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点：依据地图的指示，我盲目地去寻找这个北星桥公社。ffice ffice" />
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抽烟。临出门前，街坊伙伴告诉我，路上带几包香烟好办事。那时，火车站有种阿尔巴尼亚香烟，包装很漂亮，一只山鹰，几行洋码字，只有8分钱一包（其实是江西南昌烟厂生产的）我有一只黄挎包，是学校军宣队一个姓杨的解放军战士送的纪念物。我买了两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把个黄挎包塞得满满的。
在去浏阳北星桥公社的路上，我拆开一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抽了一支，这种烟冲劲足还烧口，抽几下就满嘴苦涩味，根本不能叫香烟。
北星桥在株洲市的东边，由市区往东方向的公共汽车是开往四三0的2路车。路在嘴上，先到四三0再说。
从2路车终点站下来，我就开始问路，有人热情指路，有人冷漠摇头，如此这般，我走到了亭子前一个叉口旁，我踌躇了。知道向后是不对的，但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正前方是山坡，往上爬肯定不是路。
正在这时，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我一前一后走着。我感觉他是附近居民，于是从挎包里掏出香烟敬上前，和他搭腔，问他北星桥公社如何走。他也问我找北星桥公社干什么。我把来意告诉他，他一边听我说一边打量着我，然后告诉我：他就是北星公社江东大队的，可以介绍我去他们生产队落户。
结果，，我不用再问路了，跟着这位叫李松林的同路人往他们生产队走去。当天中午，我在老李家吃中饭，然后去队长家联系。队长姓宾，也是位爽快人，听说了来意就安排开生产队队委会，让我在队上等待半天。话说是半天，其实只到下午三点钟，他就把接受证开给我，让我回东乡小河办迁移手续。
几天后，我从小河办好迁移手续返还时，发现队长的态度有些微妙变化。早几天前我拿接受证时，他说了让我住他家隔壁的队屋，吃饭在他家搭伙就行了，不必一个人另外起伙。而我这时把行李铺盖搬来，他却安排我去杉坡的学校里去住，去自己起炉灶。
原来，我拿了接受证离开后，队上开了社员大会。队长向社员群众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李松林的朋友。这一说，引起了社员群众的反感。他们对在外面东奔西跑捞世界的人不信任，他们只信任老实巴交的作田汉子。既然是老李的朋友，那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一个只会钻营吃集体利益的家伙。表示不愿意接受。有社员群众这些议论，宾队长也就不再坚持让我住队屋到他家吃搭伙的事，但接受证已经打了，这人还得受下来，于是拿出了折衷办法，让我一个人住学校去，一个人自己去办吃办穿，撑得下来就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撑不下来也是他一个人的事，对集体没多少影响。
我的宿命大约在这里可以看出端倪。个人命运的边缘化从这时就开始了——这些事直到我在学校住下来后，才从一些社员嘴里得知。
学校是座两进两厅四天井的大屋，据说是一位国民党团长弃下的物业，这屋子的结实程度，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用炮都没有轰开大门。空荡荡的学校一个人住里面，我当时觉得很好玩。刚住进去的时候，小学生们还在上课。我住学校最后面的上厢房，而做饭的厨房，则是学校最前面大门旁的偏厢房。
那偏厢房本是学校老师中午热饭菜的地方，因为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少了，这热饭菜的地方也就闲置下来，正好给我用上。现成的炉灶现成的铁锅水缸。
我把住房整理好之后，便打理弄饭的地方。先是去学校外山脚下的水井挑来一担水，把水缸铁锅洗涮干净，再把灶台抹干净。学校桌椅板凳不少，我从楼护上取下一张课桌和一条木凳，全部抹洗干净，然后把灶脚的一堆柴禾归拢堆砌整齐，最后把这偏厢房打扫一遍。原来零乱不堪的偏厢房一下显得干净宽敞了许多。我出门又担来一担井水倒在水缸里，然后开始做自己下乡以来的第一餐饭菜。
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小学生们和住附近的邻居（主要是些大嫂大娘）全都看猴把戏一样围观，以为我这城里来的知青有什么新奇怪异的举动搞出来。因为在我来队上之前，他们就听说了不少“知青志异”，什么饭甑上加砖头防止爆炸啦，什么围着南瓜打转转不知如何弄熟来吃啦------不一而足。
那天，我从容地烧火淘米洗菜切菜，这些我从小就熟悉的动作大约让他们失望了，当我把一份香干炒剁椒和鸡蛋汤摆上课桌，用饭勺子舀出一碗米饭，准备“开吃”时，他们全都一窝蜂散了，小学生们嚷嚷：吃饭去咯——
我住的这个学校，只有两位老师。一位小个子男老师，一位大个子女老师。据说两位都是大队和公社领导的亲戚。两位老师的身材和性别老是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小个子是女老师，大个子是男老师。
雨天里不用出工，我就待在学校里看书。看艾青诗选，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读“我是匪徒”，读“我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这些诗句。读过之后，一种怅惘悒郁塞满胸间。 | 
发表于 2012-8-5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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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5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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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5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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