药水或碘酒涂抹牛蹄缝隙,防止腐烂。五是得空时,我们还主动承担积肥、打鱼草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修的水库放了一些鱼但无专人喂养,我们就附带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时我还按照书上的说法,用这套管用的牧牛经去操作,“春放平川免毒草,夏放山林避日焦,秋放满山是好草,冬天就数阳坡好。”
        为什么说上山下乡这三年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思维定势,抑或思想定型的阶段,因为在艰苦的锻炼中,在摸爬滚打中,我学会了许多,懂得了许多,感悟了许多。特别与一些有志向有才华有见地的知友如王运莲、雷淑萍、陈靖春、许细田、王国洪等在茶余饭后谈理想、谈人生、谈前途,让我受益颇多。正因为干校的三年多的磨炼,为我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在我进厂以后的一篇文章《三年多演绎三十多年》中得到了诠释。也正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扎实肯干,认真负责,在1975年上半年第一批正式招工,也是最后一次招工中(之前到沈阳军区运输连当兵走了李南极、王德胜、王金柱、黄承贵4人,另有5人梁瑞郴、许永刚、陈靖春、任景林、唐永湘被保送到湖师大读书,74年还送了18人到涟邵矿务局技工学校读书,毕业后即可就业)我被大伙推选为招工对象。其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评议、组织审查、领导把关。这次长岭炼油厂招工还附带有一定的文体特长择优录取的条件,所以我们来长炼的这10人中,雷仁孝会打蓝球,赵忠平会吹笛子、弹月琴,胡文杰、卢建英是独唱演员,张新林会画画,余光诚会拉二胡,剩下的我和林顺花、何成香、胡光荣就算是表现突出吧(何成香、林顺花是县优秀知青代表)。就这样,我们带着坚定的信念,带着美好的憧憬,带着和人们、牛们依依不舍的心情,华丽转身奔向既炼油又炼心的第二故乡------长岭炼油厂,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启航。

 

 

 

                                                      凌宪德2012年2月25日

                                                      写在下乡40周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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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忆当年,茅草疯长,蛇兔四窜,山野茫茫, 白纸一张盼描绘, 荒滩一片待拓荒。二百知青,干校注之活力,创业谱之新章。立战天斗地之志,田埂上青春激情高亢;扬改天换地之威,树丛间知青笑语荡漾。物质贫乏而精神充盈;生活清苦而思想向仰。工余饭后,吹拉弹唱,棋琴书画,互展其长。挖泥打砖,刈草垦荒;植树种地,养牛牧羊。献才智,为荒野点红播绿;显身手,为大地打扮梳妆。

     天高地阔兮,新苗茁壮;人才济济兮,终成栋梁。企业强人、文化精英、军营骄子、教坛名师、济世大医、艺苑高才……孕育于斯,焚膏继晷,筚路蓝缕,炼之成钢。 怨乎、悔乎、憾乎,当年下放?奉献青春!虽有劳其筋骨之苦,然有砺其心志之飨。经历磨难方知珍惜,饱尝艰辛更易知足,人生财富宝贵且难得,生活履历坎坷而难忘。蹉跎岁月,知青足迹永不磨灭;激情年代,吾辈精神久远闪光。

我的相册-http://photo.163.com/photos/lihuaqiang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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