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前,赵老太太只是东北乡间的一名普通农妇
1938年第10期的《妇女生活》杂志刊登有记者于毅夫撰写的一篇报道《赵洪文国传》,对赵老太太1938年之前的经历,做了简要的披露。报道说:
“这是写的‘游击队’的母亲赵老太太的小传,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史料,她自己本身在十四岁时遭遇过中日战争,二十四岁遭遇过日俄战争,七年前又遭遇了沈阳事变,由于累积下来的对于日寇的仇恨,使这位老太太很快地走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成了义勇军的‘交通’,军火输送者,以至游击队的组织者。”
“赵洪文国现年五十八岁,是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奉天省岫岩县杨拉寨洪家堡子,家里很穷,父亲是个贫农,生儿女很多,赵老太太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两人,因为父亲穷,生活困难,所以小时候的生活差不多是陷于街上的状态!”
“一八九八年……赵老太太那时是十九岁,出格嫁给三道虎领的赵玉堂先生为妻,一个破落的家庭,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同样地穷困,同样地劳苦,但是她相信只要大家能够齐心努力,就一定能使这个破落的家庭复兴的。经过六年的努力,赵氏的小家庭稍微有点起色了,可是无情的炮火,又在辽东半岛上响亮起来,一九0四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仔辽东半岛的厮杀,毁灭了我们无数田园庐墓,伤害了我们无数良善黎民百姓,这种创伤在赵老太太的心田里,是划上了不可磨灭的刻痕的!”
“从一九0五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沈阳事变,这二十五年中间,赵老太太的生活就消磨在岫岩县的穷乡僻壤中,她一共生了八个女儿四个男儿,赵侗就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在处理家事时,她主张大家要努力学好,过日子,但她对于钱财绝不吝惜,她主张‘舍善’周济穷人,夏天把小米舍给比他们还没有办法的农民,冬天再随他便来归还,等家境稍微小康一些,按照一般富人的习惯,是要修炮台以防兵匪的,但她却主张拿钱来周济穷人,她认为这种无形的炮台是比有形的炮台还有用,因此她在三道虎岭左近造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后苗可秀和赵侗之得在岫岩一带建有很好的根据地,能够在那儿长期地活动,也未始不是借重这一基础的。”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她知道了战争的惨酷性,在乡间他力劝女子不要缠足,无论男女都要读书,自己的女儿不缠足不穿耳,男女都送入学校,这样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作义勇军的活动,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是赵老太太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简要的人生经历。报道所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朴实、善良、有见识的乡村农妇。值得补充的一点是:赵老太太是一家之主,而且颇懂经营,九一八事变前夕,赵家已经从无房无地的赤贫农,变成了三道虎岭有名的富裕人家。
赵侗组织“中国少年铁血军”,老太太率全家参与抗日
如果没有九一八事变,或许赵老太太的人生会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但日寇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一切。随着东北的陷落,民间抗日义勇军雨后春笋般出现,赵老太太的二儿子赵连俊(又名赵连仲)和三儿子赵侗,也拉起了自己的义勇军队伍。据于毅夫《赵洪文国传》报道:
“在起事的时候,大家就约定了不许爱财,不许祸害妇女,要联合老百姓,抗日到底,家庭被抄不许埋怨,家人被捉不许乱‘咬’!若干人跑进山里去活动,山外就留着这赵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做交通站,做运输站,做掩藏所,有多少次老太太冒着风雪将枪支插藏在山林古墓中,有多少次老太太输送预备队道义勇军里去,有时深夜里义勇军跑进院子里来休息……最后日人觉察出来了,派去队伍把她们的房子烧了,她才又搬到赵家堡子去,藉着道德会的名义办学讲道,更藉着办学讲道的机会宣传救国,效力虽然发生了,但是也很快地被汉奸所告发,驻在岫岩的日本参事指导官,甚至率领几百人马亲自前往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赵老太太赵玉堂先生和儿女全都被捕入狱,由于她的机智和大胆,不但自己把自己设法救出来,而且同时还救出半百余个无辜的男女农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她脱离了岫岩监狱,回到赵家堡子,卖掉积存的土地,辞别祖坟,遍谢乡老,携同赵玉堂先生和儿女,经凤城安东间道入关,跑到北平。”
于毅夫的报道过于简略,有许多值得补充的地方。赵老太太的三儿子赵侗,九一八事变前夕曾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东北沦陷后,赵侗与苗可秀等人前往北平,组织“东北学生军”;1932年春返回东北,率军加入了邓铁梅的义勇军学生队,1934年2月,又改组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为司令,赵侗为参谋长;1935年7月苗可秀牺牲,赵侗继任铁血军司令。铁血军在东北最盛时有兵力1.1万余人,先后与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次,1935年12月,甚至一度组织成立了“辽南临时政府”,赵侗兼任临时政府总裁,并与在中国边境地区活动的朝鲜革命军建立了联系,组成“中朝抗日同盟军”。1937年春,铁血军在日、伪的频繁“讨伐”下陷入困境,赵侗入关到北平寻求支援,但随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赵侗没有再回东北,而选择了留在北平重组游击队,活跃于北平郊外。赵老太太与赵家和东北义勇军之间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据《岫岩县志》)
再如赵老太太房子被烧的情形,史料虽然缺失,但也可据当时的一般情形稍作推测:“烧房并屯”是日军当日用来切段山里的义勇军和山外的民众之间固定联络点的极常用的方式,据《丹东市志》记载,日军因怀疑岫岩县内有义勇军的联络点而又无法查实,前后多次大规模“烧房并屯”,每次烧房都在上千间以上。
老太太在北平郊外亲身参与抗日第一线工作
赵侗于1937年在北平郊外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华北国民抗日军。赵老太太在这支游击队里,起到了某种精神领袖的作用,“她的部下都亲昵地称她为‘中国游击队之母’”。但当年的媒体,似乎更热衷于报道老太太亲身参与抗日一线工作的种种传奇经历。
1938年9月,《立报》的记者吴胥当年采访了在汉口为游击队寻求支援的赵老太太,亲耳听老太太讲述了她在抗日第一线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带军火”。老太太说:
“运军火,非我出马不可,立刻开始,时间已经不允许再耽搁了,由城内到那里,有长途汽车可通,我就穿了一套破衣服,带了一个破网篮。网篮上面全是破袜子、破棉花,还有破衣服。破东西底下,可全是盒子炮、子弹。赵同送我到西直门等车。说好了,我上前一辆,他上后一辆,远远的看着我。因为他是青年,穿了一身西装,那是不能带这些家伙的。我是个老太太,没人注意,万一把我捉了去,就是枪毙了,死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可惜,好在我早就把命看得算不了什么了。赵同招呼我上了车,使个眼色,点点头,车就开了。刚刚出城,就检查。我先把网篮打开,请他们看,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他们见是一个老太太,又带的是些破东西,也就懒得检查了,于是我便过了这一关。车上的人不要我坐车,本来,车上都是穿得挺漂亮的青年男女,来了这么一个破衣的老太太,都讨厌我,要我下去。那可不行。说什么我也不下去。我的责任与使命太大了,我死也不下车。结果,我胜利了。就这么一回一回的运军火,全是我一个.人去办。赵同只在第二辆车上,远远瞧着我,预备万一出事时,他好去想办法。不到几天的功夫,把两千块钱的军火,全运完了。”
许多当代学者似乎觉得这样的故事“近乎天方夜谭”(如袁小仑),而选择了不相信,认为这是老太太的夸大其词。然而老太太并没有丝毫夸张——赵侗的这支游击队,后来被中共从内部消化掉了,游击队中的许多中共干部,49年后的回忆录里提到的运军火的情节,与老太太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只不过他们略去了老太太的名姓。
第二个传奇的故事,是“运游击队员出城”。老太太说:
“北平被日军占领了以后,我们的人还都没有出城,这真是难问题。因为各城门都已被他们守住,这一百多人怎么出去集合呢?我想了一个计策。那时候,有许多流氓被他们雇去,大概是为了捣乱的。在北平的流氓,他们的装束,是穿着小褂裤,将长衫搭在肩上,而小褂的钮子,也扣得不整齐。我就叫我们的人,一部分按照这个办法,居然混出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另想办法。假使都这么办,那非被捕不可,所以我又雇了两个老太太。每人带十几个人出去,万一盘问,就承认是自己的子侄。好在那时候逃难的人很多,老太太带了几个年轻的人,很不惹人注目。而走的方式,也每次不同,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我很高兴,一百几十人完全出城了,并没有失落一个。出城以后,就在高亮桥西北方一个庙里集合。把枪都擦好,整理一切。为了遮掩外人耳目起见,把军火都裹在行李卷里同时,我自己是最后一批,他们还得等着我。我又带了两个老太太,掩护十几个青年出城。出城以后,先到某地方去取军火。大家拼命的拿子弹,两个老太太每人提了一包袱子弹,我就用了一个大的手提箱,满满的装了一箱子。”
当代的学者们仍然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游击队中的中共干部的回忆录,再次证实了老太太所言非虚。当然,老太太并不知道,她们所掩护的青年们,有一部分已经是中共党员。
此外,击落日军飞机、砸开德胜门外监狱,也是当日媒体热衷报道的内容。这些故事,从老太太嘴里说出来,今天的人读到不免感到夸张,但事实是:中共方面的史料可以证实平西游击队在北平郊外击落日军飞机确有其事;也可以证明砸开德胜门监狱确实是在赵侗的指挥下完成的。老太太丝毫没有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