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小幽默——贫协组长

组长

贫协组长

我64年下放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动”，郴州地委下派了社教工作队，派到大队带队的是一个姓陆的队长，来到我们横冲二个队的是老蒋和老李，老蒋是负责二队，老李是负责一队，这两人都很干练，一来就必须发动群众，要物色村子里的贫雇农根子作贫协组长，我们这个自然村当时加起20个知识青年都还不到200个人，其中必须选出二个贫协组长，选来选去还真难找一个合适人选，那些真正贫雇农出身的大多当了大队或生产队干部，也都是这次社教运动整治的对象，不能被选，结果一队选了王某某，二队选了雷某某。

王某某这个人还真的是一个苦水里长大的人，家境很贫困，解放前从小给人看牛，十多岁当长工，打短工，解放后子女多，生活苦，这个人公道老实，干农活肯吃苦，但根本无文化，又没见过世面，在全村的社员大会上诉苦，讲着讲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小青年听起来很受感动，刚要准备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时，突然听出味道不对了，他回忆的链条拉到了六0年过苦日子，如何喝“糠磨乌”（即和糠搞的稀粥），如何砸锅砍树炼钢铁，如何吃钵子饭，饿死人，我们都感到惊奇的时候，他还越讲越起劲，这时老蒋、老李马上起来制止，但我们的王贫协组长却感到莫明其妙，参加开会的那些社员们还真的有共呜：旧社会帮人做长工还有餐饱饭吃，吃食堂饭时连饭都冒饱的吃，还得夜里到生产队土里偷红薯根根吃、、、、、、以后社教中在村子里就少有这种忆苦大会了。这个王贫协组长在以后生产队的生产中，以及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中都是冲锋陷阵、吃大苦、耐大劳的角色，当年他年纪也就四十来岁，由于自己没文化，负担又重，生下五个子女也都没有哪个读出书，后来政策变了，没有哪个小孩有出息，改革开放的年代光靠死做农活是改善不了生活的，当年的贫协组长，解放几十年来仍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没有经济基础，子女的孝顺也不怎么样，直到去世前年逾九十的人还得上山捡柴，刈茅，还得割竹子卖钱买油盐、、、、、、

既然王组长缺乏政治头脑，社教工作队相信的就只有雷某某这个贫协组长了。雷组长原是个农村中走乡串户的理发匠，没有田土，解放时自然划为贫农，解放后也一直以理发养家糊口，在搞集体生产队的年代，，他是靠交钱给队里记工分，换取口粮，这次选贫协组长，实在是队里无人可选，而且他一直长年在外，见多识广，想必有一定的政治头脑，所以工作组看中了他，的确也是，论起整治别人，他还是很有一套的，是社教工作组的得力助手，队上的几个同样是贫雇农出身的村干部都是挨整的对象，上至大队民兵营长，下至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大队民兵营长邱某某倒还是该斗，虽是地道的贫雇农出身，但当上大队干部以后就想方设法敛财，在农村刚过完苦日子的岁月里，村里社员有些连饭都还没有吃，在他家里抄出除满仓的谷子之外，还抄出数床绸缎被面，当然还有一些金银首饰，这在当时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眼中，也都是瞠目结舌的，这在全大队，全公社都算是个四不清干部的典型了。工作队要整二队郭队长的理由就是因老婆是个地主子女。郭队长是个外来人，憨厚老实，老婆却是村里本族大房里的人，宗族与政治的较量，结果整来整去整不出什么门堂，当时我们知青刚从城市下来，以知青小组的形式存在，不管出身如何，工作组把知青都还当作是团结的对象，当时搞“阶级教育展览馆”，大队还专门抽调出身不好的我去搞策划和绘画、写字。

社教结束工作队一走，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时贫协组长自然仍是雷组长，这时的雷组长可就威风了，对普通干部社员，只有他说了算，无人敢惹，但知识青年们就不买他的账，所以对知识青年他是视为眼中钉，因文革动荡，知青都不安心、有条件回城的就回去了，而对那些走不了的，他就认为是因出身不好不能走，动不动就以成份出身压人，他自己那时要到外面理发抓现金，回来还得想方设法多记工分，我那时当记工员，原则性较强，对一些不合理的工分，要请示队长，会计才记，所以对此他耿耿入怀，背后就大肆宣传我的出身不好，是地主狗崽子，但绝大多数的干部社员不信这套，认为在外抓现金就得给队里交钱才能记工，知青下放那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管他什么出不出身，只要做事斩劲就行。之后由于雷组长长期在外走乡串户，而在生产中却一贯偷懒耍滑，整别人就有一套，对自己“斗私批修”就不行了，为了多记工分，甚至在社员大会上跳到桌子上，脱裤子露下体骂娘。很快这个社教中扶植起来的“贫协组长”在社员心目中的地位也就直线下降了，连一个普通社员群众都不如，最终只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上是我对当年下放的村子里在社教、文革运动中，两个贫协组长的真实历史回忆，我也没作什么或褒或贬的评论，只能说这不过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贫协组长”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追忆在此以待过来人去评价。但细细品味这个小小的故事，还真能算是一段历史的小小幽默，当然算不上是黑色幽默，只能算是一段“红色小幽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