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知青记忆:并非黑色幽默

1966年,我19岁,在长沙12学高中即将毕业,已经文理分科备战高考了。谁知到了6月初,文化大革命正式闹了起来。对我们这些高三学生来说,首先就是感觉“考大学没有戏了”——其时大学已经被斥为“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于是,大家被裹挟到时代潮流里跟着闹革命。闹了两年把人也闹疲了,于是许多人开始“逍遥”起来。1968年的暑期,我们一拨同学几乎天天都去湘江河里游泳。都是青春期的人了,所以大家戏水之中也去“看人”。我看来看去看上了同班的一位漂亮女生,不知不觉相互间恋上了。她曾经是班上的文娱委员,我也做过学习委员的。这年下半年,学生听命从社会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谁知到了12月下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突然发表,于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全国中学生一千多万人二话不说开始上山下乡。下乡的地点是可以自行选择的。她选择了临武,我自然也跟着她选定了这个湘南地区偏僻的的山区小县。

1969110号,在一片哭喊声中和漫天风雪下我们告别长沙登上了南下的火车。3天后,我跟她还有其他18位同学就被分到了离县城较近的武水公社下洞大队。当时国家发给每个知青240钱下乡补助,70划拨到大队作为知青的住房补贴,每人在头一年还可以按月去公社盖章领取9块钱的生活费,余剩的直接发放到人,用来购买农具、炊具什么的。

下洞大队像是得了宝,立马将那些会唱会跳的知青同学组成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她理所当然的成为其中一员,因为还是在长沙的时候她就是市中学红代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队文艺宣传队经常有机会到全公社各个大队去表演节目,演出归来总能带回一些对方送的花生豆子之类,出工干农活的日子也就不多。真要出工了,多种农具她都会去社员家借用,借了还,还了借,倒是让她省了不少买农具的钱。我没有文艺细胞,又不愿意跟着去混事蹭吃,只好跟社员们一起老老实实在大田里干活,收工回来就一门心思去打理自己那份仅有7面积的自留地,总想能做到吃菜不用再花钱买。

最初我是被队上安排寄住在一户当过志愿军的老贫农希赞的家里,狭长而潮湿的房间任何时候都是黑洞洞的,睡的床也就是搭在两条长凳上的几块枞树板,其中一条长凳还只有3条腿,缺腿的那部分就用几块土砖垒着来替代。希赞终年哮喘不止,寡言少语,难得一笑。他识得一些字,但是从不看书报。我到生产队还没几天的时候,大队给每户社员发了一套漂漂亮亮的四卷本“毛选”,还为此举行了一些仪式。仪式当晚,等到我回去睡觉的时候,刚进堂屋就发现希赞端坐在饭桌前面忙个不停。天哪,四本雪白的书已经被他解了体,全都裁成了长条纸堆起一桌子在那里!我真的被眼前的情景吓懵了——这可是要被人视为反革命行为的呀!希赞没有注意我的神色变化,淡淡的笑着自顾自的说,“这种白纸好卷烟抽哇。”我大生感叹:身为贫农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啊!希赞的小名叫“尿桶”,大名从未听人叫过,前后娶过两个老婆。前妻离婚而去留下一个10岁左右的儿子,后妻是个跛子还有些痴呆,先后又为他生了3个儿女。在我最后离开临武前,他的后妻及她所生的3个小孩都已相继死去,我总觉得这不止是跟遗传有关。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问他后妻话的时候,多半不会作声,再问,并非哑巴的她会急得伸出手来比划一通。

下乡后没多久,队里就有人告诉我,村口上有栋砖瓦房已经久不住人了,原因是闹鬼没人敢住,说是十多年前有个女人就是在这栋房子里上吊自尽的。房子的主人是从这个队里出去的一个国家干部,全家早已迁住县城。我就去县城设法找到了那主人,他爽快的答应让我住他那老屋。那个年代,没有住房要付租金一说,答应让你住也就是白住。有了这像模像样的住房,又有那不大不小7厘自留地,我感觉很是满意,从此跟村里的社员们一样安心安意过日子了,虽然很苦。我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地道临武人。我开始认真学说当地土话(不是那种湘南官话),还学着用土话跟队里人开玩笑。

下乡才半年多,正当我在谋划着自己这辈子究竟怎么在临武农村生存下去的时候,那位女朋友跟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其他3个知青同学却突然被县里的剧团看中了,招工的手续办得还特别快,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要调去县城重新吃国家粮了。实话说我没有羡慕也没有妒嫉,只是不无痛苦的思忖着该怎样跟女朋友说分手的话。因为,一个在县城唱戏一个在乡下作田,分道扬镳只是迟早的事。而我呢,既不愿意被对方抛弃,也不愿意对方因为不得不弃我离去而可能遭受旁人的指责。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在她临走的头天晚上主动跟她摊了牌。她听我说出分手的理由之后当即就哭了,哭得似乎有些伤心。我心里虽然慌乱,但是并不因此就改变想法。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处理是尊重现实,而且也不属于那种强者欺负弱者之类。第二天一早,我跟另一位同学送她去了县剧团。在我眼里,她似乎已不再显得伤心难受了。也就是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县城找过她,她也没有再回过她曾经待过的大刘家村。在她走后,我在大刘家村继续做我的知青又做了10年,赶闹子(赶集)去县城也总是刻意避开县剧团所在的那个角落。十年里撞见也不过两三次。

我在大刘家村的那栋鬼屋里过起了无人可牵挂、无人牵挂我的清净生活,白天出集体工赚工分,傍晚收工回来盘弄我那自留地,自认为与生产队的农民已经没有两样,我也得意于自己的临武土话一天天变得地道起来。

    有一年,“学大寨”运动越搞越凶了,“狠批资本主义”也越抓越紧。临武县的批资本主义,就是严禁大肥用到自留地里。具体做法就是社员自家的茅厕一律归公,从此不准去舀肥只能去蹲坑。以前的做法是,自家的大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到了月底,队长哨子一吹,各家统一“出肥”,你就可以看到几十担装满粪便的尿桶排成一溜,各家的男人凑在一起一担一担的按质定级、过秤计分。现在茅厕归了公,大肥的计分办法也就有了相应的变更:按屁股计。大人大屁股,一年下来计14分工;小孩小屁股,按一半计也就是7分;至于学龄前儿童,因为没有哪个去蹲茅坑总是四处“屙野屎”,所以没有屁股不计分。知青本来就没一个人有自家茅厕的,也就从来没有过肥料分,现在改为按屁股计,自然心中有几分高兴

每到年底统计工分了,各家就派一个男人做代表去队里开会。什么干部都不是的这些普通社员,真的是把这一天看做跟过年过节差不多的开心日子,脚穿“鞋头水袜”,手提炭火烘笼,跟干部一样一屁股坐在那里,可以不声不响,也可大喊大叫,关键是这一天不动不挪工分照记,享受队干部的待遇!

那天我也坐在那里,拿张湖南报在看,我就是我不代表别个。这会开着开着就讲到肥料计分的事来了。队长尧尧说,没有什么好讲的,把每个人的分加上去就是,大屁股14分,小屁股7分。隔了一下子,忽然有人冒出一句话来:“大家看,大旗算个什么屁股好哇?”我正举着报纸在看,听那声气也知道是副队长四赖在发问。“大旗算个什么屁股好?”——好笑,我都20好几的人了你们冒看见哪?我把气瓮得心里不发,先看看他们会怎么议着。四赖以为我在看报没有留意,就继续说:“大旗的屁股有点难算。过年咧,回他屋里去了,屎是肯定屙得长沙了;平时咧,总比我们要多几次去赶闹子,屎又屙得街上去了。照我看,算个小屁股算了,反正他们知青也不在乎这点工分……”听到此处,我放下报纸露出脸来,冲口回他一句——“我在乎!”

这冲口而出的三个字把四赖吓了一跳,其他人也都不做声。这时,我须要为自己不能算小屁股进行自我辩护。我就说,一个月六个闹子我难得赶一次,我也是工分要紧要出工的,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但是,每个闹子总会有几个山里头的知青同学路过我们村子会在我这里自己打开大门生火做饭吃(我所在的大刘家村靠县城最近,我又住在村子口上,我的门钥匙是特为同学们准备的就塞在门口活动的砖缝里),他们吃了我的饭总会有人要到队里的茅厕屙屎,这么多人一年下来还抵不得我过年回家那一个月?我这样说过之后,不等四赖插话,队长马上表了态:“大旗也按大屁股算!”再也无人敢讲空话了。于是,我当年的这一维权行为给自己争得了14分肥料工分,大概能值5毛钱吧。

若干年后,我在跟作家何立伟等人在海口一家大排档上等饭吃时不经意说到我的这一知青旧事,何立伟一巴掌击到餐桌上叫到:“‘大屁股小屁股’——中国第一黑色幽默呀!我哪天硬要把它写个小剧本,而且还要特别注明‘根据中国著名策划人张大旗的口述故事编撰’。”其实,我哪里是想幽他一默呀!
    再说当年,茅厕归了公,大肥不能用,社员的抱怨是自留地里的萝卜白菜如何长得大。所以,小肥也就是尿,自然变得金贵起来。不过,在此之前,我就一直是很看重自己的小便的。每次出工前,一定是先躲在门角湾里对着尿桶屙个尿。出工在外也极少“屙野尿”,多是霸蛮夹紧挨到收工后回到屋里再屙。所以,不免常出现些尴尬之事:收工回家路上谁都懒得去搭理,只顾得急匆匆赶到屋里急匆匆开锁进门,人一进门就躲到门角湾里去了。为肥料事,我真是伤透了脑筋。

我这里在伤脑筋,希法那里却开始为我动脑筋。希法是好人一个,20出头的后生伢子就是队里的政治队长,人灵泛得狠也和气得狠,跟我特别“合事”。有天晚上在队里记完工分,他突然对几个后生说,“走,到大旗屋里听他‘讲牙告’(扯谈)去!”于是我被他们簇拥着回了屋。一进门,他就拿起竹端子从水缸里舀了一大端子井水咕噜咕噜喝下去,这才坐下来听我谈今说古。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吆喝着起身回家睡觉。这时只听希法说道,“不要慌,每个人帮大旗屙个尿再行(走)!”我对希法此时此刻说出这么一句话感到很是诧异,几个后生伢子却是一下便听明白了,都等在那里排队屙尿。屋子里顿时弥漫开一股刺鼻的尿臊气,我的心里竟在美美的想着:几个后生这么一下来,尿桶里的尿不知会升起来多少噢!刺鼻的尿臊气终于没法破坏我的愉快心情。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希法他们晚上都会来,进屋照例是人人先来一端子水,临走人人都会留下一大泡尿。我的自留地里的小白菜,也从此渐渐转黄为绿,终于出现了生机。


1972年底,我要远走高飞去湘西怀化修枝柳铁路了,我准备在那里舍死忘命的大干一场,希望表现得好一点能在铁路上留下来。临走那天,我把所有的农具、家具、炊具和碗筷都送了多年相好的农民,那个时刻希法跟那帮后生伢子一直聚在我屋里帮着捆扎行李。临到最后出门,忽然想起门角湾里还有半桶尿,我就对希法说“你拿去吧。”希法说,“好的。你是再也不需要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扮了一个鬼脸。至今,我还记得希法扮的那副鬼脸,还有他咕噜咕噜大口喝水的可爱模样。

作为民工去怀化修铁路是1972年底到1974年初的事。我们民工跟铁建工人一起,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一条600多米长的何家山隧道打通了。我有严重的恐高症,但是因为被指定为民工连的排长,高空作业的危险事也就只能抢着干。我跟另一位知青同学张善,曾被省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政委当着几百人的面夸赞为“金训华式的好知青”。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表现好还是没能在铁路上留下来,最后只能随着郴州地区400人的民工团又回到了临武的大刘家村,继续我的知青生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会骂娘了,用临武话骂,在心里头骂。“狗崽子”是只能暗自发泄的。

有件事情倒是让我可以公开的得意,那就是到了1974年再回临武的时候我的临武土话已经算得上“炉火纯青”,而且连日常的思维也早已习惯于借助当地土话了。当然,我为此是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的。

记得当初下放临武的时候,一些知青同学面对农民还带着城里人的傲气,总喜欢压着农民听他们的长沙话。有个调皮同学就老是叫他的队长做“滔老倌”(意为“不知趣、不识相的人”),队长因为不明其义总是乐呵呵的答应。后来有知青向队长告密,说“滔老倌”是骂人的话。队长这下生气了,郑重其事的宣布:“从今往后哪个都不准再叫我‘滔老倌’!”那个调皮伢子还嬉皮笑脸的对他解释,“队长你不晓得咧,长沙话的‘老倌’是尊敬的意思,父亲叫做‘爷老倌’,师傅就叫做‘滔老倌’。”把那个队长又搞糊涂了。这件事传笑了好久好久。我从来不跟农民讲长沙话,刚下去时还只能用“湘南官话”跟他们打交道,很快就开始学用土话,学得很认真,意思不懂的就随时请教,发音不准的就反复练习。我那个时候就认为,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知青来说,多掌握一种方言跟多掌握一种语言一样重要,完全可以说是掌握了一笔财富的。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临武农村的长沙知青,其他知青全都回城后我还一个人苦撑了两年多时间。1977年恢复高考,我获准报名参加了考试,得了个全县文科的第四名,教育局在门口大墙上都张榜公布了,随后我参加体检也合格了。但是,录取通知却与我无缘,着实让我彻底的泄了气,发誓再也不去高他妈的考了。直到1979年8月底,也就是当知青10年零8个月之后,总算有人想起我放我回到久违的家乡长沙。县知青办的谭主任在我离开临武那天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过了好几秒钟她才不无感慨的说道:“差不多快11年了吧?你这一走哇,长沙知青的问题也就全部圆满的解决了!”我苦笑无言。往事犹历历在目。

那是1969年的元月8日,我拿着户口本去了长沙市的韭菜园派出所转户口。户籍警察问我转哪里,我说“下放,去临武县”。10分钟都不到,我就完成了从城市公民变身为农村人口的全过程。两天后,黄昏中我们上了火车去湘南,翌日凌晨在宜章的红岩车站下了车,下午连人带行李被塞进一辆带蓬的大货车向临武方向驶去。想不到自己这这一去竟会是10年8个月。当我拿着准迁长沙的户口再回到城里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8月30日,在这之前10来天刚过了我32岁的生日。我的整个知青岁月究竟有多少个当初迁户口所花费的“十分钟”呢?我用计算器算过,一共是3883天,是559152个“十分钟”。

回城后我被安排去了一家小工厂。厂里说年过三十的新人不能学技术,那我就选择做了一个搬运夫。母亲不劝我找对象结婚,单劝我千万别泄气,直说大学进不了还可以自学成材嘛。于是去买了些大学教材回家自己看,后来还大着胆子写了三篇语言方面的论文,就想证明自己的“学力”达到了本科水平。如果本科的学力能得到认可,我就能获得考研的资格。我的论文中有一篇就是《临武方言记略》,居然也写了一万多字,对临武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写和粗略的分析。我想,这很可能是临武方言第一次被人进行专业性的发掘和整理,尽管它不免粗糙和错误。就是这三篇论文帮我取得了考研的资格,随后的考试也很顺利,终于让我赶上了末班车,从一个搬运夫直接考上了1982级首届硕士学位研究生。读研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史存直教授攻读现代汉语。考上研究生的这一年,我已经34岁,入校不足一个月就跟认识才十几天的、我现在的妻子结了婚。

记得当年从临武回长沙的时候,有朋友见我在临武吃过那么多的苦就对我说,“以后呀,你就是屙屎也莫朝临武这一方!”他并不了解我。其实,对临武地方、对当地农民,我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1989是我离开临武10。那年暑期,我在出差广州返回长沙的途中,火车快到郴州时心情莫名的激动起来。车刚到站我就跳了下去,直奔熟悉的长途汽车站买票去了临武,那张去长沙的火车卧铺票自然也就作废了。这一次,我在大刘家村农民家住了两个晚上。

1999年是回城20周年。五一长假,我特意邀上妻子一起再次重返临武,带她去看了我生活过10年的大刘家村。老队长那年已是76的人了,一见到我竟激动得给我一个熊抱,把我抱得双脚离地,还得意的问道,“大旗,你看我这身子还不错吧?”政治队长希法是我在县城里见到的,他早已被“提干”到了县供电公司做了个小小领导。跟他说起当年的肥料故事,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却说“这些事你还记得呀?我都记不清了。”

2009是回城30周年,本想带着海归的儿子去一趟临武的,但因儿子实在抽不出身,让我的计划泡了汤。2011年岁末,一个当年的农村朋友、如今的千万富翁叫做周继忠的临武人,突然电话向我发出了热情的邀请。2012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终于因此实现了第三次重返临武。在我曾经青春岁月、至今梦寐萦怀的大刘家村,我与老第三生产队的乡亲们度过了乐融融的难忘时光。28户人家一家一个代表应我的邀请齐齐的聚集在村子里的一家小饭馆,我们之间完全用临武土话无阻无碍酣畅的交谈。让村民们和我自己都有些感动的是,我居然一一对他们中的每一位说出了一个他本人或其家庭的某个成员留给我的记忆片段。乡亲们于是说我“好讲义气呀”。我说,“11年哪,哪里忘得了喔!”

读研攻读的是汉语言,毕业之后去中文系是教语言,后来下海就要说是去玩语言了,不是作秀而是把玩。策划、创意、定位一类,最终还要靠语言来“表现”。这都是语言的商用 。本人还有一个知青的重要身份,所以,还会特意跟我的老插朋友说些有趣的故事和新事。

友情提示:请不要一贴多发!每贴最多发二个栏目!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