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珠纪事:我下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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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_结珠纪事_我当知青的日子

 

1969年大家还沉浸在学习元旦社论的兴奋之中，学校工宣队的指导员熊某，跑到厂里，找到厂领导，点名要我下乡。厂里以生产人手紧的借口把熊某支回学校去了。老支书余世和悄悄告诉我，他们说谁都可以不下就是要你下去，你个鬼崽子得罪什么人了？

我挠着自己的脑壳皮，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自己在南边的工厂里上班，学校工宣队在北边，何以就得罪人了。其实那个年代，根本不用得罪什么人，人人都沉溺于狂热之中，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伟人的追随者，吃饭屙屎都说得出革命的名义。

听了老余的话，我清楚自己既然被点名，那就在劫难逃。下就下呗，到广阔天地去生活，可能比在城里一天到晚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要自在些吧？

隆重下乡的这天是1969年元月9日，一个灰蒙蒙阴沉沉的天气，坚决要求我下乡的学校工宣队没有一个人露面，厂里也没有一个人做欢送的表示，我们几个下乡者的家里，也没有哪个家里有人来看看，表面看去，一切正常，好象大家还在继续昨天的生活。

那天上午10点钟我们坐上田厂开来的解放牌大蓬车，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株洲，一点也不象前些日子，全城的知青统一下乡，广场誓师，列队欢送，搞得轰轰烈烈激动人心。我们这般冷清的行止，有点象放逐。对这样的场面我倒是有思想准备，一路上还有说有笑，傻乎乎的。

中午，在长沙市打尖，直到晚上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汽车在浏阳东乡的小河公社停下来。来接我们到知青点去的好象都是当地各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大家手忙脚乱地拣着各自的行装，随接行的人到知青点上去，忙乱中，我们小组不知是谁把另外一组知青满满一肥皂箱的食品当书籍拿到了自己的点上，到第二天又给人家送过去。

我们的下放点小河公社是大围山深处，这里离江西的铜鼓县城比浏阳县城还要近些，翻上山就是省界，就是江西的铜鼓县。

村上负责接待我们的政治队长姓杨，个不高，敦敦实实，手上一天到晚都捏着本红宝书。第二天，我们一众还在洗漱的时候，杨队长就来了，说让我们熟悉队上的情况，拜访拜访本地的贫下中农。

先天因为是晚上进屋，外面的山水地形一点也不清楚。早上出门一看，发现自己就在两座高山脚下，开门见山在这里是地道的写实，两山之间有一条小溪，从房屋到溪边也不足百步之遥，我们住的地方除了昨晚摸黑来的一伙知青，没有其他人家。

我们随队长拜访贫下中农，出门就是爬山，从一户人家出来，转过一个坳口，再爬一两道坡，这才看得见另一户人家。这天上午记不清是走访了三户还是两户，肚子就咕咕叫起来。每走近一户人家，老乡们无一不是人人手捧红宝书向我们致意。这个景象很让我吃惊，怎么也想不到这偏僻的大山旯旮，政治氛围还如此浓郁。

村上的人家，尽管各人家里面没有几件象样的摆设，人们的脸色也不如红宝书滋润，但家家户户过去摆祖宗牌位的地方，无一例外地供奉着一个红宝台，红宝台上或是石膏像正面宝像或是一本巴掌大的红宝书——语录本。

这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知如此，我何必风尘仆仆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跑到这种地方来呢？当时，我心里生出许多懊悔，但说不出口，还是继续做出劲绷绷的模样，和那政治队长进进出出，表现着十足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广阔天地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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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知青点的当天天色已晏，匆匆忙忙找到分配的住房，打开铺盖把床铺整理整理，到灶脚下烧了一大锅热水，也没有谁格外兴奋地说大话或说丧气话，就这么各自在房中或堂屋里洗洗脸脚，睡下了。一夜无话。

我们一行四男二女，都是68届中专毕业生，本已经分配到工厂都工作半年了，多少还有些生活经验，虽说是甫来异地倒也不显出蛮多的狼狈不堪。第二天一早，几个人不约而同，都起了早床。发现大山冲里清晨异常地清静，既无人声也无犬吠，山里人冬天习惯吃两餐，早饭很晏，我们起床在田垅里看山景也就不见人烟。大田里的禾蔸腐烂成黑色，象什么人写的大字稀稀拉拉一点也不好看。而田里有好些个稀泥凼冒出热气。这是一片冷浸田。

冬天山里的农活不多，而我们是响应伟大号召来改天换地大有作为的，在走村串户的那天，交谈中，政治队长知道到他这里来的知青不但有文化还有技术，很是高兴，直说你们来了就好了，你们来了就好了。原来，这队上在田垅中间要建一个小水电站，县里的水电工程人员都帮助搞好了测量，队上也修好了蓄水闸和渠道，水轮机在队上仓库放过大半年了，县上的电力技术人员忙不过来，也就一直没把小水电站建起来。而我们几个人中间就有钳工电工，做这种事完全没问题，而且年轻人到一个新地方，就只想显能耐大干一场。政治队长很能理解我们的心情，第三天让我们安排了各人的内务，整理打扫知青点，第四天一早吃饭过后，就把我们几个全都带到垅中的小溪旁，交代我们建设小水电站的事。

那个年代，大家在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氛围薰陶下，对马列论述全都敬若神明。列宁说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们也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山里水资源丰富，只要在这里把小水电站建设好了，我们这一片大山，也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那政治队长在这件事上，也十足地体现了充分信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打开队上仓库大门，让我们几个男男女女新来的知青，把个15千瓦的水轮机抬到要建小水电站的工地，任由我们去装卸倒腾，他连工地都不来了。

正因为队上的领导不在，只有自己几个同学倒腾，我们这些人平日里在一起打闹的猴性马上显露出来，两个女同学责无旁贷负责生活，烧火做饭是她们的事，看了一阵热闹，她们回点上做饭菜去了。工地上理所当然是四位男生的事。四位男生中，虎子年纪小些，老鼠子年纪大些，老鼠子人如其名，瘦削弱小，大家都有些欺负他，常拿他做调侃。这种工地上的活，既有技术又要体力，于是这小老虎来神了，要老鼠子回点上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做饭去。老鼠子其实是个内秀十足的人，在工厂是做统计工作，但他对电气方面却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不愿享受女生的内勤待遇。

一虎一鼠就在水闸旁边斗嘴调笑，我和邹同学围着水轮机打转转。一个15千瓦的水轮机有20公斤水桶那样长大，说要装到水闸的机位上去并非易事。那水轮机机座早已做好，上面还预埋了钻有镙孔的垫圈。几个人抬着水轮机定子的机壳，上来就往机座上放，我站在水沟里把个右手的手指头捅进镙孔，为抬机壳的做引导。哪知抬机壳的人在上面，根本看不到我在底下干什么，抬起那机壳只是轻轻一晃动，马上把我的右手食指削破皮，鲜血涌出来，我赶紧一缩手，跳出水闸沟渠，捂住伤口往住宿点上跑。下乡前，我从厂里卫生室讨了些消炎药品，没想到一开工就派上用场了。

下乡第一天，我就成了伤员，还伤在右手上，既下不得水，也干不得活。而其他几个人呢，对于水轮机和水电站的事似乎着了迷，一天到黑，很是投入。似乎不太在乎我伤势如何，也不在乎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干。

每日里，我举着受伤的右手，感到无所事事。下乡时，我不但带了衣物行李食品药品，还带了一大撂书籍。比如海涅诗选、艾青诗选、唐诗三百首、红楼梦、九三年、奥勃洛摩夫等等，但这些书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阅读，只能躲在房间里独自偷看，手指头受伤，翻书也不方便。于是我就告诉大家要回家去休息。

返家的路不如下乡的路顺利。下乡是公家用汽车一径送过来的，这返家则是靠自己开动双脚。我先是从小河步行30华里到张坊镇上，买了去浏阳的汽车票到县城，再从浏阳县城坐小火车到醴陵的黄泥坳，下了小火车，又步行10华里到阳三石车站，坐浙赣线的大火车回株洲，这样上车下车要花整整一天一晚。

这个曲折的归家旅程，更加坚定了我离开小河的念头。

至于我受伤的手指头，在我到家时就已经结痂痊愈了。

文革中，我在书店买了一本16开本的《湖南省地图册》，分市和县，比例是2万分之一，各个乡镇村组都标示出来一目了然。回到家中，我拿出这本地图册，找出了浏阳小河，那里和江西铜鼓毗邻，接着又找出北星桥，居然与株洲十分接近，我用米达尺量了量，距宋家桥也就是15公里的样子，比我从小河到张坊的距离差不多。我何不到这里看看呢？

 

邻，接着又找出北星桥，居然与株洲十分接近，我用米达尺量了量，距宋家桥也就是15公里的样子，比我从小河到张坊的距离差不多。我何不到这里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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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朋友的鼓励，我是打草靴，边打边象。慢腾腾的，请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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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点：依据地图的指示，我盲目地去寻找这个北星桥公社。fficeffice" />

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抽烟。临出门前，街坊伙伴告诉我，路上带几包香烟好办事。那时，火车站有种阿尔巴尼亚香烟，包装很漂亮，一只山鹰，几行洋码字，只有8分钱一包（其实是江西南昌烟厂生产的）我有一只黄挎包，是学校军宣队一个姓杨的解放军战士送的纪念物。我买了两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把个黄挎包塞得满满的。

在去浏阳北星桥公社的路上，我拆开一条阿尔巴尼亚香烟抽了一支，这种烟冲劲足还烧口，抽几下就满嘴苦涩味，根本不能叫香烟。

北星桥在株洲市的东边，由市区往东方向的公共汽车是开往四三0的2路车。路在嘴上，先到四三0再说。

从2路车终点站下来，我就开始问路，有人热情指路，有人冷漠摇头，如此这般，我走到了亭子前一个叉口旁，我踌躇了。知道向后是不对的，但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正前方是山坡，往上爬肯定不是路。

正在这时，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我一前一后走着。我感觉他是附近居民，于是从挎包里掏出香烟敬上前，和他搭腔，问他北星桥公社如何走。他也问我找北星桥公社干什么。我把来意告诉他，他一边听我说一边打量着我，然后告诉我：他就是北星公社江东大队的，可以介绍我去他们生产队落户。

结果，，我不用再问路了，跟着这位叫李松林的同路人往他们生产队走去。当天中午，我在老李家吃中饭，然后去队长家联系。队长姓宾，也是位爽快人，听说了来意就安排开生产队队委会，让我在队上等待半天。话说是半天，其实只到下午三点钟，他就把接受证开给我，让我回东乡小河办迁移手续。

几天后，我从小河办好迁移手续返还时，发现队长的态度有些微妙变化。早几天前我拿接受证时，他说了让我住他家隔壁的队屋，吃饭在他家搭伙就行了，不必一个人另外起伙。而我这时把行李铺盖搬来，他却安排我去杉坡的学校里去住，去自己起炉灶。

 

原来，我拿了接受证离开后，队上开了社员大会。队长向社员群众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李松林的朋友。这一说，引起了社员群众的反感。他们对在外面东奔西跑捞世界的人不信任，他们只信任老实巴交的作田汉子。既然是老李的朋友，那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一个只会钻营吃集体利益的家伙。表示不愿意接受。有社员群众这些议论，宾队长也就不再坚持让我住队屋到他家吃搭伙的事，但接受证已经打了，这人还得受下来，于是拿出了折衷办法，让我一个人住学校去，一个人自己去办吃办穿，撑得下来就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撑不下来也是他一个人的事，对集体没多少影响。

我的宿命大约在这里可以看出端倪。个人命运的边缘化从这时就开始了——这些事直到我在学校住下来后，才从一些社员嘴里得知。

学校是座两进两厅四天井的大屋，据说是一位国民党团长弃下的物业，这屋子的结实程度，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用炮都没有轰开大门。空荡荡的学校一个人住里面，我当时觉得很好玩。刚住进去的时候，小学生们还在上课。我住学校最后面的上厢房，而做饭的厨房，则是学校最前面大门旁的偏厢房。

那偏厢房本是学校老师中午热饭菜的地方，因为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少了，这热饭菜的地方也就闲置下来，正好给我用上。现成的炉灶现成的铁锅水缸。

我把住房整理好之后，便打理弄饭的地方。先是去学校外山脚下的水井挑来一担水，把水缸铁锅洗涮干净，再把灶台抹干净。学校桌椅板凳不少，我从楼护上取下一张课桌和一条木凳，全部抹洗干净，然后把灶脚的一堆柴禾归拢堆砌整齐，最后把这偏厢房打扫一遍。原来零乱不堪的偏厢房一下显得干净宽敞了许多。我出门又担来一担井水倒在水缸里，然后开始做自己下乡以来的第一餐饭菜。

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小学生们和住附近的邻居（主要是些大嫂大娘）全都看猴把戏一样围观，以为我这城里来的知青有什么新奇怪异的举动搞出来。因为在我来队上之前，他们就听说了不少“知青志异”，什么饭甑上加砖头防止爆炸啦，什么围着南瓜打转转不知如何弄熟来吃啦------不一而足。

那天，我从容地烧火淘米洗菜切菜，这些我从小就熟悉的动作大约让他们失望了，当我把一份香干炒剁椒和鸡蛋汤摆上课桌，用饭勺子舀出一碗米饭，准备“开吃”时，他们全都一窝蜂散了，小学生们嚷嚷：吃饭去咯——

我住的这个学校，只有两位老师。一位小个子男老师，一位大个子女老师。据说两位都是大队和公社领导的亲戚。两位老师的身材和性别老是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小个子是女老师，大个子是男老师。

雨天里不用出工，我就待在学校里看书。看艾青诗选，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读“我是匪徒”，读“我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这些诗句。读过之后，一种怅惘悒郁塞满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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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旧事象刀子刻在记忆里,只须静下来慢慢梳理.
下文或要到下周.请兄弟姐妹们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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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木椅子:fficeffice" />

一个人的知青生活也好玩。一切自行其是，听见风就是雨。结果自取其辱，闹了不少笑话。

先是在生产队出了一向工，做“牛”耙田，踩禾蔸，点豆子栽棉花，事情都很新鲜，但了无趣味——我下乡干的第一件大活就是做“牛”，因为天冷水寒又透支体力，我中了“黑煞症”，人事不醒睡了两天（另文记述），这以后，队长不知是出于关照还是对下乡知青的不信任，把我编排到妇女组，这队上的妇女们很有学者意味，总爱刨根问底，而且是天上地下，家长里短，全都发问，而且还很热情，一上来就介绍对象，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只要你不松口就范，她们的红娘意识就没完没了，而且也象政治队长一样会做工作，说是“莫老了L”。让人啼笑皆非。

有天，在棉花地里，一位妇女问我：小易几你禾里不到大队上去拿登记呐，上面要招工呐。

听到这话我动心了。当天下午就匆匆跑到大队部。当时是一位外号叫水雄鸡的大队干部负责发放体检表。我冒冒失失走近前，说我是麻田队的，可以领张表吧？

那水雄鸡听说麻田队，大约知道是哪路货色，脸色一沉，生硬地说你是转点来的，这里冒得你的份。

哦，转点来的没有份。看来真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了。

菩萨也是人做的，那就安心做农民吧。我也不觉得无趣，转身就回生产队。约莫又过了些日子，天渐渐热起来，队上通知夜晚开全体社员大会。学校所在地杉坡到生产队队部上屋湾，有三里路远，沿着杉坡流下来的小溪出冲口，再从小溪汇入大溪的溪口转右首，溯水而上，穿过一间塘基就到上屋湾。上屋湾地坪里有棵大樟树，坐在大树底下，田垅里有风吹来十分凉爽。人们坐在树下，摇晃着蒲扇，轻轻扑打着扰人的蚊虫，听队长召唤开会。

这天开会的议题很简单：公布各家人口数和申请的木椅子数。

原来，队上决定间伐集体林地里的枞树（松树），做一批木靠椅分配给各家各户。

刚开始我还摸风不到，不知道生产队隆重地开全体社员大会是为了什么大事。听队长把一家一户的人口数和分配的木靠椅数量念完，明白是什么事，也莫名地欢喜，心想到处批判分配福利，这生产队倒是能够大张旗鼓地分配福利，也就安心地等待着给我的福利，看队长安排多少木靠椅给我。

社员大会开得晏，也开得久，月亮都偏西了，以至于有社员嚷嚷没事了吧，没事就散了呐。

哎，都要散会了，队长还没提到我的名号。

我的呢？

你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就不要了。

原来根本没有我的份。这摆明是欺负人哪。前几天为招工的事没我的份，这家家户户都享受的集体福利居然也没有我的份。一种憋屈油然生起。

请问队长，我是单独开的户头还是寄在集体的户头上？

你是单独一户呐。

单独一户算不算一户人家呢？

好了好了，给你一张椅子。

我问了几句，队长知道我要说什么，赶紧说还是给你一张椅子，你到会计屋里交五毛钱木板钱。

只一张椅子？我的同学同事来了呢？你们来做客呢？都站起？再说一张桌子四只角，不能只有一方摆椅子，另外三方空起来吧？

我的话引起社员们讪笑，也确实是太晏了，有的社员息事宁人：算达，又不是少了他这四张椅子。

其实，队长并非不想分配椅子给我。他是因为在接受我落队的事上听了社员不少闲话。我那一条送给他的“洋烟”也成了他搞腐败的罪证。这天晚上，其实是他导演的“双簧”，他晓得我会要这乡下的木靠椅，会跟他争起来，这样，也就让社员看看他还是个处处维护集体利益的人。现在，我真的和他争起来了，还有社员打圆场，他放心了，很是大方地说，好呐好呐，给他四张，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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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 甜蜜的笑 并非有魄力,而是盲目,跳来跳去,还在如来佛手心里.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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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4# 云儿飘飘 下到张坊上洪当是老教师吧?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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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zqw事务长 此言深刻,戴笼子是某些人的一贯伎俩.多给自己提个醒,莫年纪一大把还进那背时笼子.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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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的日子里fficeffice" />

打夯

修筑湘东铁路线三年时间，我一共待过五个单位。

最先待的当然是基层连队（那是1970年，全国所有单位，大约除了家庭这类特殊单位，基本都是按军队建制编排，修筑铁路线的民工，也不例外，所谓连队就是农村的大队这一级）

我和同村的几个后生子一起，在公社大院的地坪里集合，各人背着自己的的被窝铺盖洗濑用具，步行到株洲火车站，然后坐夜班车到醴陵的泗汾，下了火车又是步行加大蓬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行走（按当时的情境当是行军，但我总感觉自己们与兵相去甚远，来来去去的模样象逃难的不象参战的）到了攸县上云桥一个叫高岸的地方止住脚，就在醴茶公路线一侧的民房里住下来。

攸县民居多是“一把锁”式的建筑，大门外是阶级，大门内是堂屋，稍有讲究的人家，堂屋一定装有楼护。我们当时就是安排住在这种楼护上。

堂屋里摆了张木楼梯，我们就从这楼梯爬上爬下。那楼护不甚高，刚刚可以伸直腰身，抬手还能触及瓦椽。那是冬天，离天近不热，大家挤在一起也不冷。在这个楼护上，管生活的政治队长安排我们住下12个人，整个楼护就是一个统铺，每人安排一尺二寸宽的位置算是‘床位’，这堂屋宽一丈五尺，12个大罗汉把个堂屋的楼护塞得拍满的。

分配床位的时候，我们的政治队长很认真地做了支竹条规尺：一尺二寸。他就用这把规尺在楼护上量来量去，嘴里还念念有辞：这是小易几的，这是小叶几的，这是满大几的------不厌其烦。

他告诉我们，这就是部队生活，这就跟打仗一样，大家要艰苦过日子。他还说我们这就是修筑三线铁路，我们面前这条路不修好，毛主席老人家在北京就睡不好觉，老人家就要骑毛驴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干。毛主席是我们最亲最亲的红太阳，总不能让太阳和我们一起干活吧？

那时，我们搞不清三线建设项目还有“大三线”“小三线”之分，更不晓得“大三线”的指挥长是彭德怀元帅。每天，那五十岁的政治队长老和尚念经一样给我们念一些“三线建设不搞好，我一天也睡不好觉”的毛主席语录。念的多了，我们真以为自己的脚下就是国家三线，真以为老人家一天到晚盯着我们的筑路进度。于是，我们一上路，一个个都舍死忘命地干活。

所谓修筑铁路，轮到我们这支乡村里来的队伍也就是筑路基。我们连队分配的任务（用当下建筑工程术语为“标段”）是架涵管、填埋水塘。填埋水塘少不得要把回填土一层层夯实。夯土少不得要人打石硪，打石硪少不得有人喊号子，唱硪歌。

连长从上面领来石硪。石硪由汽车运来，卸在工地上。连长站在石硪旁边吆喝：来几个会打夯的。

那时，大家都是各村组抽调来的，相互不熟悉，有什么事都是为头的吆喝一声，各人也是相事而行，在那种场合下，倒也不见有人装猾耍奸。

我十岁时见过修筑湘江防洪大堤打夯。那时，我家就在堤干边，坐在屋檐下就能看人打夯唱硪歌。他们是一个人一边搭手抬石硪，一边领七八个人唱硪歌。有天，那些人把我也唱了一段：这个细崽子嘿哟嘿，生得好咧嘿哟嘿，两只眼珠子鼓得大咧，当得夜里的灯盏样，嘿哟嘿嘿哟嘿------唱来唱去到后面就不中听了不是骂人就是痞话。那些抬硪干活的人不管领头的唱什么，大家都一个劲地嘿哟嘿嘿哟嘿。

想不到十几年后我也能够过过打夯唱硪歌的瘾了。当即我就邀着本队的元满和当伞兵退伍的初爷说我们去打夯吧。

打夯倒没事，哪个喊号子呢？

我来就是呐。

对于编瞎话嚎叫些什么我还是有信心。我对同伴们说先练练手吧，打夯无非是动作协调齐心协力。

大约唱硪歌发掘了我的语言创造潜力。我们每天打夯唱硪歌，现编现卖一大堆瞎话，总要把工地上的人逗笑。有一天，政治队长找到我说你莫打夯了，你给连队编墙报吧，把连队的好人好事记下来送到工地广播站去。这任务又落到我饭碗里了。我把连队上的人，从本队的说起，有工程进度的说进度，没工程进度的说态度。什么战天斗地不怕苦，一颗红心献三线。心中有颗红太阳，铁建战士永向前。白口例子一段又一段。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们，听到广播里用普通话表扬他们和他们熟悉的人，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干活的劲头更足了。

说实在话，如今我真还时常记起那些简单的日子，尤其是和本队那些后生子在一起的日子。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打夯唱硪歌，晚上挤在统铺上“抽白屁”穷作乐，七里八里，一个个还蛮起劲，不知累也不知忧。这么闹腾个把钟或一个半钟，政治队长就外婆一样，用他低低的声音拉长声腔喊：睡觉了——呐。其实不用他喊，统铺上就已经响起了匀匀的酣息声。

后来，我掰着手指算了算，在连队有三个月上下的时间，开春后，营部（本公社指挥中心）成立文艺宣传队，就通知我去营部文艺宣传队报到。在文艺宣传队里，我做起了编剧、快板演员和小常宝她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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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夯之前应当还有乡村生活,但觉得沉闷了,暂不报告.还是先说说非乡村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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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0# 曾海燕 说"懂事"其实也不是蛮懂事.今天说个事您听听,我当时是懂事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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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是要把这篇作业认真地做出来,但家里事儿多多,且这类文字与心境极有关联,也就只好打打停停,写到哪里算哪里.敬请各位知青朋友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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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珠纪事之辫子

由镇头区几个公社的铁建民工组成的团部文艺宣传队有下乡知青，也有回乡知青。不管是长沙株洲下乡的还是本地回乡的，来宣传队的都是年轻人。大致十七八岁二十一二岁。年纪最大的要算宣传队政治指导员，姓杨，二十四岁，已经结婚，面容姣好，体态丰腴，上铁建工地之前是位大队妇女干部。

记得是夏天的时候，有好些个日子，出去演出或者演出归来，我总爱粘这位政治指导员，因为除了队长和导演，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多过文艺宣传队里其他男女队员，在一起熟悉了，就有些随意无拘。或许是一次谈剧本的场合，我双手比划来比划去，搭到了她的肩膀，那个鬼热天，我们一个个热得不得了，只差没象狗狗一样吐舌头喘气。忽然发现她的肩膀凉沁沁的，让人感觉好凉爽，于是大惊小怪地嚷嚷指导员的皮肤好舒服呀。起初她并不吱声，只是笑笑，由我粘到她的肩膀背上。可能我不太注意场合，开会粘她，走路也粘她。她终于不干了，扭动肩膀甩开我：莫捏呐，丑煞格人，热哩。

就是热才粘你哪，不热粘什么。

我一个劲地要粘她的背，她严肃地不让我粘，这么一路上闹来闹去，直到回到驻地，各自归营无话。

其实，这种纠缠，我过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她是结过婚的人，十分明白男女之大妨。而我呢，虽说也有自己不太确切的爱慕，但绝对没想要占这位政治指导员的便宜（贪图她肌肤的清凉其实就是占便宜）心里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想在她背上肩上粘粘凉爽而已。

那些大热天，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节目，我就挨指导员坐，从她那里感觉凉爽。在团部宣传队，除了已婚的政治指导员，大龄一点的还有从长沙市湘剧团下放的演员奉长华。他是从原来的跃龙营文艺宣传队过来的。组织镇头团文艺宣传队，他属专业人员，当然是唱主角，担任导演兼演员。从跃龙营文艺宣传队过来，他还带来了几位知青演员，其他还有谁，我都记不清楚了。但他和符埃，我是记忆犹新。前些年，湖南经视台搞的《小区故事多》系列剧，还看到奉长华在中间扮个老倌子，腰板挺挺的，还是那么样高大，还是那么样英俊，表演也还是那么到位传神。符埃呢约有１米六三的个子，梳一对又粗又长的乌黑辫子，额头前剪一绺整齐的刘海，一双大眼睛闪忽闪忽。那是一对会说话的眼睛。

符埃是奉长华带来的，在新组成的团部文艺宣传队，奉长华把一些舞蹈和表演的主要节目都安排了她。以至于有人悄悄议论说这符埃怕莫是奉长华的小妹坨。

平心而论，符埃是长得漂亮，尤其是一对辫子惹人注目。但符埃不大爱说话，也不大爱与人交流，节目表演中，情感发挥不是很到位（这在今天很好理解也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却是很大的缺点）是个典型的冷美人。团部文艺宣传队经过两个月的磨合，洪导发现了更富表演天份的朱某。这朱某也是个高挑身材，眼睛也是大大的，性情要活泼些，表演中感染观众的热度也大些。大约是这些原故，奉长华就常给她带戏，而本来就不大吱声的符埃就这样冷落下来了。冷落归冷落，一些大型节目还是有符埃的份。不过，她不再是主角而是配角和群众演员了。

因为节目创作的关系，也因为情趣相投，奉长华和我一直关系很好，我们俩在一起什么话都敞开说，从不藏藏掖掖，但他为何对待符埃前后判若两人，我却从未问过。

那年的夏天似乎很漫长。

我们住在攸县上云桥的县五七干校里，干校在铁路线和茶醴公路的西边。我们到邻近的工地连队或乡镇大队演出，一般都是步行，远一点的地方，上面才会派工地上的罗马汽车接送。那罗马汽车据说是我们国家用鸡蛋从罗马尼亚换来的，一辆车要好几十吨鸡蛋。每回我坐到那车头扁长喷着蓝油漆的罗马汽车，就会觉得这汽车松松垮垮，和鸡蛋一样不结实。而在别的地方，我们也确实没有见过那种松松垮垮的汽车。

到工地连队演出，我有一个任务就是现场采访。演出的晚上，我也有一个表演：说快板。花五六分钟时间，现买现卖工地上的好人好事。余下的时间，我就帮着大家拿拿道具服装。一个晚上的演出下来，我都有些累，更别说那些从头顶到尾的演员们了。演出结束回到驻地，大家匆匆洗澡，也就一个愿望：赶紧睡觉。

有天夜晚，我汲了两桶井水，打打肥皂，拎起水桶从头淋到脚，然后一抹身子，算是洗过澡了。换下的衣服扔在地上，心想明早再洗。这个时候符埃过来了（女生都是在干校的澡堂洗漱），她一声不吭，从地上拣起我的衣服过井台边搓洗。我一下子瞌睡全无，傻傻地站在一旁，直到她把一切搓洗晾挂熨贴，冲我说去睡吧，这才回到宿舍。

这以后，我也没和她有多少接触，多说过一句话。那时，团部政治处刘主任经常莅临宣传队，要求我们有新节目创作出来。我大约是任务压头，无暇顾及其他，而且，那个时候宣传队其他成员没有演出或排练节目就要下工地劳动。我指着创作的名义不必和他们一起下工地。或许是工地劳动上出了状况，也或许是节目安排上出了状况，总之，一天在宣传队的生活会上，政治指导员突然向符埃发出通牒：你那一对长辫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派。你要想留在宣传队就必须把辫子剪掉，不然就请回连队去。

符埃十分珍爱自己的长辫。在那样的年代，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她能把自己的辫子蓄下来，还蓄出一米多长，很不容易。

听了指导员的讲话，会场上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散会时，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指导员面前说，她来宣传队都半年了，没看见这长辫子碍什么事呐。

领导反映影响不好。只能这样办。

事情扯到领导那里了，我们小知青还有什么说的。

事情僵持了三天，第三天中午，符埃跑来问我：剪还是不剪？

沉默一阵，我缓缓吐出让自己懊悔歉疚了一辈子的四个字：那就剪吧。

咳，我居然站到了指导员一边，符埃居然听从了我的意见，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美丽剪掉，放到我写作的案台上。

看着这对辫子，我无语。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情。但我明白自己是一个帮凶，虽说是不情愿，但确实地帮着一个恶人扼杀着另一个人的美丽。

符埃遵照指导员的话做了，然而指导员的做法让我大感意外。她的肌肤让我感觉凉爽，她的决定却实实在在地在给我心头植了一根剌。至于这根剌是她有意植的还是无意间植的，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不晓得了。

第二天下午，她板着脸通知符埃离队下工地。而我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力，符埃离开的时候，我连出门去送送告别的勇气都没有。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她，无脸再见她。以至于十年后，在长沙浏城桥旁的浏正街口，我遇见了符埃，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却不敢看她，我张皇而匆忙地从她身边走过。当时，我已是人夫已为人父，我只想把过去的记忆深埋在心里，烂在心里。

然而。又有三十年了，这段经历了四十年的记忆，非但没有烂在心里，反倒像根会发芽的剌，不时地泛上心头，剌痛我原本就脆弱的心。

符埃，你还记得这些往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