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想千条路晨起路一条

1969年初下放郴州临武县的长沙知青总共64人，主要是我们12中的学生（有少数几个是沾亲带故的外校学生）。64人分为前后两批,也正好成为两类人：第一批的51人全做了“老插”，插队落户在挨近县城的武水公社3个大队，靠挣工分吃饭；稍后来的第二批13人分到五里堆农场当了农工，他们拿着18元的月薪，外加享受公费医疗、周日休息还有12天的年度探亲假。这一次，捷足先登者并未先得，反倒落得要去羡慕后到者。

照当地农民的口白，“你们这些大河里的鱼，哪里是我们这样的小鱼塘‘载’得下的哦？一个个迟早都要走！”我说，“不不不，下乡要搞一辈子呢。”农民们没一个肯信。这反让我觉得“农民就是农民，觉悟不高，目光不远。”谁知没过多久就让人不得不承认：还是这些文化不多的农民看得清、讲得准！他们一点也不理睬上头花言巧语的宣传，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有本事去教育这些城里的伢妹子。

可不，事情果真如农民所料！

大家下来才6天，一个姓梁的初一细妹子就跟大家不辞而别了。人家父亲是省军区副司令，女儿前脚下去他后脚就派人下来将她带去当了兵。知青中难免一番议论，自然没一句是好话。

一个多月后，又有个能歌善舞的邓姓女同学（据说其父是长沙市人民政府首任公安局长），转点去了常德，后又招工去了地区歌舞团。

到了9月中旬，也就是我们下放8个来月后，临武县招待所忽然住进了从长沙和邵阳来的几家大厂的工人师傅，随即消息不胫而走：面向知青招工!这让知青们着实兴奋不已，大家奔走相告，有“底岸”没“底岸”的几乎都开始四处活动。唯有我算是有点自知之明，料定此类事体与本人概无关系。于是不仅不兴奋，反倒避之唯恐不远——生怕因“成分高”被人抓去耍了猴子把戏。招工消息刚传出，我便悄无声息的溜回长沙，乘车的办法当然是不怎么光彩的“逃票”。

回到家中，闷闷不乐的将此番回家的原委简单告知了母亲，母亲只是轻轻叹了叹气，并无一言相责。

到家还没几天，就有几个临武知青同学喜滋滋的来家看我，告诉我他们已经被招回来当工人了，还向我一一介绍哪个哪个去了长沙湘江火柴厂，哪个哪个去了邵阳纺织机械厂。我为他们高兴。他们不解而满怀好意的对我说，怎么就那样傻不能在临武坚守几天，偏要让自己“走咖一镥锅汤”呢？其实谁都不会不帮你的呀！我笑答一句“人各有命”，便不再语。

连下乡的人头补助费都还没用完，9月大招工就让“根正苗红”而又体检合格的插队知青一个不剩的走了，占了总人数的60%左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无一人“吃伴片”。最气最悔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已被安排在农场当了农工的同学——出身再好也白搭。

国庆节刚过，我就离开长沙重返临武了。眼前气象因为大招工已然大变，分明冷清了许多。不过热闹繁忙的景象也有——知青中还有俩男俩女正上上下下、出出进进的忙乎着他们的招工事，早已无心顾及生产队出工了。这一次他们不是招回长沙，是招到县里剧团去唱戏。几天之后，招工揭晓，4人全都如愿已偿。

如果说面对前次的大招工我还能做到视若无事，这一次的知青离去却让我无法泰然处之，因为其中有一位就是与我相约来临武插队的同班同学，而且跟我还有着恋爱关系呢。但是，眼看着“一个将要登台唱戏，一个只配脚踩污泥”，我必须让理智战胜柔情，握现实丢掉幻想。我终于平静的对她说出了“分手”二字。我似乎并未因自己的“绝情”感到内疚，毕竟这样的处理不是什么“以强凌弱”。我相信，自己未来的漫长岁月乃至这一辈子将注定被绑在农村。

做工的做工去了，唱戏的唱戏去了，作田的还得继续作自己的田。究竟要作田到哪一天呢？天知道！

没多久，有个女同学转点（不叫“跳槽”）悄悄的离开了临武。也是此时，我四哥大勇却突然来到临武，让我务必设法帮他远离“恐怖”的江永。我只好硬着头皮、低三下四去求人，总算生产队、大队都同意了。我跟四哥一起兴冲冲的赶去公社。公社知青专干见我持有大队开具的落户接收证明，也就话不多说坐下来便给我们开户口准迁证。谁知事不凑巧，公社书记不早不迟偏在此刻走进专干办公室来，见他正欲动笔开准迁证，突然大吼一声：“哪个让你开的？乱搞一气！不行！”也不屑再多说一句解释的话，竟忿忿然拂袖而去。知青专干吓得不敢出声，任我们再怎么求都不敢开了。事情的结果是，几天之后四哥黯然神伤的离开了并非富庶之地的临武，不得不选择去了安化老家山穷水尽的“又一村”（我老家村子的名字，还是我祖父所取），从此与被“四清”清理出教师队伍回乡务农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数年。哎，四哥多难多憾的人生轨迹正是因此而发生！

也就是在这次为四哥跑转点的过程中，我在县知青办无意中看到了一份红头文件，是张春桥在上海的一个关于知青问题的最新讲话。其中说到上海市已跟山西大同签定协议，大同市承诺其煤矿每年可以接受上海多少多少人，帮助上海减轻就业压力。张春桥因此说，今后上海要“争取逐步做到不用再上山下乡”。读罢文件，我不禁大愕：上山下乡原本是为了帮政府摆脱就业困境啊？顿时，我有了上当受骗之感。原来一直就有的那个困惑——“为什么不说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偏要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此刻也冰消雪化了。

越明年，我们村一个擅长木匠活儿的男知青被资兴煤矿招工走了。到这时，原本有20名知青的下洞大队只剩下了6个人：陶家村是甘平，太和村是樊坨，大刘家村就是我和张善、陶哈还有平子。

为了少些孤独和凄清，我们大刘家村“一队一知青”的4个人决定抱团取暖，开始“一锅吃”。大家都很珍惜这份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老乡情、同学情、知青情（后来张善和陶哈还慢慢产生了恋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陶哈。她是铁杆“红五类”（因为心脏有些毛病，招工没能走得了），在村办小学做民办教师，她把她每月5元的教师补贴全都用在我们集体的伙食上，而且还抢着做家务，往往是待我们收工回来时她早已把饭菜端上了桌。吃着热乎乎的饭菜，我心里头总有一股暖乎乎的感觉（就是眼下，写到此处，我仍然心为所动，难以忘怀）。甘平和樊坨间或也会来大刘家村与我们一聚，这时气氛便会显得更活跃些，某些忧烦自然也会暂时隐身藏形。

然而，好景不永在，温馨难久长。好人陶哈终于也要离我们而去了。这个善良的初一小姑娘，到底还是被贫下中农们推荐去读湖南中医学院了。欢送会后，我那个围坐而餐的农舍里就没有了欢乐的影子。

不久，陶家的甘平也被招去县里新办的糖厂做了个“亦工亦农”。我的生活里从此少了一个“亦谐亦趣”的亲密伙伴。

至此，命运之神似乎还从来没想过要给我和张善以关照。记得有一次县办煤矿要招100名亦工亦农的井下工。我和张善都觉得，做煤矿井下工既辛苦又危险，就是农民也未见得会争着去做，而对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或许不失为一次机会。于是，我和他夜深时分贸然造访大队民兵营长冬良（系与张善同队）的家求其相助。也许因为这种招工走后门的事从来都是去找大队书记的，冬良见我们来找他先是感到意外，随后他竟激动起来，一手一个的紧握着我俩的手说“我们先来个结拜兄弟吧”，然后表示一定会尽力为我俩去四处活动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冬良究竟为我俩做过哪些活动了，反正是终无结果，我俩“依然故我”的做农事。

一切与我无缘，心中难得平静。每每一天辛苦劳作之后，虽已月过中天、万籁俱寂而犹不能寐，眼前总在“过电影”，心里老在“打算盘”。前途何时可见些许光明？人生之路究竟该怎么去走？真是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何止百千条路哇！

想过转点到长沙附近的株洲农村、汨罗农村去，找个一年下来口粮之外还能分个百把块钱的地方以度今生；

想过做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样板人物，这或许意味着要不怕牺牲，专跟农村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去斗，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想想而已，当时便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想过拜师学艺，掌握一门手艺，好外出“找副业”弄点松活钱，吃个百家饭，队里的工分还能照记不误；

想过出家做和尚（那时已听说国家正打算开办佛学院，学生毕业后将分去大寺庙里做和尚，还允许他们结婚呢）；

想过去小煤窑来个毛遂自荐，指天发誓甘愿下井光着身子去拖煤，心里琢磨这种“要命”的事应该不会计较成分的高低；

想过四处打流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卖苦力混口饭，说不定还能读出个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想过国家真要打起仗来了马上报名去当个敢死队，死了拉倒！（那年月，国家的主舆论之一就是“准备打世界大战”。）

想过好心人的建议，安心安意安个家，挑个农村的权力门户或殷实人家，入赘做上门女婿。（这是我最不情愿的。所以，当这位好心人后来真给我提亲城关大队支书的独生闺女时，我立马就婉拒了。）

想过去山西太原市我表姐家做保姆，为她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本来是表姐请我母亲去帮忙，母亲却想把这个机会让给无法出头的我。我仔细想过后答应了母亲。后来却因表姐以为不妥而作罢。）

…………

辗转反侧，千思百想，倦极方寐。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了，睡意朦胧中，总会依稀听到住我对面屋里的生产队长尧尧的呼叫声：“大旗呀，出工喽！”我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起床，往往脸都来不及洗一把，操起农具就跟着去出工了。

这样的日子，“夜想千条路，晨起路一条”，可以说是我1971、1972这两年的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吧。会不会也是某些知青朋友当年的生活特征呢？那我就不甚了了。

文章拉拉杂杂写得够长了。下面长话短说吧。

64名下在临武的长沙知青，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离开临武的日子是1979年8月30日。回来后，我被安排在长沙汽车附件一厂（厂子本部就在蔡锷路长沙饭店对面的那个叫“三自堂”的教堂里）做了个搬运夫。1982年2月，去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1984年12月，毕业分配到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现在的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

回到长沙以及在上海读研的时候，我做梦老是梦到在临武农村的日子。梦里有队长尧尧的呼唤——“大旗呀，出工喽！”也有面目模糊的一位农村老妇伤心的说话声：“遭孽呢！都走了，你还不走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梦会老是出现。

可能是怎么也丢不下临武那片土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