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热心
随着5月30下午2时58分最后一趟列车驶离的汽笛声，长沙火车北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个百年老站，承载着许多，见证过许多。
1 北站·新北站·“新新北站”
这个百年老站，自身就是一部书。
它，1909年与粤汉铁路长株段同时“孕育”，也随着长株段的建成而诞生。
当年，它与新河车站、小吴门车站，就像三颗珠子，镶嵌在长沙城东这条“铁带”上。不过，它比起另两个站来算是“弟弟”。《长沙铁路志》记载：“在建设新河车站的同时，建设了长沙北站。”开始，它有点落寞，因为这里“没有铺设岔线”，只是“堆放一下材料而已”，“每次列车经过或机车从新河出房，概停1至2分钟，接洽事务”。
“北站”这个称呼也有点复杂。最初的北站位置与现在有所不同。史志记载，长沙北站的所在地东边叫下大垅，北边叫唐家巷黄泥台，西面为麻园岭，南面是经武门便河边。“宣统三年（1911）因北站狭窄，无发展余地，决定在北站以北1公里处”，“另建一站，称为‘新北站’。铺岔线一股，连同正线共2股，临时月台一座……未建站屋。其后，老北站取消。”《湖南省志·交通·铁路》记载：“民国7年（1918）长沙北站投产。”如此说来，现在要撤的这个北站比起“前身”可是大多了，而且坐落在霞凝港的那个站就是“新新北站”了。
1937年“秋冬之交”，北站扩建，“在北站与长沙车站之间，加钉双股道”，“新增建3股道，合计5股，建临时站屋、岔夫棚、票房”，“增设中式月台……”北站化蛹为蝶，终于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客货两用站。
1945年5月，日军占领长沙，“新河站场，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虽提出恢复此站，但未能实施”。而北站虽也遭到了破坏，却逐步恢复，新中国成立后更走上兴旺，1954年成为客货两用的二等编组站。因此，史志专家认为，现在的北站“是在原新河车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河站可以视为北站的前身”。其实，新河站的旧址也就在现在湘江银盆岭大桥东引桥北面的湖南动力机厂地盘内。
2 詹天佑·余肇康·陈文玮
这个百年老站，记载湖南铁路事业开创者的功劳。
据说，1909年，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人”詹天佑带着技术人员来到长沙，处理长株段修筑中的技术难题。
此时任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的余肇康，在施工中遇到了“拦路虎”。他在一份报告书中大倒长沙城南湘江岸边修筑铁路的苦水：“查长株一段路工，虽仅一百五里。而如猴子石、豹子岭一带，濒临大江，悬崖陡壁，与九曲黄河石壁嘴等处均系石山，凿险锥险。而猴、豹濒河，又皆砌筑驳岸，万分艰险。又如鸳鸯井……东瓜湖、白石港等处，率皆深潭巨浸，营建桥梁路线，此塞彼漏，此成彼溃，亦至困难……涵洞100余处，导流御涨，备极经营。又如省城北门外首站，纵240丈横42丈，其先一片荒洲，有低至1丈余者，概系累工填成，规模宏敞……” 余肇康在报告中除了说明修长株段地质复杂外，还揭示了一个事实：长沙新河车站的地基是“累工填成”的。
詹天佑对于修筑铁路中的难题，自有应对办法。譬如说，开隧道，他创造了“中距离凿井法”。这办法至今在修筑高速铁路中采用。
这余肇康也非等闲之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主事，1907年还被任命为法部总参议，只因受姻亲、清政府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官的牵连，行李还没有放下又随瞿一家人返湘。在清政府里，他应算一个能吏。
长株段投资方是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资金大都是从民间集股的。主持北站建设的就是长沙大商人陈文玮。陈文玮本是个“下层读书人”，“赴京应试未举，遂决意科举，弃文从商”。1905年，他还联合煤炭商周声洋等在湖南率先创立了总商会，担任协理，后来做过两任总理。
3 杨度·龙湛霖·王先谦
这个百年老站，记载着湖南铁路修建的艰难。
长沙北站随长株段而建，自然得随长株段“姓”。而长株段是粤汉铁路的一段，又得跟粤汉铁路“姓”。
粤汉铁路本姓“官”。可清政府没钱，就把修路权“卖”给了美国。1906年，双方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美国攫取了修筑自汉口至广州铁路的权利。
“先知先觉”的绅士们想让它“姓”商。于是，民间“集会蜂起，函电纷驰”，要求清廷“废约自办”。人心不可违，当年8月29日，双方被迫签订“赎路合同”，美国人交出了修筑粤汉铁路的所有权利。这初步的胜利，也有留日学生杨度、致仕在家的老翰林龙湛霖、大学问家王先谦的功劳。不过，杨度后来转向，赞同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在武汉与新军李六如等推搡了一阵。
路权收回来了，可赎款和筑路资金从哪来？粤汉铁路全长1000余公里，赎款总额为657万美元。而在湘境内路段最长，占600余公里，到哪里找钱？搞“市场运作”如何？陈文玮、周声洋等为首的商会，联络学界在长沙发起集股大会，倡议成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公司”。会上，发起人率先当众认股200万元，到会2000余人纷纷响应。
但清政府还是坚持“官督商办”。这种运作方法，政官军官转“商官”，公司变身为衙门；商家出钱难作主，赚了亏了谁知道？
1907年底，陈文玮等人再度联合长沙学界发起挽救湘路运动。这一次，虽然没有打破“官督商办”的僵局，但官方接受了商会选派会计检查员检查公司收支的建议。如此，商股的权利得到了承认。1908至1909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集股活动，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共集得各类股款831万元。
有钱了，长株段动工了，北站也动工了。
4 粟戡时·罗杰·谭延闿
这个百年老站，记载着湖南人“保路”的坚定。
湖南铁路到底继续姓“洋”还是姓“湘”、姓“商”还是姓“官”一直纠结。
本来，长株段工程进展还算顺畅，可到了1909年6月，
5 毛泽东·王震·粟裕
湖南人又挨了一棒子：清政府同英法德3国银行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草约，再度出卖铁路主权。面对湘、粤、鄂省的抵制，清政府变本加厉。
到了1911年1月11日，长株段、长沙北站虽然正式投入运营，可“姓氏”斗争更加激烈。
“哎呀！我们湖南全省人的死期到了，要和我全省的父老兄弟赶急商量一个救死的法子。这法子要我们湖南全省的人，大家拼了一条性命和那卖路的奸贼轰轰烈烈大闹一场。这话怎讲？就是为的湖南这一条铁路，被那几个卖路的贼子断送在洋人手里了……”这是辛亥年湖南“保路运动”中传单的一段。因为这一年的5月9日，清廷发表了“铁路国有”的上谕，引爆了“铁路炸弹”，湘、粤、川等省的“保路运动”进入高潮。
绅士们首先抗争。省谘议局代表罗杰在和清廷邮传部来湘代表谈话时，硬得像石头：“如外务部力争为废约（借款草约），则湘感激，如有压借之举，本局人已决计头可断而借不认。”谘议局派出粟戡时等4人为湘路拒款代表，进京请愿。粟戡时到京后断指血书：“湘路无庸借款，乞中堂主持。戡时谨上。”但请愿团得到的是“口头表示虽甚圆满，结果仅得一油滑之批。”
“铁路国有”上谕发表的第五天——5月13日，湖南绅、商、学各界团体“群起抗争，舆论愤激”。14日，各团体1万余人集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长株段工人1万余名罢工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
清政府却以再闹就“格杀勿论”作答。
但湖南人并不怕。24日，在京的湖南谘议局长谭延闿等人向都察院递送代奏呈文，痛斥铁路国有政策实是少数人“假借外人财力”，“遂其营私罔利之谋”，要求“顺舆情而弭事变”。
后来，尽管清政府出台了善后办法，但并没有平息湖南人民的怒火。
有人说，一条铁路葬送了一个王朝。此话虽然有点过，但正是“铁路国有”政策砸碎了绅士们对清廷的最后幻想，也为武昌革命党人赢得了起义契机。
这个百年北站，也有过幸运时刻。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孙兴盛来长沙北站收集资料，为王震同志写传记。后来，他在《中华儿女》上发表《王震佩服毛泽东》一文。文中写道：“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25年8月，领导派王震到长沙北站接毛润之……一路上润之纵谈天下大事，和工友交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王震打心眼里佩服。后来在瑞金见到毛主席谈起这段往事时，主席又惊又喜：‘哦，那次送我的王正林是你呀’……”原来，王震12岁时到长沙新河站当勤杂工，后改当火车头司炉。也可以说，北站和新河车站这段铁路上走出了一位开国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27年5月份，正在湖南第二师范（常德）参加学潮的粟裕，因受到反动派的围捕，只能“走为上”了。他记得，“我和一些同学……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我们下了船”，“最后是七拐八弯绕过长沙市区，偷偷找到长沙北站，躲进一列北上火车的座位底下……”粟裕到了武汉后，进入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学员。也可以说，北站见证了共和国开国“第一大将”军事生涯的第一步。
长沙北站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也做过中央领导人专列的停靠点。1956年1月，毛泽东就在北站的专列上和湖南省委负责人商谈工作。
发表于 2012-6-26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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