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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向

                                 老  向

      老向是我们金麦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上级就嘱咐过我们,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书记不能当着面叫他书记,要叫“老”字,张书记叫老张,李书记叫老李,这位向书记当然就叫老向了。老向名应福,社员们当着面还是叫他向书记,背着他就叫他的名字向应福。 “老向”这称呼是我们知青和那些共产党叫的,我们那时能跟共产党员一样口气叫他老向,说明我们知青还是有点政治地位的,叫他老向还感到好荣幸一样。

      我们知青第一次见到他,是1966年2月在造林的时候见到的,那时他刚从芷江搞“社教”调回来了,他在造林的现场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他让我们知青们坐在他的身边。首先,知青的大组长靳妹子向他介绍我们知青的姓名。

      靳妹子手指着知青,一个一个地报着姓名,报一个名字,老向点点头,当靳妹子报到我和肖求生的名字时他笑了起来:“哈哈!一个‘求生’,一个‘晏生’,这两个名字取得有味道。”

     我仔细看了他几眼,个子瘦瘦的不高大,长得还秀气,脸块长长的,眉毛稀,眼球大,嘴巴有点扁,就只笑起来的样子看不得,脸上尽是“树根根” 。

      他手拿笔记本同大家作报告,他讲话时好费力一样,讲了好多我有些听不懂的话,但最后讲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我听懂了;讲“要多抓些‘活靶子’上台来进行批判”我听清楚了。

      他讲话还真的上算,几天后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把大队地主、富农份子都揪上了台。他把他们四家湾队上的一位叫“犟把子”的地主揪到台中间,手指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很不老实的地主!我们队上开会要他交待他的罪行,他毫不厌烦。”

    “毫不厌烦”这是句什么话呢?我们知青都没有听懂,只见几个有点文化的社员在偷偷地笑。喔!原来他是讲犟把子“毫不耐烦”,讲成了“毫不厌烦”,这下可好,犟把子自己听了都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位向书记只读有一年的书,他开会作报告又喜欢乱用词,经常出洋相。他文化不高,但革命斗争精神特别强。他从芷江社教回来不到半年,大队就召开了无数次批判大会,每次开会每个队都要求送上几个“活靶子”上台来批斗。批斗会开完,宣布地主、富农份子滚出会场后,就由他来作“指示”了。

       他每次上台总是把肩上挎的黄书包往桌上一放,拿出他的笔记本一边讲一边看。每次讲到最后,他就要大声吼几句:“该批的要批!”吼一句眼睛皮子眨几下:“该斗的要斗!”。眼睛几乎全闭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把手一举,扯起喉咙一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叫完后就散会了。

       批“三家村”运动开始了,老向特别忙,他走着那八字路,每天都要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到每个生产队来“视察”,要求揪几个“活靶子”出来,他一再强调要走在运动前面。

      金麦的“小邓拓”,几家伙就被揪出来了,老向宣布批斗会开始,把金麦的“小邓拓”龙立科揪上台来。只见一个矮个子老头被民兵押上了台,他是寨贯生产队的,听说他旧社会当过几年兵,解放后劳改几年放了回来,前几天在田里干活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好多年冇看见向书记犁过田了。”有人把他这句话学给了老向听。

       老向一听大怒:“这是对运动不满,小邓拓自己跳出来了。”

       批斗会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小学生,长得鼓鼓墩墩,脑壳特别大。他手拿语录本,手指着龙立科:“我们大队出了个小邓拓,他的名字叫龙立科。”

       他的话刚讲完,会场一遍议论声,我们知青都搞不清是为什么?寨贯的知青杨为政告诉我们,这小学生是龙立科儿子。儿子上台批来子,金麦还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会场里议论纷纷。后来听说是老师逼着这小学生做的,老向大力支持学校老师做的对,只可怜这小学生后来被人讲得有,他才十来岁人懂什么呢。

       运动是越来越激烈,人民的确是发动起来了。田埂上插满了语录牌,人人都要背得几条语录才行。金麦人送公粮要翻过里15 里的洋溪界才到公社的仓库,离仓库十几丈远是一笔陡的上岭,就在这里站着一排学生,他们手拿语录本要每个人读一条语录才能进仓库,搞得人人都张开嘴巴出气,慢吞吞地读完一条。我们知青总是选一条最短的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送公粮是最累的季节,但这时候的会又最多,每天晚上不是生产队开,就是大队开,每次大队开会老向总是到会场里来看有人打瞌睡没有,他总是板着那张脸,做出那“卖牛肉“的样子。

       有一天开会,他突然扯起喉咙宣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把刘少奇的相取下来!” 说完上前亲手把刘少奇的相扯了下来。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又扯起喉咙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右手,要大家跟着他呼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双手说:“以后读毛主席语录前面要加四个子‘最高指示’!”

        第二年天气热的时侯,“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喊出来了。我们的老向就不再在开大会的时候高呼了。

       公社书记、社长这些“走资派”都被揪了出来,大队书记也算是“走资派”,也要揪出来批斗,这一下老向霉了下来。

       大队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写出了大字报《向应福的十大罪状》。我们金麦知青也发“妈妈疯”,成立了“雄鹰”战斗队。终于有一次,晚上开大会时把他老向喊上了台,要他向贫下中农请罪。

      老向走到台中间,头一偏起,腰也偏了,脸块越发显得长了,和早几个月在台上喊口号的模样对比的话,完全成了两个人。

      不久,知青都回城了,男知青只留下我和肖求生。一天,我到肖求生队上去玩,看见对门田坝里有一社员犁田,他是做的“窝线犁”(从田中间里往四边犁)。他的“窝”做得特别好,田犁到一半了,几乎同那丘田的型状一模一样。我那时正好在学犁田,做窝线犁总做不好,所以见窝做得好的田非得多望几眼。我干脆往那丘田边走,倒看看是谁犁田犁得这么好。我还隔几丈远忽听那犁田人一声喊:“晏生,到哪里克喔!”

       我一听是老向的声音,原来犁田的人是老向哦!我感到好意外一样。我忍不住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你的‘窝线犁’做得好得很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他赶着牛到我面前,“滑”了一声停下来。

       他同我扯了一阵子谈,他告诉我:“窝线犁”就是多提几次犁;耐烦点多打几个转…… ”

        我回来把这事学给几个玩得好的社员听,他们听后哈哈一笑:“你怕他向应福真的不会犁田哦,他插秧还插得快 ,还编的一手好篾货,做起事来手脚麻溜得很咧!”

     “他是坐牢回来以后就冇爱干农活了,他只望运动来,只要有运动来就看他的‘把戏’舞了。”

     “这场运动来得好,来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就下田干活了。”

       一天,我又到肖求生那里玩,只见老向朝我们走来。还隔一两丈远就开口喊:“晏生,求生。”他扯开嘴巴笑,脸上尽是“树根根”,还真的象林副统帅的样子。

       肖求生轻轻地对我说:“向书记好厉害的。他现在转移了大队的斗争方向,他要求造反派为他坐牢平反,他和县里的造反派联系好了,过几天就会将县公安局的几个走资派送押到金麦来。”

       老向同肖求生讲了好多,他说他出身三代贫农,旧社会受得有苦,父亲被土匪杀害。解放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他一直表现积极,没想到遭杨通培等人(酉寿——当年的大队书记)的陷害坐了牢,他这次一定要平反。他要求肖求生协助大队的造反派一起搞好这次平反工作,他说这也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我们都是就地闹革命的革命知青。

        我心里有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听他讲了这么多我只听不答腔。肖求生出身工人,刚从长沙回来,见了造反的大世面,头脑也是烧热的,被他一席话讲得连连点头,他当场表态:一定帮他搞好这次平反。

        几天后平反大会开始了,在造反派的勒令声中,三位走资派被喊上台:

        纪光莆----县公安局副局长,当年直接办理那桩冤案的负责人。

        梁系榜-----当年的铺口公社的党委书记。

        王元清------当年派到金麦的特派员。

        三位走资派老老实实地站在台前,首先要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然后是受害人上台来控诉。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家生产队外号叫“羊牯子”的鲍光福。他走上台大声骂道:“当年我被大队书记杨通培、民兵营长龙照乾一班子人捆在这个楼上。”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

        他又说:“他们毒打我一顿后又把我吊了起来,要我承认亲耳听到向应福他们开黑会,我实在受不住了就乱讲了一顿。”他说完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接着又讲:“我被他们打得受不住了,我就乱说向应福他们是要杀你们咧。”他说完回头望了望站在身后的三个走资派:“ 我当时是被他们苦打成招的。”

       第二个上台来控诉的是外好叫“暖坨”的龙道培,他是老向队上的社员,是当年杨通培手下的治保主任,也是当年制造冤案的重要人物。他是在老向的指示下反戈一击的革命群众,他上台来的第一句话是:“酉寿来了没有?我讲杨通培来了没有?”

         他的话刚落音,就听到老向的婆娘荞鱼在骂:“杨通培跟我站出来!站出来!”

         可杨通培这“灵雀子”没有来。

         老向对着我们寨古冲的几个民兵喊:“跟我把杨通培喊来!”几个民兵互相望一望没有动。

         我连忙答腔:“下午我在正冲头砍柴时,看见他翻上了岩窝界,可能是到岩窝寨她妹夫家里去了。”

       我这么一说,荞鱼又骂了起来:“这酉寿挨万刀的晓得跑啦,晓得躲啦,他在这里的话我要夹在胯裆里打!”

        肖求生一看不对劲,今天是为老向平反,是批这三个走资派,怎么把矛头对准当地的群众呢。他连忙走到会场中间:“下面继续控诉走资派的罪行,不要转移斗争方向。”

       他说完又走到“暖坨”面前轻轻地说:“你今天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这三个走资派,你莫跟得哈筒卵一样扯别个讲做么子咯。”肖求生是咬着牙齿讲这句话,可见他有蛮气愤。

     “暖坨”又继续讲了,他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不晓得讲些甚么,有一句话他讲了三遍:“三个坡扯不拢来,三个人总扯得拢来对质。”

       莫说我听起来烦躁,连老向都听得不耐烦了,他对肖求生说了一句:“不要他讲,在这里占时间。”

       肖求生早就忍不住了,他冲到暖坨前:“暖坨憋,你跟我下克咯。一杂各号哈筒卵一样!”

       接下来是受害人龙兴兰控诉,他当年被抓后没收了他在朝鲜战场的“立功证书”,还坐牢坐出一身的病.....他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是个老实人,气起来讲话不出。

      老向走上台来手指着纪光莆说:“当年就是他手拿冲烽枪带着一队人来抓的我们。我们坐牢都得了一身病,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旧社会受苦,解放了还受你们的迫害!”

       会场上立刻静了下来,只听老向一一的控诉。控诉完后由梁系榜写了一份“平反书”,当场为受害人平反,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老向平反以后脸上又有笑容,那段日子只要碰到我和肖求生就会喊::“求生!晏生!”喊得好亲热。

       大队的造反派本来准备再开他一场批斗会的,因为他是大队的走资派。自从开了那“平反会”后,就不好开他的批斗会了。

       不久,肖求生回了长沙,大队的知青都走光,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很少到大队部去开会了。到年底分红后我有了路费钱,也回长沙了。

       第二年“9.9”行动后,我和肖求生一起回到金麦,我们挑着行李在洋溪界脚正好碰到了从对面走来的老向。我原以为他会象去年一样喊我们。到了面前还没见他开口,肖求生连忙叫他一声:“唉呀!老向你好!”

      “你们都来了没有!”老向就说了这么一句,脸还拉得蛮长。从我们身边一擦而过,那八字路越走越八了。

        我和肖求生被他怄得凉了半节身。我们一路上听到一些知青说,现在的运动搞到知青头上来了,原来被打倒的走资派都上台掌了权,这正是“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

       我们想,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就只参入了他老向的平反,这对他老向来说并不是坏事,他怎么对我们这种态度呢?我们真的有点想不通。

       我到寨古冲后才听社员讲,老向早几个月前到山西大寨去了一趟,回来后就把金麦的9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队,成立了全县的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他老向现在大权在手,把酉寿的生产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的岳父向庭荣也被他老向作为“21种人”给揪上了台,说是旧社会,是他买通土匪把他的爹爹给杀了。向庭荣否认这事,被他老向用皮带给抽了一顿,还关进了公社学习班。

       社员还告诉我,早几天老向在大会上大声吼叫:“现在知识青年在长沙呆不住了,都要老老实实地回农村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酉寿还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天可能有‘行动’来,要小心些。”

       听酉寿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我又回头一想:怕什么,人一个,命一条,要死肚朝天!何况我没有做任何坏事。

       酉寿的话讲正了,3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打开大门一看,门前站着一起人。为头的是高竹湾的生产队长龙立根,他对我说:“我们接到上面的指示,来抄你的家。”

       我说:“为什么要抄我的家?我是返回农村的革命知青!”

     “这一回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要搜查,看你们是不是带枪支武器到农村来了。”

        我一听是搜查枪支,连忙推开房门:“要得,你们快点搜,搜了放心。”

       他们走进房里左翻右翻,没有翻出一点东西,我就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床被窝毯子,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5毛钱和2斤粮票,还有就是这次从家带来父亲写的那本书——《艽野尘梦》

        说实在话,我生怕他们把这本书搜走。没想到他们摸都没有摸那本书一下,只要站在我身边的龙立贵在我身上搜了一下,看我身上藏枪没有。他们没搜到一点东西便走了。

       第二天肖求生到了我这里,他的家也被搜了,他说男知青的家都被搜了,连夏姐两口子的家都被搜了。他说这都无所谓,最可气的是老向那家伙见到他还要做出那副卖煮蚕豆的样子。

      我劝肖求生莫气,这回我听社员讲了,老向是这么一个不记情的人,他比酉寿还不如。再说,他现在是“金麦大寨”的一把手,在公社也挂了一职,金麦人背着叫他“运动书记”,大队干部都同他合不来,他是这么一个古怪人

      几天后,全公社的知青都到了公社办学习班,公社书记张民主在会上作告。老向就坐在他身旁,张书记讲几句话,他老向就朝台下的知青扫一眼,他那眼神似乎在说:听清没有,现在是该听我们的了……那样子真的难看,原来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这号人,没想到我们金麦就出了这号人。

       学大寨到第二年就再搞不下去了。穷队有意见:超支户的钱粮比任何一年都欠得多;富队意见更大: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算最差的一年。在全大队贫下中农一致意见下:撤散----“现贩子归原”

      老向这回“糜牢的 ”,一气之下到公社联合工厂去了。大队长李大富当上了第一书记,他也是同老向搞不来的。

    “三清三反”的运动来了,老向从联合工厂赶了回来,在大队开会的时候他又吼了起来:“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

       运动过后他又回到了联合工厂,开上了手扶拖拉机,一直开到“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他再次回大队抓运动。大队首先派一批人到公社学习,由老向带队,我和高竹湾知青周可夫也参加了。

      学习两天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老向第一个发言,他又拿出他的笔记本:“……这个孔老二啊,他杀了少正卵。”

       哈哈哈!我和周可夫实在忍不住了,可夫笑了以后纠正说:“这个字不读卵!应该读卯,子丑寅卯的卯。”

       老向自己也笑了起来:“我是听公社曾秘书读卵,我就卵咧,讲到这人的名字取得各难听的。”他说完又嘿嘿一笑。这是我们看到他搞运动以来第一次笑,笑起来蛮油里油气。

       老向出洋相一字不过三。几天后我和翘妹子到夏姐家里玩,老向和他们队上的女知青王石扬也来了。我们坐在夏姐堂屋里扯谈,堂屋板壁上帖着一张北京天安门的画相,老向望着那张画出神,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未必北京就只各一幢屋吖?”

        我们互相望了他一眼,王石扬和翘妹子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得两个人抱成一堆。老向这一下好尴尬,晓得这句话说得太蠢了。我当时没有笑,我心里在想:老向啊,老向,你一个共产党员,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你脑壳里到底装的甚么东西喔!

        在这场批林批空的运动中,老向又揪出劳改释放犯鲍光镜做活靶子。在批斗会上老向要他跪下,突然他拿出早准备好的皮带,对准鲍光镜的头上一顿乱抽。鲍光镜痛得受不住了,说了一句:“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打人。”

      “你以前搞阶级报复,我打的就是你!”老向讲的阶级报复是什么,我当时搞不清楚,后来听社员说,鲍光镜以前想调戏他的婆娘。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老向气得动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队也开过好几次大会。老向没有象以前那些运动一样大吼大叫,批这批那。开大会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多话,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久,我们就回城了。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金麦过年,好多社员陪着我们逛金麦,在三队的大路上遇到了老向,他老远就向我打呼“晏生!你来啦!”,走到我面前握着我手:“老噶啦,老啦,以前在这里时是个‘小把戏’啊。”

       他走过后我问社员:老向开大会的时候还大喊大叫么?社员们听后哈哈一笑:“现在冇得几个人理他了!”

      “他碰到以前被他整过的人老远就躲路。”

      “对面碰哒的话,他让在一边,生怕别人撞他下田里。”

      “他这辈子整人整得多,得罪的人太多了,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喔!”

        老向和酉寿都是2006年过的世,听金麦人讲自从分田到户后,他俩就再没有“暗战”了。

        还听他们寨子里的人说,老向的晚年不如酉寿,他学年轻人的坏样到县城里“玩鸡”,结果是惹了脏病,死得蛮遭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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