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长眠于此,守护着东岭山下的一草一木。 在干校三年多,虽然艰苦,虽然缺吃少喝的,虽然历经种种磨难,却使我的意志毅力得到了磨砺。小时候身体孱弱,个子矮小(因经常挑重担,影响身体发育),一出操就站第一排,属小萝卜头一类。来干校后,每天劳动强度那么大,想在吃的方面补充营养,促进身体机能健康发展,根本不可能。没办法,只好穷折腾,我也学着别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做有氧运动,反正大山里别的没有,负离子倒挺新鲜,别人跑几千米,我则不断加大力度,来回跑了1.5万米,即30里地。这还不算,从秋天开始,循序渐进,先是跟着别人一起冲凉,后来每天一个人到小溪边洗冷水澡,寒冷的冬天则先跑一阵,再用干或湿毛巾将身子擦热,然后往水潭里一跳,浑身红润,直冒热气。长期以往,雷打不动,甚至下大雪结冰天也没放弃锻炼。这就是我后来常挂在嘴边的“早晨一万五”,“晚上零下五”。经过几年折腾,身体逐渐硬朗起来,至少是肺活量及抗寒能力增强了。我现在冬天只穿单衣,不穿毛衣棉袄应该是那时打好的基础和弥久锻炼的结果。你还别说,这一锻炼还真起作用,体能相当好。1973年的春节前夕,一年多没回家,我们都急着回家过年,跑到鲤鱼塘汽车站,车票已售完,且当天再也没班车,那时别说货车就是手扶拖拉机都少得可怜,怎么办?已经走了12里路离家还有70多里,返回干校,别人会笑,住一晚,没钱。走,走回去。我们几个知友到小卖部一人买一包饼干,就匆匆上路了,饿了啃几口饼干,渴了就到路边田里捧一捧水喝,就这样,马不停蹄,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久别的家。这还不算什么,1974年冬,附近一曾姓村民的一群鸭子被人恶作剧,一起赶到我们新修的那座水库里,由于受了惊吓,鸭子千呼万唤就是不上来,赶到这边它们又游回那边,天都要黑了,急得曾大婶双脚直跺,要知道,今天不赶上来,山中的野兽会将这些鸭子一扫而光。正好我赶牛群打这经过。见状,毫不犹豫准备脱掉衣裤跳入水库,帮她把鸭子赶上来,曾大婶连忙拦着,“使不得,这天寒地冻,万一有意外怎么敢担当”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抽筋,我会游泳,且经常洗冷水澡”。说完一个猛子扎下去,很快帮她将鸭子赶上岸。 这次虽然安然无恙,但我在干校还是碰到了生死关头的第二次际遇。那是1973年秋季,正好是我在食堂帮厨轮值一周,我们每天帮着洗菜、蒸饭、和煤、打水等做一些杂事。打水是比较累的活,就是站在搭好的木架上,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一桶一桶把水吊上来,倒进大木桶,水则顺着竹管流进厨房小池。这倒没什么,因为我小时候也挑过水卖。主要是这系在桶上的藤条勒手,头两天没事,第三天我手掌都磨破了,起了好多血泡,一沾水就痛,那会一时也找不到手套。这时知友张满珠递过一双打过1059剧毒农药的纱手套给我戴上。那时,真是都无知,殊不知,正是这双沾满剧毒农药的手套被水打湿后,残留农药通过我手掌的破损处,进入机体,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我便昏迷不醒了。事后,一同进厂的知友雷仁孝告诉我,只见我双目紧闭,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但身上的肌肉象波浪一样起伏。校医急得团团转,打针不管用,电话与外界联系还是怎么也打不通。人命关天,怎么办,最后与鲤鱼塘镇汽车站反复磋商,以运输4吨货物的价格,租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连夜12点将我送到永兴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父亲买了几根油条来给我送早餐,我才知道回到了县里,并且又捡回一条命。当时很单纯,很感动,感到是党和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抱着感恩的心情,不等身体恢复元气,休养两天后,我便拔掉输液的针管,回到我魂牵梦萦的干校,而且不听别人劝阻,跑到田里制土砖现场,挑起4扣“369”的土砖就往砖厂走。所谓“369”即土砖高3寸宽6寸长9寸,这样的湿泥土砖每扣是有30---40斤重,一担就是150---160斤重,这样的重体力活,正常的人都有点吃不消,何况我刚从死神身边回来。但那时很纯真也傻得可爱,没顾及那么多。还有一次修水渠,搬一块大片石头时不小心闪了腰,弯都弯不下去,恰好脚底又长鸡眼,被校医划了一刀,缝了几针动了个小手术,缠着绷带,但那时就是拼命三郎,重活干不了,我就一瘸一瘸跪下来割草,再让别人挑回来。那不是图表现,也不是图招工,大家都是这么做,都吃了不少苦,都抱定“一颗红心跟党走,广阔天地立新功”的信念而忘我地奋斗! 其实,下放的这几年,我的主要光景是在与牛群为伍的生涯中度过的。那时要我担任牧业组的组长,是基于三种考虑,一是我在高中生里算小的,在初中生里算大的,当个小头目还可以;二是如前所述身体受过损伤,适当可以照顾;三是脑袋瓜子灵活敬业精神强,做事认真负责。而干校为数不多的几条牛,包括附近农村的牛,一到冬天,就有冻死的现象发生,要让牛群安全过冬,确需要一个负责的人去料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走马上任了,我这个牧业组长带领肖国平、黄正清、罗永康等几个小伙伴管着十二头牛,经营起在旁人看来十分轻松但实际并不轻松的活,两个放山羊的小姑娘谢玉梅、张粉云虽说也在牧业组,但我从来没实质性管过她们,再说她们的工作时间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过得颠三倒四,早出晚归,春耕大忙和双抢时节 ,每天四五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赶着牛群往山上跑,等天亮之后交给犁田组的知友,犁一阵田,然后吃早饭。我们早中晚三餐基本上是在野外吃,真正的风餐露宿。因为趁别人吃饭的当儿,我们又要喂牛,个把小时的时间放牛群野外让它自己吃草,肯定吃不饱,附近都是田土,都种了庄稼,外围的嫩草都吃了几轮,哪长得这么快,而要到很远的山川去,光赶路就把时间耽误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像扯猪草一样,将这些草扯来、洗净、剁碎,支起一口大铁锅,掺点碎米、掺点酒糟合在一起煮潲。那时牛比人还累,基本上都没喘气的时候,累得卧趴在牛栏里,根本不想动,怎么办,我们只好牵起牛鼻子,栓在牛栏上,然后揪出牛舌头,用竹筒装满牛潲一筒筒灌下去。没办法,200多亩田,要犁两遍,耙一遍,打蒲滚一遍,再耙一遍,农时误不起啊,何况这十二头牛,只有独眼大水牯才是主力,其它的要么没鼻子,要么断角,要么老态龙钟,要么是赖子婆,还有三头未成年的小牛,根本做不了事。有时忙不赢了,只好用人工拉犁或者挖田。他们犁田的时候,我们也没闲下来,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割牛爱吃的冬茅、绿茅草,要么挑着萝筐到野地扯猪草喂牛。每当这时,加盟的还有小伙伴王永芝、曹盛华,李冬平等,甚至有的女生如肖友蓉、王凤兰、李秀华等也派来帮工。为了让牛群吃饱,我们在农忙时节都放牛放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归来。这样一来,就免不了个别牛有走失的现象,特别是独眼大水牯,本来就跟黄牛不合群,再加上在我接手之前,因打斗被别的牛用犄角挑瞎一只眼睛,其逞强斗狠的心一直没泯灭,不管是对过林场的水牛或附近生产队的水牛,只要远远望见,就撒开四蹄跑上去斗狠,扯都扯不开,只有用稻草扎抱点烟火才将他们熏开。热天时,牛蝇特多,它也熬不住,用犄角挑开拦栓,独自跑到水塘去泡水。基于上述原因,这头牛三天两头就要你到处找。好在我向来胆大,管它坟山、野地、鬼不怕、蛇不怕,我一个人拿着一根竹竿借着月光在荒山野岭寻觅水牛的踪迹。我非常了解它的习性,它每次要撤尿了,都用前蹄在地上扒几下,看到光鲜的蹄印,我就知道大水牯就在前面不远了。要说照料这条水牯,我还真费了点神。有一次大水牯唯一的一只好眼睛不知何故被感染,眼睛红肿眼屎窝窝,睁都睁不开。当时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兽医。于是我又找到了帮我治“蛇伤”的林场许老头,他告诉我,到水塘边采半边莲捣碎敷在牛的眼睛上,同时,从林场借来一支特大针管,将医用青霉素加大剂量注入水牯的耳根处。本来许多领导都觉得救治无望,准备动刀宰杀这头水牯,居然在我手中给治好了。这还不算,当初交给我手上七八头牛,不但冬天没有死牛,而且还繁育发展变为十二头牛,而且头头膘肥体壮。要知道,我们农闲时,也没闲着,一是收集上好的稻草,花生秸杆给牛准备过冬饲料,二是自己编织草帘给牛挡风御寒,三是勤换牛栏垫的稻草,一有牛粪就捡干净,四是牛犁田时在水中浸泡时间长或在尿液中浸泡,我们就用红汞紫药水或碘酒涂抹牛蹄缝隙,防止腐烂。五是得空时,我们还主动承担积肥、打鱼草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修的水库放了一些鱼但无专人喂养,我们就附带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时我还按照书上的说法,用这套管用的牧牛经去操作,“春放平川免毒草,夏放山林避日焦,秋放满山是好草,冬天就数阳坡好。” 为什么说上山下乡这三年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思维定势,抑或思想定型的阶段,因为在艰苦的锻炼中,在摸爬滚打中,我学会了许多,懂得了许多,感悟了许多。特别与一些有志向有才华有见地的知友如王运莲、雷淑萍、陈靖春、许细田、王国洪等在茶余饭后谈理想、谈人生、谈前途,让我受益颇多。正因为干校的三年多的磨炼,为我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在我进厂以后的一篇文章《三年多演绎三十多年》中得到了诠释。也正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扎实肯干,认真负责,在1975年上半年第一批正式招工,也是最后一次招工中(之前到沈阳军区运输连当兵走了李南极、王德胜、王金柱、黄承贵4人,另有5人梁瑞郴、许永刚、陈靖春、任景林、唐永湘被保送到湖师大读书,74年还送了18人到涟邵矿务局技工学校读书,毕业后即可就业)我被大伙推选为招工对象。其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评议、组织审查、领导把关。这次长岭炼油厂招工还附带有一定的文体特长择优录取的条件,所以我们来长炼的这10人中,雷仁孝会打蓝球,赵忠平会吹笛子、弹月琴,胡文杰、卢建英是独唱演员,张新林会画画,余光诚会拉二胡,剩下的我和林顺花、何成香、胡光荣就算是表现突出吧(何成香、林顺花是县优秀知青代表)。就这样,我们带着坚定的信念,带着美好的憧憬,带着和人们、牛们依依不舍的心情,华丽转身奔向既炼油又炼心的第二故乡------长岭炼油厂,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启航。
凌宪德2012年2月25日
写在下乡40周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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