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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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我所下放的地方是在郴州桂阳县山区，丛山崇岭，树木繁多，所以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与木材有关。知青中很多人都作过木工，有的悟性高，动手能力强的最后靠做木工为生，但大多数都是“野木匠”。

说到“木工”首先还得从“树”说起，这里的树除普通的松树（当地称枞树）、杉树、柏树之外还有很多杂木树，如榕树，楮树，樟树，球（谐音）树（楸树），柞树，槐树、皂角树，桐木树，枫树等等，“风吹千年杉，水浸万年枞”是当地的说法，故常用杉树作楼枕（梁柱），装板，用枞树作埋入地下或水里的木桩，做隧道中的枕木，桐木树，樟木适合做木箱，皂角树适合搞雕刻，而楸树得分红楸，白楸，红楸可能就是现在称的“红木”，质地坚毅无比，刀都难砍得进去，这种红楸木做度量衡中的称杆、乐器中二胡的琴筒、琴杆，木工使用的工具真是绝妙，非常珍贵，但在当时当地楸木的价值并无法体现，因为交通不便，倒下来也运不出去，我记得我村子“土子头”有颗三人合围的大楸树，当时学大寨要开田，生产队出价10元钱，村子里无人敢买，倒树和锯木的工钱远高于买树的钱，锯成的方料也无处堆放，我们知青那时哪来的钱啊？结果只有眼睁睁看着被一外地有识之士买去了，过后想起来真是非常可惜。那时村民用楸树就是用来做扁担和挑柴的担杆，还有就是用来做木工用的“刨子”，当地称为“平铲”，我做木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知青开始下放时是到市场买的扁担，但因材质不行，挑几下就断了，后来看到社员就地取材，自己做扁担，知青们也就跟着学样，山上砍棵子球树来，大多是白球，斧头两砍成雏形，力大的留粗一些，力小的削细一些，再用短刨子把两头刨细，刨薄，一般还搞成鱼尾那种曲线造型，最后用破磁片刮光刮光，成功后非常漂亮，当时做这扁担也有瘾，做了一根又一根，根据担子轻重挑选合适扁担，自己做的扁担放在自己肩上挑起担来一晃一晃，很是韵味，女知青则不会做，男知青自然得帮她们做。还有就是做柴担杆，中间得做成方形，两头修成棱锥形，其中一头得由铁匠紧紧套上个铁纤，作为穿柴之用，这个做工要求更精细，红球木做出来的柴担杆本身就具有6~7斤重，拿在手中也好象拿着一把梭标。我们有个知青后来招工上来多年，那根珍贵的红楸木柴担杆却还舍不得丢，一直插在自己睡觉的床头，也算是一种回忆和恋旧吧！

当然光做扁担，担杆并不是木工，还得做些其它的东西。这又得从头说起，我们下放是在1964年，头一年是靠国家的220元安置费，搞“知青小组”吃食堂饭，钱吃完了知青小组坚持不下去了，紧接着搞社教，文化革命，知青们都想回城，有的知青就动脑筋，就村子有的是便宜木材。想要做点家具装自己行礼带回去，首先是做樟木箱，自己做了，又帮别的知青做，真是工多艺熟，越做越精细，我大队的要数糯粉组的席甘霖和陈兴隆做得好了，该组还有殷思言和韩继忠，而横村的我最多只能算个“野木匠”，开始没钱置办太好的工具，做得不是太好，但也能凑合，实用。我知青组能做的还有蒋国斌，凌梦觉，刘东明，石街组有曾建国，西溪组有郑兆匡。说起来学会一门手艺还真管用，后来知青被招工时就有好几个招到桂阳县房地产局，都成了专职木工并定了级别，靠技术吃饭，其中又有的人从此走上了建筑行业，在今后个人事业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当时还在农村上不来的知青对此非常羡慕。

我这个“野木匠”虽成不了大气候，但“木工”这行手艺在我的生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开始我除修修扁担之外也做点别的东西，如将洗衣用的木槌（土称“蛮捶股”），做成一个类似古代十八般武艺的兵器中 “钢鞭”的形状，红楸木做成的这种“蛮捶股”还真的很帅，沉重结实，手感好，槌衣去污能力强。作为地道农村妇女的岳母娘还真是满意，大概也是看到当时连块茅厕板都没有的未来知青女婿也还真的不蠢，就同意后来结婚所需的全套家具由自己来做，那时农村对嫁女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就算婚事新办，再简单的话，结婚时男方家具总还得要准备，当时我虽然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每月还有五元钱的生活补助，但要置办结婚所用的全套家具，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正值1970年“文革”猖狂期间，衡阳有家无处可回，祖父早已挨斗惨死，母亲又被单位清退，兄弟姊妹个个下放，回城根本无望，经济更无外援，只有靠自己一双手去自立更生、发奋图强了，而对我来说，做木工也是自己一种兴趣，更想跃跃而试。于是就利用上课之余的休息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木工，晚上还得点着灯干，经过2个多月的业余努力，还真的有所成效，结果做成了一张四方餐桌，四张四方凳，二条长凳，二把靠椅，数条矮凳，一张大床，一担水桶，二个澡盆，三只樟木箱、、、、、、在做这些木器时确实得动一些脑筋的，没有师傅，全靠自己摸索和学校里所学的立体几何知识，那时的木器都得凿孔、斗木楔，要有一定的角度才能美观，还要求做得密丝合缝，紧扎结实，四方餐桌台面得先将四周的木方斗拢，中间用木板合缝镌嵌，做工精细，不象如今的木工，钉子一钉，面板一盖了事。特别是做水桶、木盆，衡量的标准除外观美观（桶得做成枣子形）之外，绝对的金标准是不能漏水，这也是在考试我的圆周率等于3.14的知识了，做成后连专业打桶师傅也感到惊讶，真是无师自通，其实我还是有师傅的，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数学老师，当时我的确还真得感谢他们。这在现在是小学生都非常熟悉的知识，只是我在当时条件下把它结合到日常生活中去了而已。家具做成后就请本村的油漆匠一油，一套枣红色的全新家具油光闪亮，放进我那旧牛栏改装清扫后、贴上报纸的新房里，倒也有十足喜庆的气氛。自己做出来的家具也就这样伴随着我和家人度过了13年坎坷曲折、辛苦艰难的时光（包括我仍留在农村的8年和后来上大学的5年），一直到我毕业之后，将全家户口移回城市，回城时只将一张大床运回了衡阳，其它的都留给了乡下的岳母娘。我这个“野木匠”在后来的日子里也还给当地要好的社员无偿做了一些木器，回城时也还带来了木工工具中的斧头，球木长刨和锯子，在日后需要的时候也常用来铲铲刨刨，给生活带来一些方便和乐趣。

自做扁担到洗衣用的“蛮捶股”开始，我这个“野木匠”从对自己作品的欣赏中可获得一种自我满足的自豪感，直到能做一些简单家具解决自己的实际生活所需，我更感到有种难得的现实成就感，这也有一种无穷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有味。这张大床至今仍在使用，尽管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这件历史的“文物”我还真舍不得丢弃，它是我知青年代，艰难岁月的见证，是我在文革期间，从回城绝望中走过来，艰苦奋斗的象征，它也记载着我下放时期曾经有过的多少苦与乐。

2012、7、29

该文稿还经陶九弟点拨，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