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阶段的磨砺与蹉跎ffice ffice" />
（16岁至26岁）
常言道“三十而立”，“立”者成家立业也。而我之所以将这个年龄段定位在青春阶段的磨砺和蹉跎，是因为这十年正好是文革十年；也因为这十年，我从一个初中毕业后待业的城市学生娃，一下子变成了乡下娃（知青），继而又随着时局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工人。社会的动荡，个人在社会里的角色变换，那又是怎样一种坎坷的心路历程呢？
1966年正当我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意欲深造之际，一纸5.16通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忆中我们刚刚结束毕业考试，似乎并没有什么升学考试（中考）就停课“闹革命”了。初始，我当然还是想积极响应号召投身“革命”，最幼稚的一件事是给班主任老师写大字报。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现在连题目都不记得了，大概是反对师道尊严之类，起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坏毛病”——上课爱和周边的同学讨论题目，老师们总是批评我“爱讲小话”。于是班主任老师就将我的座位作了调整，让我的同桌和前后左右都坐着女同学，那年月我们学生男女界限非常严格，这样一来我就无法讲小话了。就此事我来了个无项上纲上线，狠狠地“批判”了一下老师的师道尊严，那张大字报没引起任何注意就被铺天盖地的其他大字报淹没了。随后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我倒是想报名呀，可没资格，就只有站在台下跟着糊里糊涂地喊口号。紧接着学校又选拔去北京串连的“优秀学生”，清一色的“红五类”，于是我就回家停课“闹革命”，“抓革命促锅铲”去了。
红卫兵组织越来越多，“串连”越串越大，都可以自己组织了。我和几个“灰色子弟”（既不是黑五类，又不是红五类，所谓21种人吧）自发组织起了“毛主席故乡红卫兵”，把不知哪弄来的油印机藏在教室的讲台下，也不和任何其他红卫兵组织辩论。有几天的晚上几个人来到学校里，深更半夜印制都不记得是些什么内容什么观点的传单，满腔热情地跑到长沙市委市政府楼顶上去散发。弄了几天，我们便邀集着挤上不要钱的火车到上海“串连”去了。在上海我们仍旧是一腔“革命”热忱不去游玩，而是整天整天地排队去看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泥塑《收租院》，到复旦大学听农奴子弟作报告受教育。在上海遇到同样和同学出来的我的小哥哥，同伴对下一步往哪儿去的意见分歧，我和哥哥两人便开始了大连、旅顺、沈阳、北京的“串连”。年幼的我们也不知道怎样“闹革命”，更不知道如何游玩，也就是满大街逛逛，看建筑看市容看热闹。赶上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终身难忘！大串连结束，又和姐夫爬上南下广州的火车，到广州瞎逛了一趟。总之，“革命热情”演变成了整个一个好玩！下放江永的大哥回来“闹革命”造户口反，参加了“红一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跟着大哥后面屁颠屁颠地搬道具、提包包，看演出，玩得可欢哩！
“革命”越闹越凶，1967年当我又年长一岁时，社会上的文斗发展成了武斗，我又回到家里“抓革命促锅铲”了。
住在南门口附近的我常常听到高音喇叭飘出的歌声、口号声，宣传最高指示的锣鼓声，甚至宣传车上的机枪上膛，行进中一经颠簸，走火的子弹都打到我家的瓦屋顶上，“乖孩子”听爸妈的话不敢出门。所谓“六六惨案”期间，据说湘江河里都染红了，一日深夜好奇心促使我溜到街上，一到正南门口（现在步行街的正南头），只见一排溜的汽油桶从警察台起一直排到湘江边，令人心惊胆颤，我更是不敢出门了。武斗随着“九五”缴枪命令结束，随着工人宣传队的进入，学校又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没什么课可复，也就是等着分配。“工宣队”左一“铁榜”又一“铁榜”，几天一变地公布分配名单，我的名字一会儿在升学之列，一会儿又到工厂去，让我一次一次的好生欢喜，可迟迟无法兑现。随着1968年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的发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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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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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9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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