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闹得最凶的那几年，16岁到18岁的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呢？那时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思想之单纯、幼稚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初始，一味地积极向上，学校安排怎么搞就怎么搞，组织上说怎么做就怎么做。随着各级各类组织的被砸烂，没有组织的话可听了，茫然中不知道该做什么想什么，“国家大事”无资格关心，个人小事亦无从说起，无上进可求也就真真实实地做起了“逍遥派”，乐得个逍遥自在，随大流“串联串联”，猫家中“抓抓锅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期间家庭虽也遭到过冲击，深夜从梦中被吼醒，颤颤抖抖侧立一旁，亲眼见老爸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亲见大哥因“湘江风雷反革命罪”被“背宝剑”（一种手铐铐人的方法）押往江永坐牢等等，但我似乎已经“麻木”，无所“抱怨”也无“怨恨”更无“背叛”（划清界限什么的），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直等到“轰轰烈烈”（文斗、武斗）都过去了，天天跑到学校看榜等分配，企盼有一个“独立”，有一份“前程”。终于，“四个面向”（当年学生毕业分配的政策“面向学校，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变成了“一个面向”——农村（当然含边疆）。尽管有政策说“多子女家庭已经下放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除大姐成家在外地，大哥1964年就下到了江永，二姐1965年下到了郴州，二哥1968年下到了安乡，甚至老爸也打发到了郴州汝城“接受改造”），但我仍旧积极了名。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我毅然下去的呢？一是响应号召。当年纯朴的思想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中央、毛主席都发号召了，作为我一个历来积极向上的青年学生，怎么可能不积极响应，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呢？我甚至蔑视某些平日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红五类子弟”，下乡时却畏畏缩缩不敢报名的行径。二是当年不知道更不懂得农村艰难的我，对大哥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得靠爸妈支援和帮村很不以为然，总认为是他在农村调皮、不好好干，幼稚且自负地想：“我就不相信堂堂七尺男儿养不活自己？！”这也许就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三就是当年的局势。正当我思想上还有些犹豫的时候，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和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贴到了大街小巷，称：“某年某月某日如若不响应号召下乡的，即日起注销户口”。初中毕业都已两年多了，17岁多的我看着父母操心欲碎的样子和艰难的家庭生活，也想为家庭减轻些精神压力和生活负担，顾不上有些好心的老师、同学、邻居们同情的话语和目光（那年月谁又敢公开表示反对呢？），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ffice ffice" />
1969年元月，我和同学们一道由学校组织下放到了石门县插队落户。直到1975年12月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招工到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工作，在农村整整战天斗地八个年头七年整（因种种客观原因，我实际上是1976年元月才到单位报到）。这七年是“锻其筋骨，苦其心志”的七年，是磨砺和蹉跎的七年，也是了解社会最底层，并被同化的七年！七年中我认真拜农民为师，学会了犁田打耙、栽秧割谷、摘棉收麦、烧灰（石灰）榨油、砍柴挑担、养猪种菜等等，几乎一切原始的作田种地谋生存的活计（这就是我年轻时学到的“技术”）；七年中我在无数次“企盼”（招工、招生、招兵等等）中失望，具备了生理上的足够的忍耐力，也铸就了心理上足够的承受能力！我曾在送公粮的山路上因饥饿而昏倒过；我曾靠“麦头粥”、兰花草籽尖、野菜、红薯度日数月；我曾在劳作时因过度疲劳而栽倒田中；我曾孤零零一人病卧床头无望地瞅着漆黑的夜空……知青们都由各种不同的途径离开了那里，全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就留下我一个还在田里劳作的知青，直到我皮肤黝黑、双手粗糙、连自己家乡的长沙话都不会讲了，由一个城市学生娃完全同化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然而不知为什么，大概是打小的教育和目视、实践着农民们的底层生活，以及残留下的城市生活影响和那么一点点文化，也许又是因为人生来就有的一种自我保护、不服输、不甘心的天性，也许更是因为不能让爸爸妈妈操心的“好孩子”心理，使我像岩缝里的小草一样，始终保持着一种向上抗争的心态。招工招生没资格吧，我照样披星戴月干农活挣工分谋生存，尽能力参加农村一切社会活动（宣传队、突击队、民兵训练、“双枪”战报等等），守着昏黄的煤油灯看书做题以书为伴；当兵政审通不过，我就争取入团、入党，我倒要做出个样子给人们看看，从泥里水里滚出个党员来。打从下乡三年左右后，也许是留在乡下的知青少了，也许是“可以改造好”的政策“发酵”，总之我连续几年出席县、地区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2年入团，1975年入党，并先后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副营长、基干民兵排长、公社电影放映队队长。当年，我可是用工分来基本养活我自己，用这些“成绩”来抚慰我的老爸老妈呀！“荣耀”乎？“炫耀”乎？“可笑”乎？“悲”乎？“哀”乎？“幸运”乎？呜呼！无论如何评价，我当年的确就是那样过来的，也的确是每走一步就踏着前面的脚窝鼓励自己走下去！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我跟我的朋友们讲起这一切时说：“嗨！有味啵，当年我不过就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我从不为自己的做法后悔过，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一直在努力使自己“有尊严地活着！”正当我几乎已经“扎根”农村，对如何离开农村毫无想法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也非常滑稽颇具戏剧性情节的机会（我已在《在记忆的深处……》一文中详细描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那年我已经超过了招工年龄，走过了人生的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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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8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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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3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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