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父亲《艽野尘梦》（一）

游客晏生

                             我读父亲《艽野尘梦》

 

                                          （一）

    我收藏的这本《艽野尘梦》是1938年出版的，淡红色的封面，印刷体铅字:

 

    从我有记忆时起，就见到母亲把这本书用牛皮纸包好，放在一口大皮箱的底层。小时候我顽皮，经常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打开大皮箱翻出这本书左看右看，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我都不认识。我上学后认识一些字了，一有机会又打开大皮箱，翻出这本书来看看，但总是看不懂，书上的生字太多太多。

    记得有一天，母亲从大皮箱里拿出这本书告诉我，说这本书是父亲写的。是写他年青时到西藏去的故事，我听后更加好奇了，原来父亲年青时到过西藏，西藏是多神秘的地方啊！母亲要我好好读书，有了文化才能认识书上所有的字，才能读懂这本书。

    1965年我下放到农村，心里还时常挂念着家里大皮箱底下的这本书。1968年我回城后，在大皮箱的底层寻出了这本书。我决定把书带回农村去，因为那时运动搞得好激烈，象我们这样的家庭，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可能。我离开家时把这书打进了我的背包。

    我回到农村的一星期后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就在我离开家的第二天家就被抄了。我心里想，好险啊！幸亏我把这本书带到了农村。

    几天后的一个半夜，我被一阵打门声闹醒，原来是贫下中农纠察队来抄我们知青的家，他们怀疑知青从城市里带来了枪支，他们翻遍我的住房，搜了我的全身没发现枪支便匆匆走了。最幸运的是他们见到抽屉里的这本书，没有把它拿走，也没翻动一页。可把我急出一身冷汗。

     之后，我便小心翼翼地把书藏在我自做的樟木箱的夹层里，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地保存它。

     七年以后，我当上的民办教师，只有高小毕业的我，只能边教书边自学。一日，我偷偷地把这本书借给在一起教书的知青大姐夏悸看。（ 因为这本书上的字全部是繁体字，又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我实在看不懂。）夏悸是我知心的朋友，也是我的自学老师。她见到此书感到很惊讶，那时我才跟她讲明我是湘西王陈渠珍的儿子。她耐烦地把书看完后便点上标点符号。我才慢慢地啃读父亲留给我的这一珍贵遗产: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达赖逃离拉萨，他率100余人，于1907年辗转觐进京向慈禧太后求援，他们为慈禧太后诵皇经祈福，慈禧信佛教，听奉承，被达赖一行念经祈福所感动，便派清廷川军进入西藏。

    之后，十三达赖又不满驻藏大臣联豫的所作所为，联豫在西藏执行清廷法令，处处受扰。英军又有兴兵侵略西藏之迹象，联豫感到压力很大，便奏请清廷对西藏加强边防力量。清廷接到奏章后便命令川滇边大臣赵尔丰出川援藏。达赖担心自己的政权受威胁，于是，便调藏军在江达一带阻击川军入藏。

    父亲毕业于长沙武备学堂，1906年任湖南新军49标队官。那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父亲受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与同学林修梅（林伯渠兄弟）等人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经常到天心阁秘密开会。

    一次，他们在天心阁开会，忽见一队清兵持枪而来，他们连忙分散逃离，父亲从一丈多高的城墙跳下，钻进大古道巷，左拐右转才脱离危险。那时清政府镇压革命，见革命党人就杀。父亲心里明白，再留在长沙性命都难保，便辞去49标职务,回到了老家湘西凤凰,坐观形势变化。

   父亲回到凤凰后一年，心中燃烧的那股革命激情尚未熄灭，他心神难定。回想起自己刚进武备学堂是在“附设兵目学堂”读书,学习一年后,他的各科成绩优异。恰好这时,在“武备学堂”学习的田应昭(凤凰人)因看不惯一位外国教官的狂劲,一怒之下刷了那位教官几个耳光,被开除学籍。经湖南巡抚赵尔巽暗中帮忙,自费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

    而田应昭这名缺额,则由兵目学堂择优增补。在100多学员中,父亲对舆地、算学、测量及《步兵操典》、《典范令》等科目能够融会贯通,枪炮剑术娴熟,经过考试,他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就这样，父亲升入了“武备学堂将弁班”他勤奋学习的目的就是想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形势有变,又回到凤凰,真是如坐井底。

    一日，他收到林修梅等同学来信，邀他去湖北武汉找新任巡抚赵尔巽。这正如父亲之心愿。于是，他们一行5人来到武汉，找到了赵尔巽。赵尔巽对他们很热情，便把他们推荐给他弟弟川边大臣赵尔丰。

    他们拿着赵尔巽的介绍信后，决定在武昌准备几天再去成都拜见赵尔丰。父亲趁这几天时间便回到长沙看望同学滕文昭。滕文昭是父亲多年的好友，有学识，思想进步。他认为革新政治，振兴中华为国人所望。要立志救国，两湖地区是革命的中心。他劝父亲不要到四川投奔赵尔丰。父亲认为大丈夫志在四方，逗游故土，虚费岁月，绝无所成。滕文昭见父亲决心已定，不再强劝，只望父亲一路小心，好自为之。当夜二人纵谈通宵。

    父亲作别滕文昭后，回到武昌，与林修梅一行乘轮船到达宜昌后，又改乘帆船行驶，驶过惊涛骇浪的三峡，来到成都。

    他们拜见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并呈递了他赵尔巽的介绍信。谁知赵尔丰见他们是湖南人，怀疑他们是同盟会的革命人，不敢用他们，怕惹来麻烦，只安排他们的吃和住，要他们另谋职业。

    这时，凤凰人田应昭从日本士官学堂毕业回来，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监督。他与赵尔丰相识，又与新驻成都新军协统领钟颖关系密切。父亲见田应昭是家乡人，便与林修梅拜见了田应昭，要他帮忙，在外地凤凰人是很团结的。田应昭热心帮忙，四处活动，不久将他们5人安排在钟颖部下任职，父亲任65标队官，驻成都西边名山县。

     在名山县这段时间，父亲看清了目前的形势，深深感到英、俄帝国随时都在企图瓜分西藏，得知新军就要出川援藏。自己在这里被怀疑是革命党,难有出头之日,不如到西藏偏远地带从戎之机。

     于是，他抓紧时间收集有关川边西藏的史地资料，在短短的时间内写下了一份《西征计划》，呈递钟颖。钟颖一看大喜，一口气把它看完，他很赞赏父亲的才能，立即委任父亲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督队官。父亲随军入藏的决心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