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美好的愿望刚开了个头,事情反映到了大队。于是“这条企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达到改良生活的捷径”,便在父亲深刻检讨的斗争大会上终止了。 父亲刚从斗争会台上下来,不久四弟的腿上烂了一个洞。在乡卫生院看了一下,说是脉管炎,需到大医院手术,而这时已是年关将近,况且盘缠难筹,痛!也只能好歹先忍着吧,等过了年再说。也就是在这时,二哥来信说,他已病退回长,目前寄住在朋友家。 此时,过年对我们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既无酒也无肉。经过与队长、会计密谋后,一个“阳谋”也在我们大家的心里形成---“潜逃”。 过年后,父亲以带四弟去长沙诊脚为由---走了。我和母亲每天还是仍旧在队上出工。 父亲和弟弟到长沙后,在亲朋好友的捐助下,弟弟的脚动了手术。医生说,如果再耽搁,将有截肢的可能。 随后父亲向单位呈交了要求按老弱病残给予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的报告。单位采取了一种既不支持也不拒接的态度---摆着、等待。于是父亲白天在火车站帮人挑行李、带路,晚上父子俩则在单位会议室搬几条椅子过夜。 过了一段时间,见父亲及其他几户人家并没有被单位驱赶,我和母亲也就用箩筐收拾了一担破衣烂被带着满弟准备回长。行前队长、会计特意叮嘱,如果从大队公社面前经过,恐让人看见节外生枝,宁可从老鸦尖绕远路图“清静”,并提出二人将带路和护送小弟到县里,这让我和母亲及为感动。 发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口相送,一个个热泪盈眶。望着眼前这群衣衫褴褛面容沧桑相聚多年的乡亲,我和母亲抑制不住难舍之情泪流满面。在队长会计的一再催促下才一步三回头地姗姗而去。 当爬上老鸦尖,我回过头来久久地凝视和遥望着山下下茅塔小小的村落和这片我生活了多年的热土,我在心里默默地诉说: 别了,美丽而贫穷的下茅塔! 别了,纯朴、善良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后记 回到长沙后,在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原来街坊邻舍的帮助下,用土砖油毡搭了个临时住处,暂时解决了栖身之所。但时常半夜的敲门查户口,却让我们留下了惶惶如丧家犬般的余悸。而最让人伤脑筋的就是当时购买一切物质都要凭票证,而作为倒流城市的黑户,这些“优待券”与我们无缘。当然,还有一个最紧迫的任务---赚钱。金钱不可万能,无钱是万万不能! 回长沙的第二天,我便挑着从乡下带回的箩筐,出门捡破烂。从早到黑,所得收益不足一块钱,中午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这种收益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我急得心里像钻进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看我着急,小时的玩伴给我介绍一个赚钱的门路---卖冰棒。他说:从城里贩了冰棒去郊县卖,进价2分5的冰棒到郊县后可卖五分,并借给我一个他曾用过的冰棒箱。 第二天按照他的指引,我从冰厂贩了两佰支冰棒搭火车去了一个叫捞刀河的地方。(捞刀河,因汉关羽率兵攻打长沙路过此处,不慎将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宝刀所镶青龙入水而活,部将周仓从落刀嘴(地名)逆水追了七里路,才将宝刀捞起而得名。) 一下火车,我便背着冰棒箱,沿村串卖。头上太阳当顶,身上汗流浃背,心里却与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中的那个老头有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我尽管浑身挥汗如雨,心里想的却是愿老天加劲热,热得每个人都像狗一样的吐着舌头出气,然后追着我的冰棒买。 当然,这只是我心里不切实际的一种愿望。实事是当我销完所有冰棒,并按照原来设定的计划,搭当天最后一趟经过这里的火车回长沙时,在距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时,便看见这趟列车风驰电掣般开了过来。火车在这个小站会停车三分钟上下客,于是我便拼尽全身力气像百米冲刺般狂奔起来。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那没有围墙的车站月台时,列车已经缓缓启动。搭不上趟车,回不了长沙意味着这一夜不但吃不上饭,睡在这荒凉的小站还会让蚊子咬过小死,而更加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明天还将影响一天的生意和收益。在这一刻,当一回《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上风。我没有任何的犹豫,紧跑几步身子一跃,双手抓住了车厢旁上下梯级两边的把手。 列车在逐渐加速,风声在耳旁呼呼作响。车过浏阳河铁桥(捞刀河浏阳河并列,相隔不远),桥下数丈是奔腾的河水,身边飞速晃过的是巨大的钢梁铁架和震耳犹聋的轰隆回声。此时,尽管弯着搭在梯级上的双脚在微微发抖,但求生的欲望让我两手死死地抓牢车门把手。(这时如果手一松,掉下去,那肯定得粉身碎骨。) 过了大桥,列车进入一条弯道,有乘客从窗中看到了“外挂”在车外的我,引起车内一片惊呼。被惊呼声招来的列车员和乘警,打开车门、掀起门下的踏板,将我揪进了车厢,气急败坏的训斥着我。我对自己的冒险,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奖金感到愧疚,于是平静地接受着他们的训斥。不一会,一张补票的单据还没填好,列车进入了长沙车站。 下车后,混在一帮同吃这碗饭的兄弟姐妹中,从他(她)们的言谈中,我获得的“业务”知识,快速增长。 因为近处做同行生意的人多,几天后,我便越跑越远,所销的冰棒也由二百支向三百、四百、五百、六百支递进。当然越跑得远,车票钱越多。怎样与查票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另外一项附带“作业”,就是在做生意的同时,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拜托他们为我购买义(异)价粮食和食油。 到了天凉之后,刚开始两年,找到基建工地帮人挑砖上架。有一年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主要是收入不高),一天中午路过一家居委会办的米粉店,看到米粉店的生意特别好。出于好奇,也顺便解决中餐问题,我走进了这家米粉店。盈门的顾客,一下触发了我大脑中的某一根神经。联想起在我住的那一大片地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卖这类东西的店面。我想,假如也像这里一样自己做点这样的小生意,不求像这里生意这样好,只要有这里二十分之一的业务,养家糊口就没有问题了。于是我认真地将店堂里的布置、摆设记在了心里,又趁到窗口取粉的机会,磨蹭着仔细地观察了厨房里的设施及下粉时所有的配料。一份粗略的蓝图便在我的心里形成,回去与家里人一商量,大家也觉得行。不几日一个小米粉摊,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出摊的这天起了个大早,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天还没亮。下米粉锅里的水早已开得翻滚,却不见一个顾客上门,自己的心里面就不免打起鼓来,权衡着是否投资失误。 天渐渐亮了,街上陆续有了行人,新开张的米粉摊前,也不断有顾客光顾,这让我的心里平静了一些。我用真诚的笑脸,迎接着每一位光顾的顾客;利用一切的空隙,将所有的“行头”擦抹的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当我将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米粉端到顾客面前----当顾客看着一碗碗,白嫩的米粉上盖着切得工整的肉码,蒸腾的热气中透着鲜香,碗内的油汤中漂浮着绿色的葱花和通红的干辣椒---脸上所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到了上班的高峰时侯,我的米粉摊前排起了长队。见此情景,全家人全体出动,都来为我帮忙。在我的米粉摊前,顾客们或坐、或站、或蹲围了一大圈。不到九点钟,我原来预计所准备销售一天的米粉,便全部卖完。还有不少没吃到米粉的顾客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准备一点? 第二天我将所有的东西备得足足的。从早晨六点一直供应到半夜,没想到半夜时分的生意一点不比白天差。附近几个单位翻三班---上班的人吃碗米粉再去接班;下班的人饿了吃碗米粉再回去睡觉。 当做满一个月后,我们不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结余了二、三百斤粮票。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四处求人买义价粮了,拿着粮票直接去粮店买米就行。这在当年于我们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奢望。 当然,做生意,人是很辛苦的,半夜收摊后,我还要骑着单车去面粉加工厂驮第二天卖的米粉。因睡眠不足,经常边骑车边打瞌睡,有次竟然睡着了(可能就是一、二秒钟),车头猛然一摆,将我惊出一身冷汗。好在都是半夜三更,路上无一行人、车辆。 就是这样做了几个月之后,一天,迎来了一个天大的惊喜:父母和两个弟弟的户口解决了,而代表全家跑遍了省、市几十家有关单位进行申诉和要求落实政策的我,却因不属于老弱病残而留在农村。虽然心里有点酸楚,但毕竟解决了家里大部份人的户口问题是件大喜事,不但圆了我们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而且从此告别了黑人黑户和夜查户口的惊扰又有了一个扎实的落脚点。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我们的生意发展很快,小摊生意已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于是我们搭起了几间临时门面,这样的规模,与同时代崛起的“无名”、“周记”粉馆来比,在规模和销售额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看我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当时街道办事处为了推广辖区的个体经济,便将我作为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要我上台“传经送宝”。当了一、二十年的“狗崽子”,深知过去对资本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利害。我便推脱,说:“我户口都没有怎么能当代表?” 领导说:“户口迟早都会要解决的,以后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会帮你说话。你现在先配合我们的工作,怎样?” 一下就掐住了我的软肋,当坊土地,怎敢得罪?于是,我便装模作样地在台上作起了报告。不久,又推荐我出席共青团长沙市委举办的优秀青年代表国庆座谈会,我亦俯首帖耳,欣然前往。 当云南知青在绝食卧轨的时侯,我仍然在我的粉店里忙忙碌碌。但他们斗争的结果---知青大返城,我却伴福沾光了。 拿到准迁证的那一天,我像范进中举般的高兴,逢认识的人便告之:“我的户口解决了!” 接下来的父亲“摘帽”,便有几分凄美:打开父亲的档案袋,翻遍,里边就是翻不出一张由公、检、法、司任一部门认定父亲为历史反革命的法律文书。简单点说,父亲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罪名,不过是单位的某些领导凭个人的“常识”,口头给“照顾”的。 这二十来年,游街、批斗、戴高帽、遣送农村;殃及家属子女吃苦遭罪书都不能读,却不过是历史开了个玩笑,冤! 冤是冤得很,但这时的我们,却没有心思再去纠缠过去的事情。平反后,单位同意给父亲补发工资。但是单位效益不好,所应补的工资只能打几折,而且分若干年补发。这些都没问题,真正让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的是,尽管社会对我们的歧视、流毒,一下难以肃清,但是毕竟政治上赋予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让我们得到了新生! 为了避免再捞顶“新生的资产阶级”帽子戴,八二年我踏进了当时一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营单位。 可是随着经济大潮的起落,我的单位也经历了兴衰浮沉,从八十年代未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好在我们这些人吃得苦,耐得劳,单位无事做,自己便到处“小打小闹”。通过这些年孜孜不倦地努力,虽无成就,但现在单位破产失业后,凭着这些年的一些积蓄仍能维持一份温饱。如今,无事含饴弄孙,更兼子女孝顺恭敬,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唉!有如此,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