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城后的日子（上）
我们1977年2月开始搞病退，1978年2月份病退回城。这病退整整搞了一年，搭帮上面对知青有了新政策，我们一家5口人回到了长沙，成为了城里人。左右邻居见我们一家蛮羡慕的。大家都晓得我15岁下农村，13年后带回一个堂客和3个虎头虎脑的儿子，还有满满的一解放牌汽车的家具：4张大柜，3张高低床，两张大书桌，一套木沙发（3件），4口樟木箱，两张小餐桌和8条骨牌凳，还有水桶和大脚盆。这些家具都是自己一手做的，虽然做得不是很好，但木材是一流的，书桌和大柜都是樟、梓、楠木的整面子。记得运回家具的那天，好多邻居围着看，有几位讨嫌的人过硬看得脸都垮下来，他们好妒忌喔！
好事总是多磨，就在我运家具回的前十天（翘妹子带儿子提前半个月回来上户口）我母亲就高血压中风了。翘妹子在医院招扶了几天，当她看到我回来赶到医院时，忍不住“哇”地哭了起来。她哭我俩为什么这样命苦。我劝她莫哭，困难是暂时的，但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也控制不了，躲在一边偷偷地哭了起来。
我在医院守了几天几晚后，母亲能出院了，好得中风不太严重。回家后翘妹子天天跟她扎银针，按摩，注射中药，把她在乡里赤脚医生的那套本领都用上了。半月后母亲能走路了，不再要喂饭。两个月后基本上能自理了。唉！总算老天爷保佑我们。
我回来半个月就到母亲的单位“垫圈厂”做零时工，一家人几张口要吃饭，我对比一下与农村大不同了：在农村没米了可以寻队上仓库里出谷子打米；吃菜可以到自留地里去弄；要烧柴可以上山砍。可回城样样都要现钱来买，少一分钱都不行，好过硬哟。
我在母亲厂里锤了一个月的铁皮（锤铁是对困难家属的照顾工，将废铁锤成坨回炉，按公斤计算，锤得多钱就拿得多），我天天发恨狠地锤，中午就买几个馒吃不回家，那个月我拿了95块钱。厂里的那位书记熊福海为人很好，他见我还有点劳动力，要我留在厂里做普工，虽然工资只有29块钱，但他答应每月补助15块钱。我当时答应留下的。
有一天，母亲的一位老同事指着那位车间主任毛林生对我说，这位就是当年揪你母亲出来的毛老师，他那年从某学校调来厂里搞运动，当时厂里揪不出“活靶子”来批斗。于是，这位毛老师便招集大家开会学习，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发言。你母亲老实讲话不出，他要她一定要发言，谈谈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也行。你母亲在他的诱导下讲了一句真话：“运动好是好，就是我的两个儿子都搞到了农村……”
母亲的这句话被他钻了空子，说她对运动不满，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母亲就这样被揪了出来，每天上班之前挂着牌子跪在厂门口。这位毛老师就这样爬了上去，当了厂里的负责人，现在还当着车间主任。
当我听到这一切后，肚子里火冒三丈。一次，他从我身边走过，我正举起锤子锤铁皮，我狠狠地对着铁皮打了几下。说实在话，要是他是坨石头的话，我要用铁锤打得他粉粹；要是他是一张纸的话，我要扯得他稀巴烂；要是他是一只畜生的话，我白天没时间晚上都要想法设法把他宰了。只可惜他是人，而且还是个仪表堂堂的人，他曾经还是教育者、知识份子。他为什么就这么会害人呢？文革时期一般都是知识份子挨整，可他这位知识份子为什么偏偏要靠整人往上爬呢？他这种人的确少见。我晓得，他是想往上爬，想当官。我越望这样的人越可恶，可耻，可恨！从那以后，我就不打算留在这厂里了，我怕我会有一天控制不了自己，做出蠢事来。
我拿到那个月的工资后就不再去了。我到办事处找管知青病退的主任范惕，要求他帮我介绍一份工作，他为人很好，满口答应。他到我家见过我做的家具，他认为我还是找份手艺工种为好。
几天后他来到我家，说本办事处办的“耐火材料厂”需要一个木工，他说我去比较合适，是本街道上的人，工资不会很低。
我听了他的，随他一起到厂里看了看。厂子比较破旧，路也不平整，一座窑炉旁堆放着从河南运来的耐火石料。工人们用土车子出窑运砖，用铁铲和泥配料，耐火砖胚都是用手工成型。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
我走到木工房一看，有3位老木模师傅，有一对是夫妻，女的做木工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他们见我后很亲热，尤其听我说是刚从农村上来的，那对夫妻木工的女儿也是知青，也是才从农村上来的。
我们一扯谈很扯得来，他们告诉我实话，到这里来要得，木工的工资不会蛮低，也不怎么累。他们还轻轻地告诉我，来做一个月试试看。如果工资没达到50元以上莫做就是。我看他们对我讲话很诚恳，如果今后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应该合得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这人最讲的就是要人和。
我上班了，厂子虽然不大，但也有100多人上班，厂里为我单独安排一间工作房，负责厂里的木工修理。
厂里的工种分为：机粉，配料，成型，窑炉，搬运，杂工，木模，机修等等。都是手工化，用四齿锄、铁铲、铁锤锤石料，铲石料；用四方大木锤打砖成型，最有趣的是耐火砖出窑用的的土车子。我整天就是负责修里土车子，度铲子、锄头、木锤把。哈哈！我在乡里没用过的土车子，现在天天要和它们打交道了。
厂长想看看我的木工手艺，要我做一张大柜放在他的办公室。我几天就做好了，做得很流行。听说在厂长办公室开管理人员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手艺不错，在讨论我的工资级别时大家一致通过。
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55.3元（正工资53.3元，外加工具费2元——木工工具由自己带来），这样的工资数量我的确满意。当时我四哥和六哥都是十几年的技术员了，我的工资和他们差不多，他们都说要得。比我先回城七、八年的知青也只拿上三、四十块钱一月，他们听后都说要得，因为我的负担重，目前最主要是解决一家几口人的生活问题。至于今后的退休和福利到那时再说，还早着呢，我当时还未满28岁。
三个儿子回城后胃口特别好，每餐吃饭不要劳一点神，用米汤泡饭，开水泡都吃得几碗。有一次，翘妹子买回两斤冬瓜做晚饭菜，到晚上炒菜时冬瓜不见了，原来是三个儿子当西瓜给吃了。翘妹子哭笑不得，把那左右邻居们眼泪都笑了出来。
一次，三个儿子和一起细伢子在一起玩时发生了口角。一细妹子骂了一句：“你们是地主崽子。”儿子回来学给我听，我火冒三丈。我想起自己从小就被人骂地主崽子，现在又轮到我的儿子让人骂了，我越想越气，但气是无用的，必须要想个办法来对付。
当我问清是哪家的细妹子后，我韵了韵神，便嘱咐好三个儿子，还要他们喊上平时玩得好的几个细伢子一起排成队，走到那细妹子的家门口大声喊：“xxx 是妓女崽子！打倒妓女崽子xxx！”
这么一喊，她的母亲追出来了，一直追到我家门口。问是那个要喊的，我走出来说：“是我要崽伢子喊的！哪个喊我的崽做地主崽子咯。我就要喊她做妓女崽子，看哪个喊得赢！要喊臭她，长大做人不起！”
没想到这以毒攻毒的“方子”有蛮灵。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听见“地主崽子”这四个字了。不久，翘妹子进氮肥厂食堂做临时工，又是范惕安排的，在食堂工作是一门有“油水”工种。就是她的这份工作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
她每天都能将他自己的那份饭菜带回家来，还能买些馒头卷子等食物。儿子们一望见妈妈回来就争着抢她的袋子，这袋子里面准有吃的东西。
有一次，她带回来两大洋磁缸肉和鱼，往大海碗里一倒，过硬堆堆的两大碗，把我那老实巴焦的母亲吓一跳。她对翘妹子说：“你们食堂的人都是这样搞，怕犯错误啵？”
翘妹子笑了笑说：“在哪山就呷哪山，这些菜是食堂里会餐剩下的，大家一个分一点，扣了饭菜票钱的，要什么紧。这犯什么错误咯，只要自己的嘴巴子莫讨别人的邋遢嫌，莫讲别个的直话子，连不得犯什么大错误的。象你这样老实一辈子，讲话又直捅捅的，做崽女的搭你呷好多亏，到头来别个还是要整你，我就不得让我的儿子呷亏拉。”好一个灵牙利齿的媳妇，噼里啪啦地讲了一大串，这家娘那是她的对手。她在食堂干了一年后，病退知青开始安排工作了。北区几家纺织厂她不愿意去，饮食公司来招工，她满口答应了，为的还是儿子们这几张会吃的嘴巴。
在饮食店工作不但能糊住自己这张口；还能买到好多别人买不到的东西。那时的饮食店、菜店、酱园、肉店、南食店的店员们都是互相“照顾”的。你来我店子里吃面粉，我给你重加一瓢码子，吃油饼我给你炸个大的；我来你店买肉，你尽最好的肉留给我，别人买不到排骨净选好的买；就连买小菜都把老菜叶子削得干干净净，买一蔸菜心；酱园里的香干子、粉丝要凭票买，但他们不用票可以买一篮。天热了，冷饮柜台更诱人，你带着亲戚朋友来喝几杯，他介绍同学老乡来呷几碗，都能得到“照顾”。
每年的夏天，翘妹子都被安排在冷饮店里站柜台，好多人都认得她，连三个儿子的老师都来要求“照顾照顾”哈哈！她越来越“翘”了。高温旺季，中午吃饭都不能回来，这下可乐了三个儿子，他们争着跟妈妈送饭，送饭可以吃足冷饮冰棒。有几回，三儿子赖皮抢着哥哥提在手上的饭去送，逗得左右邻居哈哈直笑。
我那几年在厂里混得还可以，工资高，活儿也不累，和厂里上下人的关系都不错。
记得我刚进厂的时候，了解到厂里每年要买几板车锄头、铲子把，要在乡里定做几十辆土车子，这开支的确也不少。
于是，我和厂长商量后，到九家湾木材场选回几板车桎木柴棍和弯弓柴。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做了几十辆土车，削刨了数十根铲把和锄头把。这桎木把又结实又合手，度在铲子锄头上几年都不要换，工人们很满意。尤其我做的那些土车子，又省力，又扎实，几个月都不用修一回。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班轻松多了，为厂里节省了开支，厂领导见我整天悠闲自在，也没有讲我半句空话。只是，那每年要定做数十辆土车子、几板车木把的乡里人恨死了我，他们对亲戚说：“就是各杂陈木匠一来，把我们的饭碗给端了……”哈哈哈！得罪了，我的农民朋友！
个体经营户越来越多，饮食店的生意越来越差，翘妹子在饮食店搞了几年核算，她看清了饮食行业的发展趋势，她决定调离工作。在她姐姐、姐夫的大力帮助下，1983年调到了毛涤纶厂食堂工作。
当时北大桥还没修通，每天上班要转几路车，有时还要翻“三班”倒。于是，她住进了单人宿舍，每个星期才回来一趟。这样一来，我整天就忙不赢了，要上班，要做三餐饭菜，要管三个儿子读书，还有半瘫的母亲要招扶，自己还要接些木工活做赚点活钱用。
大儿子进中学后，个子也长高了，为他买一套衣服，同时也要给这两个小的买一套，每次一买就是3套，每个买双鞋就要买3双；加上学费和其它的一些开支，我觉得儿子们越大负担越重了。好得我从来没有娇惯儿子们，从小就要他们学会做家务事，大儿子负责挑水干重活，二儿子搞饭菜，三儿子扫地洗碗。
这样，每个星期天我都能干些木工活，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能赚些钱，为儿子们交学费，添制衣服等等。总之，该用的钱一定要用，不能亏了儿子；该节省钱一定要省。回城后我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三个儿子的头发都是我为他们理，几年来多少也省了点钱。
1983年年底，我母亲第二次中风住院，这次比第一次严重得多，七哥请了一个月的假招扶白天，我就每天晚上守在医院，除夕三十夜我在医院度过的。
一个半月后母亲出院了，但每餐饭要喂，要接屎尿。这样虽然辛苦劳神，但我们毫无怨言，我们有信心！每天，我兄弟俩轮流给她按摩推拉，翘妹子跟她扎银针。这样坚持干了两个月。工夫不负有心人，她老人家又能坐得起来，自己舀饭吃了。半年以后，她又能走几步路到马桶边自己方便了。就这样她又顽强地熬过了3年。
1987年10月，她第三次中风，在医院抢救半个月后无效，离开了人世。她艰难走完了饱受病痛折磨的一生。
母亲的丧事办得很热闹，陈家的兄弟姐妹几十人都来了，远在西安的五姐一家人都赶来了。大哥含泪念着他为母亲写的致悼词：“……勤劳朴实辛苦一生，父亲早年离我们而去，是你将一家人搂在一起，用你勤劳的双手和辛劳的汗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你活着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悼词念完，全家老小数十人都哭了。
最后兄弟姐妹们商量决定，将母亲的骨灰安葬在父亲的墓旁，让她永远陪伴着父亲！ | 
发表于 2012-8-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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