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朝露
井、土地庙、救火队
从古到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定有井。人们把城市居民称为市井小民。在宋代,柳永和邓丽君一样流行的时候,书上就记载着:凡有饮井水处皆歌柳词。可见水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人们说井,往往就如同说家乡,所以有背井离乡之说
长沙内城到处都有水井,据地方史志专家陈先枢先生的调查,曾多达3446口,居民越是稠密,水井也就越多。一条街上有两个井的也很常见。今日的长沙,以井命名的街道仍旧保留着。但承载着都市文明进展的水井却一一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不想去追溯某井和大人物的渊源和历史传说,也无意于对古往今来诗人对某井的浅吟低唱。作为长沙老城的居民,惟对家门前的陪伴自己度过的一段似水流年的大古道巷的水井情有独钟,保留着那一份浓浓的依恋和怀念,
在昔日的大古道巷,有一家叫《庆新楼》的茶馆。二层楼临街而立,与而今大古道巷小学校门中间,夹着的是一条麻石小巷。小巷的前后各有一口水井。但是那时候,大人们把这里叫着“洗药庵”。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那庵的模样,而且是这样奇怪的名字。大约因着这寺庙里的僧尼,为了济世救人,常常在这井边洗涤采集来的草药而得名。
炎炎夏日,火炉长沙酷热难当。我们还不能问道于江河,清冽的井水是我们童年消暑最好的伴侣,穿着牛鼻犢、赤膊溜光地站在光滑的井台边上,以冰凉的井水互相浇泼;傍晚,挑几桶井水泼在庭院里镇压暑气,啃着泡过井水的西瓜;严寒冬日,白雪皑皑,北风凛冽,唯有井水温暖可亲,陪妈妈一道来井边漂洗衣服被褥,是长子我的专利,妈妈汲水,我赤脚在脚盆里来回踩动,站出来拧被单的时候,我的脚印在白雪上,井台上清晰的小脚丫子,至今还历历在目,而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作为长沙一道奇特的景观,井的旁边除了偶尔有一块石碑刻着“阿弥陀佛“的佛号,用来祛邪镇鬼,大多还有个土地庙。庙里土地公婆就担负起保护辖地生命财产平安重任。洗药庵的土地庙也曾香火鼎盛。旧时,文明未昌,民智未启,洗药庵的香灰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土地庙里抓一把香灰,丢进凉水里,一口喝下去百病消除。我的父辈们都有过躬逢恩泽的经历。在那漆黑的,狭窄的小屋里,一个低矮的神神龛里供奉着一对佝偻的夫妇。庙里还住着一个同样衰老而孱弱孤苦的庙祝,靠着菲薄的香火钱打发余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土地庙发生了变化,大约是为了在兵燹中自救,市民们自发地成立了救火队,洗药庵就成了救火队车具储放的地方。我父亲正当壮年,又是有名的刀剪店的少老板,于是也就成了大古道巷义勇消防队的队长。一直到解放初期。当时给他配备了一双齐膝的套靴,一支警笛和一顶有如罗马武士一样的黄铜头盔。头盔金光灿灿,威武异常。于是,我便又多了几样玩具,警笛是不敢放肆吹的,怕引来警察,只躲在床下轻轻地吹,那声音与口哨完全不同,带着几分威严的感觉。头盔很重,压得脖子生痛。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留在在我的档案里是:其父系“三青团“战时服务队成员。成为我的历史背景。
那时,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常常从土地庙的木栅栏门里窥视,只见那的墙壁上一边挂满了水桶,另一边挂着斗笠和号衣,就像古时候的士兵衣服一样,中心一个白色的圆上写着“勇”字,很有沧桑感。正中间的地方摆着的就是煊赫通红的救火车了。那其实只是一个构造简单的双臂水压机,搁置在一个架子车上,车辕上左右各一根酒杯大的麻绳,用来牵引水压机前行。车后的墙壁挂着的“麻打火勾”,就像古代战船上用的长篙,尖端有矛带着倒钩,遇见大火肆虐无法浇灭,用它可以撤屋,从而阻断火路。
每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父亲便跑到马路中间一站,把警笛呜呜吹响起来:“救火队集合!”于是马路两边各家店里的伙计、学徒、帮工和厨房大师傅们,老老少少匆匆朝着洗药庵跑去,几个人叮叮当当拖着救火车跑了出来,其余各自挑一担水桶,穿着号衣,排着队像一对清兵,一路向着火场迤逦奔去。不多久,学院街的救火队也开过去了。街上只留下看客议论纷纷。
我只记依稀得苏家巷《大光明电影院》起火,是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烧红了半边天,父亲一夜未归,我们一夜未睡。后来在这一片焦土瓦砾上立起了工商联新的大礼堂。
后来我也到老市体育场看过长沙市各救火队的大检阅,在又一村的操坪里,几十辆老式水压机一字排开。两边摇臂上四个青壮年翘翘板似的用力上抬下压,几十支水柱射向天空,很是壮观。这是我看到它们最后的雄姿。
随着第一辆消防汽车出现在长沙街头,那震耳欲聋的铜铃声“当当当……”和着警报的怒吼,排山倒海的红色光团一闪而过,消防车上英姿飒爽的消防战士,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老式的救火车,水井、土地庙……匆匆地结束了它的使命。许许多多欢笑,无数曾经我们密切相关的事和物。,渐渐地随风飘逝,成为一种追忆。然而,作为历史和城市文明的载体,却让我不能忘怀,特别是那老式的消防车,水桶,号衣…..都一一印在我脑海里。他们无愧“义勇”的称号,他们济困扶危完全自愿地,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是名副其实的见义勇为的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