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我国的政权机关。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它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新的国家政权的创建,对新创建的人民政权,是很满意的。他多次同外国客人和我国民主党派负责人谈到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新政权中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认为它是和国民党政权有本质区别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但到后来,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时,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多次强调,一定要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产生的这些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当时,他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此后,中央的一些决定,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中存在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
但同时,毛泽东对于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又是十分慎重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国家政权机关基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缓变的原则。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猴子变人后,人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长得漂亮。这就是进步,是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改革中的进步。如果放弃这种进步,搞突变式的,那样大的变化,变成的就不是人了,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
那么,怎样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呢?毛泽东曾在1958年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形式。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7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接着,他又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不只是指农村,而是包括全国,要改革全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实际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的改革。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到1960年显露了出来,致使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在全国的推行采取了慎重态度。他经过重新审视之后决定,不在城市里推广人民公社了。但是,他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想法一直存在。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的上述改革设想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到1965年,他又认为“四清”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据此思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历史中往往出现许多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毛泽东所要搞的“文化大革命”,是通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发动起来的。
毛泽东肯定这张大字报,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问题。政权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后,也要进行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对如何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思考,联想到了巴黎公社。因此,他在1966年8月4日说了这样的话:“过去有个巴黎公社宣言。北大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他设想,“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预示着要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就是要改变旧的政权形式,采取新的政权形式。这个新的政权形式,就如同巴黎公社。
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放弃了此前有关国家政权机关改革的设想,形成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思路。这使一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张春桥十分尴尬
毛泽东关于建立“北京公社”的思路,被善于按毛泽东思路办事的张春桥揣摸到了。1967年1月,在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叫什么名字?张春桥考虑到了毛泽东关于改革政权组织的思路,同时,也仔细地分析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于是,他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办,把上海市造反派所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大城市的“人民公社”政权形式产生了。
1967年1月和2月,张春桥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连续向中央打报告,除了报告大好形势外,主要报告“上海人民公社”的优点。1967年1月20日,在他的授意下,姚文元在他起草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中得意地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上海)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庞大的官僚机构,被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现在上海的“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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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革委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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