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老知青常仲乎的《快乐与悲哀》
作者: 哥 哥 我 2012年10月4日8时28分,长沙老知青常仲乎带着对家庭的满足和个人事业的遗憾走完了他人生的72个春秋。他一直想把他一生的遭遇写成一本类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命名为《快乐与悲哀》。虽然不敢与托翁相比,但觉得借向托翁学习之机描写自己这样一位走过坎坷的道路、见证过一些重大和荒唐事件的小人物的经历与思考,读者或许能有所收获。他的经历与许多知青相比有一些共性,但也有许多不同,简单介绍一下是这样: “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怒潮,父亲刚从武汉大学土木系毕业就投笔从戎到国民党军政部城塞局参加国防建设,先后在武汉、衡阳、郴州、桂林等地修建工事、机场、地下指挥所等抗日工程。1941年春节期间父亲正押运10艘民船的军用物资从桂林溯柳江往贵州;而在元宵后的第二天,母亲在贵州黄平的难民堆里生下了他。他出生以后父亲因不满军中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之风气而离军从教,一家人随父辗转四川重庆、乐山、犍为、陕西岐山等地。抗战胜利后,经湖南沅陵返长沙郷下。 在动荡不安的时节出生的他从小好动、天资聪颖、天不怕地不怕,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都喜欢;在乡下被长辈赐绰号“飞天蜈蚣”。他对许多事物好奇。一次玩剃头刀,关刀时将自己的右手小姆指夹住,几乎夹断致小指再也伸不直;还有一次,见母亲的坤表不走了,他找来锤子和钉子想把手表锤开来修理,结果把表敲坏了。 在乡下他上过一年私塾,后来改上小学;上初中时,他记忆力超群,爱好文学,许多中外名著的精彩段落能完全背诵;为了学好数学他曾一个暑假看了四本有关解题的书,结果,数学水平大大提高。然而,1955年他上初三时的一件事,对他的后来产生了不利。当年在高校开展了肃反运动,父亲因抗战期间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被列为肃反对象。一日,肃反人员来抄家,对父亲恶言恶语,象对罪犯一般,激起了仲乎的愤怒。仲乎斥责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当年抗日而且和共产党有感情的人。不料触犯了这些人,于是双方发生争吵父母连忙把仲乎拉开才平息。但此事被记录在案。当年中考,仲乎和几位肃反对象的子女,虽然成绩较好,也未能考上高中,只好再补习一年。1956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温和,他们才考上高中。 仲乎考上了长沙市11中。高中阶段他努力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品德好。令他高兴的是在全国著名刊物《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两篇作品,这是他在文学爱好方面的小试牛刀。与此同时,因为小时曾被中国海洋专家、湖南大学教授文圣常的经常鼓励,他对海洋发生了兴趣,此时萌发了要投奔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文圣常教授,向他学习利用海洋潮汐发电的美丽理想。为此他努力学习俄语,成绩良好。但他没料到这个理想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1957年春天,党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在中南矿冶学院的全校师生员工的动员大会上,院党委书记在讲话时,首先代表党委向在肃反中受委屈了的同志表示道歉,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态度十分诚恳。父亲被这个举动感动得放声痛哭,令全场动容。党委书记接着动员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在党委的一再动员下,父亲就肃反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了几点意见。不料却因言获罪和许多教授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政治上成了罪人,经济上降职降薪。同时还株连到子女亲人,从此给全家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 1959年,仲乎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填报的志愿是:“大连海运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考得不错,按成绩录取应当不成问题。然而盼来盼去,接到的却是不予录取的通知书。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明白,这就是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从此,他与大学无缘! 接下来的是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的三年苦日子。在这三年里不少学习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在读大学,而仲乎却在四处打工:他在他的母校当过短期俄语代课教师、为了生计他在土方队挑过土、在岳麓渔场养过鱼,与那些人比较,他从心理上来讲很难平衡。 1963年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许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及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青年纷纷报名,仲乎与几位境遇相同的同学也相邀报名去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桃川农场,那里从长沙去的学生很多。他们是湖南省最早的一批知识青年。我国,从此有了“知青”一词,于是“上海知青”、“北京知青”、“湖南知青”、“长沙知青”••••••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特殊的、充满了梦幻与悲哀的群体。 在桃川农场,他除了干过一般农活外,还干过养猪种菜、开山采石、烧石灰等工作。为了开辟新天地,知青们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仲乎还一度改名“常新农”,要做新式农民。然而,现实回报他们的却不是这样。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的阶级斗争热潮使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更是受到强烈打击。1968年在湖南道县竟然刮起了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烈妖风,这股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江永,长沙知青闻讯纷纷转移奔逃。紧接着下来一个政策:国营农场知青要重新插队。仲乎便离开了难以忘怀的桃川农场的许多亲密战友,江永的那些老知青兄弟姐妹,转点到衡南县插队。 1970年最小的妹妹要下放到湖南偏远的会同县插队,此时从仲乎以下的五个弟妹全部下农村,他们分布在衡南、宁乡、汨罗、和长沙县北山,彼此难以互相照顾。为了增强抗灾能力,于是大家决定留下离家较近的一个妹妹在宁乡便于照顾父母外,其余姊妹全都陪小妹妹一起去会同,三男二女五姊妹在会同高椅公社红坡大队组成了会同著名的“常氏五姊妹的红坡之家”。此举在全国知青的插队史上大约也是罕见的。 仲乎在红坡先是和大家一样干农活并当过农技员。他和那些1970年下放的知青相比是老大哥了。许多小知青都愿意和他交谈,他们觉得从中拓展了眼界、增加了新的视角。后来,他被抽调为农村电影放映员,每天穿着打补钉的工作服,弓着腰,挑着8.75mm的放映机和发电机走乡串村为乡亲们放电影,足迹遍布了会同县高椅乡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十分辛苦。但每当看到乡亲们扶老携幼欣喜地来看电影,内心感到很快乐。在此期间,他也收获了爱情,和勤劳纯朴,美丽健康的一位苗族姑娘以入赘的方式结为夫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先后返城,不少长沙知青离开了会同,1981年他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龄,经考试进入会同长田电站,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83年调入高椅乡中学当教师。1991年再调到县里会同第三中学工作直至退休。由于他基础知识扎实,中学的课程除英语外他几乎都教过。他备课很下工夫,上课不用带讲稿,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十分生动。他所教科目在全县统考或竞赛中都能名列前茅。他严谨治学、爱生如子,深得师生和家长好评;他采取轻松教育的方法,使学生学得轻松、学得快乐,开创了会同县教育的先河。然而,由于他没有大学文凭,尽管他教学方法好、教学质量高,他所教的科目在全县竞赛中屡屡取得优良成绩,但是他的职称和工资待遇却不如比他小的同仁。这令他感到很不公平,不过,他也无可奈何,因为对他来说遇到的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他在会同生活了42年,把他生命的绝大部分献给了远离长沙的这个偏远山区,对会同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长沙治病的最后的日子,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却一再要求回会同,硬是坚持了8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会同,在这里走完了一个“长沙知青”上山下乡的默默无闻却不平凡的艰苦旅程。这正是: 天壤薄乎兄 ,一身才华付逝水;(大妹夫写的挽联) 乾坤扶正气 ,三尺杏坛留美名。
少时立志投身潮汐发电,命运坎坷史有遗憾;(二弟写的挽联) 老来释怀回首快乐悲哀,文章笃实终无后悔。 在知识青年中他是最早的高中毕业生,像他这样长的农龄,在三个地方当过农民,在农村中干过那么多种农活的知青大概为数不多。他想把他的所见所闻写下,作为一种知识和史料留给后人,于是,他着手写一本《快乐与悲哀》,书中叙述了许多人文风情、历史事实、科学知识;发表了许多启迪后人的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只写了五分之二约20万字,而最精彩的部份还没来得及写就撒手人寰,实乃一巨大损失。为实现他的一点点遗愿,请让我把他为这本书写的两篇短小的序言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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