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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的哨子吹响之后,人们陆续来到设在大队部的厨房。厨房的案板上,摆着大钵大钵煮熟的南瓜。走头的人端起一钵南瓜,放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不分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席地而蹲,满八个人就开餐。
      如果呷饭时有人嫌尽呷南瓜伙食不好,遇上年纪大些的人,就会苦口婆心淳淳教诲:当年我们在某某地方做事时,连南瓜都冒得呷,就是在溪滩里捡几粒小卵石,洗干净放在碗里拌点油盐。呷饭时,扒口饭,夹粒卵石在口里汲一下,便觉得有滋有味,哪像你们现在这些人,呷南瓜还不知足?有了这样的传统教育,以后每当吃饭,那些嫌伙食差的人,便噤若寒蝉。
       但是当领导的不是这么看问题,认为还是需要体恤下情。所以,偶尔也会命人找个深水塘,往里面丢几筒炸药,将那些潜藏在岩潭深处逍遥自得的鱼儿,“翻”几条出来为大家改善生活(但僧多粥少,仅满足于“君子尝滋味”),或者是一、两个月杀条猪,让大家感受一下“一平二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注: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及财产。)
     第一次享受这种优越性,我就受了教育。那天听到说工地“打牙祭”有肉吃,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从过年试了肉味,到现在过了十来个月,肚子虽没得胃溃疡,却早已得了“胃亏肉”。当一钵南瓜一钵红烧肉摆在地中央,八个人围拢来以后,开餐进入正式程序。可是呷饭时,人们的筷子,一直都是伸向南瓜钵,对肉钵子似乎视而不见。我尽管“喉咙里伸出了手”,但也不敢造次,只能随大流而行。终于,有人提议夹肉吃,于是每个人都将筷子伸向早已瞄准了无数次、肉的它子稍大一点的“目标”。一团肉进口,哇,好香,好油,好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忽然眼睛一扫,噫!怎么有大部份人的肉都夹在碗里没吃?旁人见我惊疑,说:“等下带回去给我小伢吃。”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在心里责备自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呢?因此剩下的三团肉,我找了张纸包好,摸了几里路的黑,送回了家中。
      大队搞的这个“移山、治河、造田”工程开工后,便规定除了六都坪、王家坪这些附近生产队的人员可以住在家里,其他的人都必须住在大队为这些人腾空的几间房屋内,以免路远误工。所以一到晚上,原本荒凉的乱石滩便史无前例的热闹起来。打牌的、挑花的、补衣的、哼戏、唱歌的、讲古的,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尤其是打百分、争上游:或是纸条条将脸贴得像个“无常鬼”,或是夹子夹得耳朵根子发红、发紫,若是有人“赖皮”,几个人揪得一团,笑声、闹声,声声振耳。
      我虽然也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因为出身成份“高”,一般的年青人羞以与我为伍,怕与我过分接近会影响到他们的前程。所以,更多的时侯我都是猫在一些老年人的背后听他们谈天说地,听他们讲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而这些随意的聊天,却为我本闭塞的视野打开了一扇“天窗”。
      连续晴了一段时间,这天老天下起了雨,工地上被迫停工休息。闲来无事,我上住在附近的功益家走走。
      进门,功益正在打草鞋,他母亲坐在火塘边补衣服。大家打过招呼后,我看见功益旁边还放着一捆没捶的糯谷草,便顺手拿起旁边的木捶,一边捶草一边和他母子闲聊。功益的性格比较敦厚、木纳,相对而言他的母亲倒有几分精明、精致,只是岁月的刻痕,却过早的爬满了额头。
      我问功益:“你爹呢?”
    “我爹到张家滩我姨娘家还粮食去了。”
    “还么粮食?”
    “今年五荒六月的时侯,我家断顿了,在我姨娘家借了几十斤苞谷籽,趁今朝落雨得空给她们还回去。”
     “哦……!你有几姊妹?”
     “我下面还有两个佬佬(弟弟)两个妹。”
      这时功益的母亲插话说:“你屋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说:“五个。”
     “你是第几个?”
     “我第三。”
     “你是哪年的?”
     “我是五六年二月的。”
     “五六年二月?我功益也是五六年二月,你是哪一天生的?”
     “我初七。”
     “你与我功益是同一天生的。”
     “真的?!那我们是‘老庚’睐!”
     “老庚”在当地的风俗中,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缘分,几可与兄弟、亲戚的关系相提并论。可是,我的这个热情、积极地提议,没有得到母子俩响应,他(她)们像没有听到一样默然。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她)们肯定是希望与我、与我的家庭背景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我赶紧岔开话题,稍坐片刻便借故离开了。
      从此,除了狠狠地做事,我将心门厚厚的关上了。不久调我去抡大锤打炮眼(炸药、雷管之类是不让我挨边的),我与功益的搭档也就结束了。
      这天吃晚饭时,管伙食的明炬拿着一张欠粮名单在席间宣布,我排在第一名。第二天,我便请假回家拿粮食。在队上仓库支了一百斤谷挑到山下的水碾碾完米后,队上出工为油菜苗薅草锄土的人已经歇下午气了。
      早就听说福叔这一段时间病得利害,放下担子,我便到福叔家去看望。
      刚走到他家的禾堂坪里,就看见家仁正拿着一根棍子在轻轻地敲着蜂桶驱赶着桶内的蜂群,准备取蜂蜜。山里人养蜂没有什么讲究,既不用蜂箱,也不用蜂隔,就是一个圆木桶将蜂王和蜂群扫进桶内后,倒扣在石板上或木板上,便不再搭理,任其自生自灭。如果留得住蜂群在里面筑巢产蜜,便是财神菩萨保佑---有命;如果蜂群跑了,则是抱着财运未到,莫急的心态。取蜜的方法也简单:首先拿根棍子在蜂桶上轻轻地敲,将蜜蜂赶出来后,翻转桶将里面的蜂巢割出来,放在锅里加热后,用从棕树上剥下来的棕制成的棕网滤去蜂腊,就可送到供销社兑钱。所以,有首山歌是这样唱的:
           一莫急来二莫忙,
           慢慢敲桶取蜂糖。
           慢慢敲桶得糖吃,
           慢慢恋妹得久长。
      福叔与绪保叔是兄弟。兄弟俩共住着祖上留下来的这一幢已有点歪斜的老屋。福叔的大儿子家法结婚后,老屋让给了儿子、儿媳,福叔老俩口便带着小儿子家仁搭了个偏厢住着。
      进门后,屋内有点黑。我站在门口对着躺在床上的福叔问了声:“福叔,好些冒?”
      福叔有气无力、声音惨兮兮地答道:“冒---哦!”
      我走近床边,一看,让我都吃了一惊:原本身材魁伟、壮实的老头,个把月不见,如今瘦得大腿没有膝盖粗。真是:好汉只怕病来磨!
      我关切地问福叔:“找人看过没有?”
     “前阵子他们俩个伢儿把我搞到张家滩卫生院去看了,冒看出么个名堂,开了几副药,吃了也冒见效。么(这)不,家仁取了蜂蜜后,卖了,还准备带我去张家滩卫生院去看看。”
      “吃饭还吃得多不?”
      “每餐吃颗颗(点点)子。”
       正在我搜肠刮肚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眼前这个老头时,家仁的瞎子娘背着她的小孙女进来了。听见我在与她老头说话,便问:“祥生你何前间(什么时候)回的?”
     “我早晨头就回来了,上午在队上支了点谷,刚才到下面碾米才回来。”
      “在大队工地上做事恼火(辛苦)哦?”
      “还好。”
      “唉!你看我家仁他爹得了这病如何煞角(得了)哦。”
      我安慰道:“婶娘,冒事!哪个不得病?福叔身体一直都好,熬过这一段就会冒事的。”

       过了不到半个月,一天家仁忽然跑到工地对我说:
     “我老儿过了。”
     “唉!不会吧?”我吃惊地问道。
     “是真的,今天早上天冒亮过的。我特意来把信给你,想要你回去给我们帮帮忙。我还要到别处去把信找人帮忙。你请假后就赶快先回去,好啵?”
      我赶忙答道:“好,好,好!”
      回到家后,我找到主事的家法,要他看给我安排做什么。家法想了想说:“挖墓坑我已经安排人去了……干脆你帮我到队上支陆拾斤谷去碾米。”
      我便按照他的安排,在队上帮他支了陆拾斤谷,挑到六都坪水碾碾好。回来刚把米用风车车完,准备收场时,家法走了过来。站在箩筐边上看了一阵,想起这么多人帮忙,这点米肯定不够,于是将车第二道车出来的的那些碎米粒和谷壳蒂子,统统又倒回米箩中。
      山里人辛劳一辈子;辛苦一辈子,对于生前的穷困饥寒,无法改变,逆来顺受;而对于“百年”之后“一劳永逸”的“千年屋”,则还是蛮看重,极早便着手准备。得取材之便,棺材都是选取十根上乘的大杉木圆筒(盖三根、底三根、两边厢板各两根)、两头的档板,由整块的杉木树蔸做成。做成后的棺材,呈前高后低,周遭圆鼓形,显得厚重、气派!
      出殡的方式更是特别:由于山道狭窄,不可能像一般的地方,一副棺材一根杠,前后八个人或十六个人抬---而是在棺木两边各绑一条杠,选四条“硬汉”,前后各两人,呈一字形在杠内抬着这千把斤的棺木走。遇上翻山越坎,在棺材周遭箍一条大绳,几十个人像拔河似的往上拽;抬丧的人便往后直挺挺地硬着腿蹬在陡壁上像走平路似的一步一步往上走。棺材两边护卫的人则举的举、托的托。碰上“拔河”的与抬丧的是“哥们”,也会纠集几人来点“恶作剧”,拔两步手一松,抬丧的人便像“倒柴”样的往后退。惹得抬丧的人在下面“日(骂)娘”,若是碰上几个嘻皮笑脸的,再骂再松,反正不敢把棺材撂了。这时,只有孝子出面伏在棺材下面,人们才不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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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的福叔念念不舍地告别了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人世后,过了十来个钟头,他的亲友们便让他“落土为安”了。
       可是,在接下来犒赏这些送了礼、出了力的亲友们吃“抬丧饭”时,让这些面对亡人没有动容的亲友却对碗中掺了谷蒂子的饭个个苦了脸,本来能吃三、五碗饭的人,勉强“吞”了一、两碗,便离席而去。从此,人们在怀念福叔的同时,便又多了一个话语增长点---那狗日的家法,算盘打得真精,他老儿死了为省几粒粮食竟搞起那些掺了谷蒂子的饭来糊弄这些亲友---丧德!

                             (十九)
      这一年的夏天,旱灾严重,下茅塔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大幅减产。但顽强的下茅塔人没有屈服,抱着“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气概,依照着老祖宗五千年前创造、留传下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在秋收后,砍翻一片又一片的山地,然后将砍倒的杂柴、茅草烧成灰烬,撒上麦种,企望这些“宝贝”茁壮成长,帮人们来年渡过春荒。
      但是,老天爷似乎偏偏有心与人们作对。年关将近时,一场呼啸的北风挟裹着纷纷扬扬的毛毛细雨,将山峦大地冻得成了冰的世界。山中的树木,不堪冰雪的积压负累或拦腰或断头,一棵棵折断。而那些越冬的油菜和麦苗,更是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连续遭到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对眼前严峻的生存形势,过年期间,人们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家只煮了一大锅萝卜、白菜,但是,还是抱着“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日日都是年”的美好憧憬烧起了一炉大火。因为,火不仅能给人以温暖,还蕴含着光明、希望。也迎合了当地“三十晚上有呷冒呷,烧炉大火扎(烤)”的习俗。
      冰灾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和归拢那些被冰雪压断散落在漫山遍野和路上的断树。将那些断树裁成一节节的劈开成几块,码成山一样的堆集在一起,等到秋收农闲时烧石灰用。
      两番遭灾,涉及面广。山中的野葛,因山上山下的人轮番挖掘,已存货不多,时常,挖一天的葛还不够一家人吃一餐。而作为个人生产自救部份,则是极早将菜地整理好,一俟天气回暖,便将瓜菜提前下种,以求能早日裹腹充饥。
     下茅塔生产队,历来底子薄田土差,此次受灾尤为突出。但作为本地人,当他们断顿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哪怕是自己勒紧裤带也会给予一部份接济。而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一切的艰难困苦,唯有硬挺着。
      当提前种下的瓜菜终于可以接口时,家里的米桶早已歇工无数日,而人们翘首以待的政府救济粮,却仍杳无音信。望着面部已有些浮肿的母亲,我和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家里赖以维持解决吃盐等日常开销的四只生蛋鸡婆,留一只做种卖掉三只,给母亲做路费---让母亲去看望下放在宁乡的二哥和在二哥处读书的满弟。这样既可解母亲思念满崽之苦,亦可免母亲饿肚子之灾,顺便还可到长沙找亲朋故旧为固守在下茅塔的我父子俩化缘、求助。
      拿到大队支书亲手开具的探亲证明的第二天,我和母亲赶早在家里吃了碗黄瓜四季豆,又带上一碗黄瓜四季豆便上路了。
      一路上我搀扶着母亲蹒跚而行,当天将擦黑的时侯,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的包围,走上了公路。这里距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可是母亲却疲惫虚弱得脸上冷汗直冒,我替母亲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
      刚坐下不久,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远处“突突突”地开了过来,来不及细想,当手扶拖拉机驶近时,我站在路中央强行将手扶拖拉机拦了下来。听了我的解释和恳求后,拖拉机手从愠怒转而同情,让我们母子搭上了他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并不到县城,因为同情我们,便特意多送了我们几里路,一直将我们送到县城边上,方在我们的千恩万谢中掉头而去。
      将第二天的车票买好后,我和母亲便在县城江边的码头旁找了个地方和衣露宿。
      晚上的江边,蚊子成群结队,不时将跋涉了一天已沉入深深梦乡中的我和母亲咬醒。第二天早上,母子俩灰头土脸的从地上爬起来,在江边盥洗后,才发觉脸上、手上、脚上到处都是被蚊子咬过后留下的红疙瘩和红点点。
      在江边洗过一通后,母亲将带的衣服换了一下,然后去买了几个馒头回来。可她吃了一个便不肯再吃,我吃了两个也不忍心再吃,将剩下的两个带回给了家中的父亲。
      送走母亲后,我匆匆赶回家中。虽然才两日不见,父亲一下似乎苍老了许多。
      母亲走后不久,下茅塔队上所有的人家都断了粮食,喝着葛糊糊菜糊糊的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工。队长将本队的情况反映到大队、公社,可是救济粮食是由县里统一划拨,公社大队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于是,大家只有耐心等待。
      屈指算来已有一、二十天没吃过一粒粮食落肚。这天,我又硬撑着去山上挖葛,挖了几锄,人就手疲脚软发黑眼晕。我丢下锄头,用刀将已显露出来的一截葛根割断,揩去上面的泥巴,倒在旁边嚼起来。边嚼边在心里暇想:如果现在哪个让我给他做长工,不要他的工钱,只要能让我吃饱肚子就行---想了想,似乎这个理想太高,难以达到;转而便想实际一点的:要是现在哪里死人就好,“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家来”,给人家帮帮忙,顺便也就可填饱肚子,可是过细一想,现在就是死了人,哪个又拿得粮食出来办丧事呢?唉!看来在这鬼地方这辈子想能再吃几餐饱饭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没有办法,还是扶起锄头继续慢慢地挖我的葛吧……
      母亲到了宁乡后,十万火急地向二哥告知了我们的近况。第二天,二哥在他的队上支了一百斤口粮谷送到当地粮站兑成划拨粮票寄给我们救急。
      当我从张家滩粮站挑回这一百斤谷时,立马就成了下茅塔的第一批救灾粮,米还没车好,大家就在旁边等着。于是,张家借几升李家借几升,大家便瓜分了。当大家用这点米又撑了一段时间后,国家下拨的救济粮便陆续发了下来。当然,按政策,为数不多的救济粮,主要还是照顾广大的贫下中农,像我们这些所谓成份不好的人,一般能沾上光的时侯不多。
      母亲在宁乡、长沙两地前后待了几个月,秋收后,携同两个弟弟回到家中,让他们一起在本地上学。母亲到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在长沙,母亲去了父亲单位几次,此时父亲单位有几户遣送回原籍的职工,因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等原因,在取得本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证明后,已返回单位要求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目前已长住在单位。另外,二哥正在办“病退”,不久有可能解决。这,在我们的头顶显出了一片曙光。
     “前头乌龟爬开了路,后面乌龟照着爬。”于是,我们也打了报告,恳请各级领导本着我们一家老弱病以及生活困难的种种实际情况给予证明,然后好拿着这份报告找单位要求按政策给予落实、解决户口问题。生产队、大队都事实求实地签署意见,并予同意,而当报告呈到公社主管治安与武装的肖启发部长手里时,肖部长把桌子一拍,说:“就是你们这帮家伙事多,不行!”断然拒绝。
      我屈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到现在我都没搞清当初他那么蛮横拒绝的理由,说他是讲党性、讲原则?我没要他开“后门”,而是按当时的政策事实求是给一个证明;说他是怕走了一个打击对象而造成自己失业?他端的是“铁饭碗”,有的是事做;是人性使然……总之不解?
       开证明遇阻,此事只好先告一段落。
       两个小弟弟回来后,家里增加了人气热闹起来。可是到了秋季开学时,他们却赖在家里要帮着干活而不肯读书。这,父母不能答应!于是父母责成我每天将他们送到西茅塔新开办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专教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开一个这样的班,主要是解决这些小孩子去六都坪小学读书过河渡水的安全问题)。但是两个小家伙经常耍娇耍赖不肯走,不肯走就背起走吧。可是背了这个没背那个都有“意见”,好了,那就一边肩膀骑一个大家一起走,这下两个小弟快乐得像打了胜仗的骑士,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彩霞。
      不久,县里要修一条通往张家滩和渭溪公社的公路,这是一条为改变山区人民千百年来肩挑背运的幸福路。两个公社动员了一支庞大的修路大军,在绵延上百里的崇山峻岭中开山架桥,我也被抽调到了工地上。
      当民工修公路我心里还是蛮喜欢。从大的方面讲,公路修通后,能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就个人而言,工分不少还有粮食补贴和每天一角钱的“草鞋费”,而更高兴地是还能多接触些人---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使我能更多了解、学习到一些蹲在下茅塔山上得不到的知识。
      每个大队负责一段路的开掘,拉通后又再换新的路段。开山架桥少不了炸药,每天去县城边的危险品仓库挑一担炸药,来回上百里路,而且要爬山涉水,一般的人都不愿去。于是在一般情况下,我这个“危险份子”不能接触的危险品,也只能“充分信任”的给予我这个荣幸,让我参加到搬运队中。为了报答领导的“信任”,我也如履薄冰般地认真工作:走路,力求稳扎,莫将一箱箱的炸药跌坏摔破;过河,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让炸药打湿。以免授人破坏生产、建设之柄而祸及家人。
      还好,在谨言慎行的努力工作下,一切风平浪静,我的工作不断得到首肯和赞扬。
      秋收后,达达家开始准备建房,从广福将她的侄儿---手艺在当地属顶尖级、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二的二木匠,请上了下茅塔为她家做木工。一般竖(建)一幢屋的木工工程量,要做个把多月。晚饭后,二木匠无事便各家走走坐坐。这天,二木匠看到母亲在织毛衣(母亲的毛衣织得很好),便央请母亲帮他也织一件,母亲爽快的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便帮二木匠将毛衣织好了。二木匠试穿后,满心欢喜,执意拿出五元钱给母亲作为酬劳,母亲坚辞不受。二木匠在当地手艺好,家境殷实,而且为人豪爽、仗义,不但坚持付款,还承诺为母亲织毛衣的手艺广而告之、揽活。
      当时,在那个地方穿件毛衣,那是特别的时髦、时尚,远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二木匠凭着他的示范和鼓动,果然为母亲接二连三的拉来了业务,并且已为母亲议定好工价为每件五元。这让我们一家都很高兴,除了出工,保证母亲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织毛衣,父亲天天都陪着母亲织到半夜三更。母亲也以极大的热情在为别人编织着毛衣的同时,也在编织着改变我们一家生活窘境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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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好的愿望刚开了个头,事情反映到了大队。于是“这条企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达到改良生活的捷径”,便在父亲深刻检讨的斗争大会上终止了。
      父亲刚从斗争会台上下来,不久四弟的腿上烂了一个洞。在乡卫生院看了一下,说是脉管炎,需到大医院手术,而这时已是年关将近,况且盘缠难筹,痛!也只能好歹先忍着吧,等过了年再说。也就是在这时,二哥来信说,他已病退回长,目前寄住在朋友家。
      此时,过年对我们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既无酒也无肉。经过与队长、会计密谋后,一个“阳谋”也在我们大家的心里形成---“潜逃”。
      过年后,父亲以带四弟去长沙诊脚为由---走了。我和母亲每天还是仍旧在队上出工。
      父亲和弟弟到长沙后,在亲朋好友的捐助下,弟弟的脚动了手术。医生说,如果再耽搁,将有截肢的可能。
      随后父亲向单位呈交了要求按老弱病残给予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的报告。单位采取了一种既不支持也不拒接的态度---摆着、等待。于是父亲白天在火车站帮人挑行李、带路,晚上父子俩则在单位会议室搬几条椅子过夜。
       过了一段时间,见父亲及其他几户人家并没有被单位驱赶,我和母亲也就用箩筐收拾了一担破衣烂被带着满弟准备回长。行前队长、会计特意叮嘱,如果从大队公社面前经过,恐让人看见节外生枝,宁可从老鸦尖绕远路图“清静”,并提出二人将带路和护送小弟到县里,这让我和母亲及为感动。
      发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口相送,一个个热泪盈眶。望着眼前这群衣衫褴褛面容沧桑相聚多年的乡亲,我和母亲抑制不住难舍之情泪流满面。在队长会计的一再催促下才一步三回头地姗姗而去。
      当爬上老鸦尖,我回过头来久久地凝视和遥望着山下下茅塔小小的村落和这片我生活了多年的热土,我在心里默默地诉说:
      别了,美丽而贫穷的下茅塔!
      别了,纯朴、善良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后记
       回到长沙后,在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原来街坊邻舍的帮助下,用土砖油毡搭了个临时住处,暂时解决了栖身之所。但时常半夜的敲门查户口,却让我们留下了惶惶如丧家犬般的余悸。而最让人伤脑筋的就是当时购买一切物质都要凭票证,而作为倒流城市的黑户,这些“优待券”与我们无缘。当然,还有一个最紧迫的任务---赚钱。金钱不可万能,无钱是万万不能!
     回长沙的第二天,我便挑着从乡下带回的箩筐,出门捡破烂。从早到黑,所得收益不足一块钱,中午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这种收益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我急得心里像钻进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看我着急,小时的玩伴给我介绍一个赚钱的门路---卖冰棒。他说:从城里贩了冰棒去郊县卖,进价2分5的冰棒到郊县后可卖五分,并借给我一个他曾用过的冰棒箱。
      第二天按照他的指引,我从冰厂贩了两佰支冰棒搭火车去了一个叫捞刀河的地方。(捞刀河,因汉关羽率兵攻打长沙路过此处,不慎将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宝刀所镶青龙入水而活,部将周仓从落刀嘴(地名)逆水追了七里路,才将宝刀捞起而得名。)
      一下火车,我便背着冰棒箱,沿村串卖。头上太阳当顶,身上汗流浃背,心里却与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中的那个老头有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我尽管浑身挥汗如雨,心里想的却是愿老天加劲热,热得每个人都像狗一样的吐着舌头出气,然后追着我的冰棒买。
      当然,这只是我心里不切实际的一种愿望。实事是当我销完所有冰棒,并按照原来设定的计划,搭当天最后一趟经过这里的火车回长沙时,在距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时,便看见这趟列车风驰电掣般开了过来。火车在这个小站会停车三分钟上下客,于是我便拼尽全身力气像百米冲刺般狂奔起来。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那没有围墙的车站月台时,列车已经缓缓启动。搭不上趟车,回不了长沙意味着这一夜不但吃不上饭,睡在这荒凉的小站还会让蚊子咬过小死,而更加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明天还将影响一天的生意和收益。在这一刻,当一回《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上风。我没有任何的犹豫,紧跑几步身子一跃,双手抓住了车厢旁上下梯级两边的把手。
      列车在逐渐加速,风声在耳旁呼呼作响。车过浏阳河铁桥(捞刀河浏阳河并列,相隔不远),桥下数丈是奔腾的河水,身边飞速晃过的是巨大的钢梁铁架和震耳犹聋的轰隆回声。此时,尽管弯着搭在梯级上的双脚在微微发抖,但求生的欲望让我两手死死地抓牢车门把手。(这时如果手一松,掉下去,那肯定得粉身碎骨。)
      过了大桥,列车进入一条弯道,有乘客从窗中看到了“外挂”在车外的我,引起车内一片惊呼。被惊呼声招来的列车员和乘警,打开车门、掀起门下的踏板,将我揪进了车厢,气急败坏的训斥着我。我对自己的冒险,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奖金感到愧疚,于是平静地接受着他们的训斥。不一会,一张补票的单据还没填好,列车进入了长沙车站。
      下车后,混在一帮同吃这碗饭的兄弟姐妹中,从他(她)们的言谈中,我获得的“业务”知识,快速增长。
因为近处做同行生意的人多,几天后,我便越跑越远,所销的冰棒也由二百支向三百、四百、五百、六百支递进。当然越跑得远,车票钱越多。怎样与查票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另外一项附带“作业”,就是在做生意的同时,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拜托他们为我购买义(异)价粮食和食油。
      到了天凉之后,刚开始两年,找到基建工地帮人挑砖上架。有一年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主要是收入不高),一天中午路过一家居委会办的米粉店,看到米粉店的生意特别好。出于好奇,也顺便解决中餐问题,我走进了这家米粉店。盈门的顾客,一下触发了我大脑中的某一根神经。联想起在我住的那一大片地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卖这类东西的店面。我想,假如也像这里一样自己做点这样的小生意,不求像这里生意这样好,只要有这里二十分之一的业务,养家糊口就没有问题了。于是我认真地将店堂里的布置、摆设记在了心里,又趁到窗口取粉的机会,磨蹭着仔细地观察了厨房里的设施及下粉时所有的配料。一份粗略的蓝图便在我的心里形成,回去与家里人一商量,大家也觉得行。不几日一个小米粉摊,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出摊的这天起了个大早,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天还没亮。下米粉锅里的水早已开得翻滚,却不见一个顾客上门,自己的心里面就不免打起鼓来,权衡着是否投资失误。
      天渐渐亮了,街上陆续有了行人,新开张的米粉摊前,也不断有顾客光顾,这让我的心里平静了一些。我用真诚的笑脸,迎接着每一位光顾的顾客;利用一切的空隙,将所有的“行头”擦抹的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当我将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米粉端到顾客面前----当顾客看着一碗碗,白嫩的米粉上盖着切得工整的肉码,蒸腾的热气中透着鲜香,碗内的油汤中漂浮着绿色的葱花和通红的干辣椒---脸上所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到了上班的高峰时侯,我的米粉摊前排起了长队。见此情景,全家人全体出动,都来为我帮忙。在我的米粉摊前,顾客们或坐、或站、或蹲围了一大圈。不到九点钟,我原来预计所准备销售一天的米粉,便全部卖完。还有不少没吃到米粉的顾客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准备一点?
      第二天我将所有的东西备得足足的。从早晨六点一直供应到半夜,没想到半夜时分的生意一点不比白天差。附近几个单位翻三班---上班的人吃碗米粉再去接班;下班的人饿了吃碗米粉再回去睡觉。
       当做满一个月后,我们不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结余了二、三百斤粮票。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四处求人买义价粮了,拿着粮票直接去粮店买米就行。这在当年于我们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奢望。
      当然,做生意,人是很辛苦的,半夜收摊后,我还要骑着单车去面粉加工厂驮第二天卖的米粉。因睡眠不足,经常边骑车边打瞌睡,有次竟然睡着了(可能就是一、二秒钟),车头猛然一摆,将我惊出一身冷汗。好在都是半夜三更,路上无一行人、车辆。
      就是这样做了几个月之后,一天,迎来了一个天大的惊喜:父母和两个弟弟的户口解决了,而代表全家跑遍了省、市几十家有关单位进行申诉和要求落实政策的我,却因不属于老弱病残而留在农村。虽然心里有点酸楚,但毕竟解决了家里大部份人的户口问题是件大喜事,不但圆了我们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而且从此告别了黑人黑户和夜查户口的惊扰又有了一个扎实的落脚点。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我们的生意发展很快,小摊生意已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于是我们搭起了几间临时门面,这样的规模,与同时代崛起的“无名”、“周记”粉馆来比,在规模和销售额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看我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当时街道办事处为了推广辖区的个体经济,便将我作为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要我上台“传经送宝”。当了一、二十年的“狗崽子”,深知过去对资本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利害。我便推脱,说:“我户口都没有怎么能当代表?”
      领导说:“户口迟早都会要解决的,以后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会帮你说话。你现在先配合我们的工作,怎样?”
      一下就掐住了我的软肋,当坊土地,怎敢得罪?于是,我便装模作样地在台上作起了报告。不久,又推荐我出席共青团长沙市委举办的优秀青年代表国庆座谈会,我亦俯首帖耳,欣然前往。
      当云南知青在绝食卧轨的时侯,我仍然在我的粉店里忙忙碌碌。但他们斗争的结果---知青大返城,我却伴福沾光了。
      拿到准迁证的那一天,我像范进中举般的高兴,逢认识的人便告之:“我的户口解决了!”
      接下来的父亲“摘帽”,便有几分凄美:打开父亲的档案袋,翻遍,里边就是翻不出一张由公、检、法、司任一部门认定父亲为历史反革命的法律文书。简单点说,父亲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罪名,不过是单位的某些领导凭个人的“常识”,口头给“照顾”的。
      这二十来年,游街、批斗、戴高帽、遣送农村;殃及家属子女吃苦遭罪书都不能读,却不过是历史开了个玩笑,冤!
      冤是冤得很,但这时的我们,却没有心思再去纠缠过去的事情。平反后,单位同意给父亲补发工资。但是单位效益不好,所应补的工资只能打几折,而且分若干年补发。这些都没问题,真正让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的是,尽管社会对我们的歧视、流毒,一下难以肃清,但是毕竟政治上赋予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让我们得到了新生!
      为了避免再捞顶“新生的资产阶级”帽子戴,八二年我踏进了当时一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营单位。
       可是随着经济大潮的起落,我的单位也经历了兴衰浮沉,从八十年代未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好在我们这些人吃得苦,耐得劳,单位无事做,自己便到处“小打小闹”。通过这些年孜孜不倦地努力,虽无成就,但现在单位破产失业后,凭着这些年的一些积蓄仍能维持一份温饱。如今,无事含饴弄孙,更兼子女孝顺恭敬,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唉!有如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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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4# 沙沙

     沙沙:你好!
   首先,谢谢你对《白果树下》的关注并赐贴!你的评价,让我汗颜,让我惭愧!
   《白果树下》是一部自传体似的回忆录,反映的是我在乡下那几年的一些生活片段。有人曾问我,为什么我的记忆这么好,能记住这么多东西。我的回答是:只因为这段岁月,蹉跎得太让我刻骨铭心。当然,这篇回忆录所包罗的内容,如果与我在乡下所受的磨难,所经历的事情相比,那也是“挂一漏万”。
   在乡下听人说过一句歇后语:人人都想梳个盘龙髻---头发不长不争气!目前,《白果树下》还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其实,我也想将它尽量写好一点,尽量写得不辜负读者一点,可是,因为所学知识及写作技巧的不足,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没办法,容我慢慢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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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妻子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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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果树下唱山歌,

    歌声飞越万重坡。

   千言难道辛酸事,

   万语难诉折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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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8# 星星索

谢谢星星索大姐!
   谢谢你充满爱心的奉承话,俗话说:晓是晓得是句奉承话,听哒心里到底舒服些。当然,我更愿意将你的话,当作一种支持和鼓励!
    你说:小小年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不能不说也是一笔“财富”。是的。还有人说“逆境造就人才”,也是的。只是,这些“财富”的累积和“造就”的过程,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谢谢赐贴!顺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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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0# 深山幽兰

    谢谢深山幽兰,感谢你的眷顾并赐贴!
   是的,诚如你所说,我们都曾有过相同类似的命运。记得在你早几个月发表的《青春的回忆——我将“豆子鬼”捡回家》的文章后面,我曾作过如下跟贴:
   阅完此文:满目凄情,一腔悲愤!不用再看下文,我就几乎能勾勒出你在乡下那些年的全部生活情景。只因为,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有着相类似的出身---父辈都是“黄埔”军人,在国家有难时曾贡献过青春热血,却都没能走出“打外战不抵打内战”这个怪圈;更有着相似的经历:父辈拖板车我们推板车,父辈遭“遣送”我们陪同被遣送。记得当年我“下”去的时侯是十三岁,小学未毕业,却以每天拿4.5工份的报酬充当了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政治上倍受歧视,“一日三餐难得一饱”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豆子鬼”碰了“懵子鬼”,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也出过。远握!祝好!
   你说:你的文笔不错,特别是后半部写得很好!问候你和你的太太,祝你全家平安幸福!---感谢你的夸奖问侯和祝福,同时也祝你及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好久没上网,今天偶然游历到此才发现赐贴,迟复祈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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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2# 木兰

 谢谢木兰!

       谢谢你的祝福,愿我们的晚年都能---幸福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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