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间谍李士群真面目
凡李士群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本文摘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9期，作者：施建伟。
特工首脑神秘暴毙，扑朔迷离———他像由无数悬念堆积起来的迷宫
1943年9月中旬，汪伪政权警政部长、特工首脑、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暴毙于苏州饮马桥私宅。消息传来，震惊了整个中国沦陷区。苏州当年是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会，省长突然神秘死亡，引发了街头巷尾无数的猜测和热议。一个又一个的演绎，把这桩命案戏说得扑朔迷离，最终，“日本人毒死了李士群”成为民间流传的版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各处冒出的地下军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暗战业绩，以便领功请赏。于是，李案的新版本开始流传：蒋介石、戴笠假手日本人制裁了汉奸李士群。1949年后，李案版本当然还得更新，而最权威的叙事出自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中将唐生明的回忆文章：唐生明讲述了他亲奉蒋介石之命潜伏敌营，又奉戴笠之令，伙同汉奸头目周佛海，设计了“锄李”的上、中、下三策，最终敲定上策———假日本人之手除掉了李士群。直到当今，仍不断有更新的版本陆续问世……
纵观各种“李案”版本，在案发过程和现场细节上，都已达成众口一词的共识，即投毒者锁定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中佐夫妇。但对现场细节和过程的完整修复，虽曾满足了部分受众的娱乐化的猎奇心理，然而，有识之士所探求的谜团悬念却几乎无一解密。因为，表象层面的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和微观层面的细节的逼真性，无法替代对隐藏在事件真相背后的本质揭示。
笔者对“李案”的关注，缘起于还原“刺杀丁默村案”真相的过程中。温启民、王应铮等“刺丁案”的亲历者们，讲述了锄奸小组指挥人陈彬将军后来奉命深入虎穴、隐蔽于汪伪特工第一号头目李士群身边，与李士群零距离接触的惊险往事。这两位陈彬当年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都不约而同地对李士群的神秘身份做出了与流行叙述不同的诠释。两位前辈，是三四十年代国、共、苏、美、英、日、汪多方间谍大博弈的见证者。他们认为李士群是中国间谍文化中最大的谜团，正是无数未解之谜堆砌成李士群的传奇人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超级大问号。两位前辈的许多叙事，都以陈彬对李士群的评价为依据———毕竟只有陈彬才是潜伏于李士群身边并深得其信任的人———笔者意识到也许这正是破译所有谜团的关键密码。在美国洛杉矶、在台湾台北、在上海，为揭开谜底，在两位前辈的指点下，笔者把所有的悬念谜团梳理成下列几个方面：
1.1927-28年间，作为中共党员的李士群，由党组织派到苏联留学，后又被选入苏联秘密警察学校受训。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为什么对于李士群在这个绝密的安保部门的工作业绩至今鲜为人知？
2.李士群第二次被捕不久，即参加国民党特工组织。他对国民党特工组织有何重大贡献？无案可查！但有案可查的却是他又接受中共特科红队的密杀令，执行了暗杀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的行动，刺马成功，随即李士群第三次被捕。他到底是奉命潜伏敌营还是自首变节？
3.李士群以中统中尉情报员身份投奔日方，主持筹建76号特工总部的工作，为什么竟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力挫所有竞争者，潇洒胜出，跃居汪政权特工组织第一把手？
4.以76号为首的汪伪特工系统，在谍战中曾残杀中、军两统地下军无数。但为什么这两统的克星李士群从不杀共产党人。相反，还成为共产党人的保护伞和情报提供者？
凡属他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并不是他的死亡之谜，而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象是无数悬念堆积成的一座迷宫，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
被苏军情报总局秘密招募，从此效忠顺序重新排列
二十世纪前半叶，上海曾是国际隐蔽战线的一个显眼的竞技场。苏、日、美、英等世界各国的情报高手，中共的特科红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国内外的特工精英们皆云集于此。一时间，风云际会好戏连台。无论谁，若要讲述那一段群雄争霸的谍战往事，都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士群。
还是先从身世说起。李士群于1905年4月24日,生于浙江遂昌县城。1924年前后来到上海，报考交通大学落榜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这座由国共合作创办的大学号称革命摇篮，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皆在此任教，曾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青年。经同学方木仁介绍，李士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被选拔到苏联特种警察（特工）学校受训。这座位于偏僻的西伯利亚小城的间谍学校，实际上，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而特设的亚洲情报学校。学员多是不同国籍的共产党员。李士群在这里结识了同样由中共派出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几乎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中共党员到中统特工，再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赴苏学习，是李士群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知是无意中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坊间流行的文本几乎都忽略了李士群的这个人生转折点。而要破译李士群神秘面纱的关键密码，也正在于此。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
请注意，负责中国班军训的苏军总参谋部，下属有个情报总局，这个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三大特工机构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报总局局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呈报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工作目标：“基本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最高指挥机构、各级司令部……服务，提供有关外国，特别是我邻国和可能的敌人的军事实力现状，以及这些国家针对苏联的计划和企图的情报。对这一目的所必须的资料，情报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谍报人员获取。”二十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为向国外派遣间谍，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据解密资料透露，仅“1929-1930年，拨给该部的经费是75万美元和51.5万卢布”。为输出革命的需要，苏联三大间谍机关，不断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间谍，经过特工培训后派往原籍国，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李士群在参加由周恩来积极推动的上述军训中，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慧眼”所识，并进一步开发了他的特工潜力，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并进入情报总局专设间谍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最终被打造成一名以苏军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色特工，派回中国，长期潜伏，从此开始了他的超级鼹鼠的间谍生涯。于是，远东隐蔽战线上，围绕着李士群，出现了一个一个难解的谜。
笔者在采访温启民前辈时，前辈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红色特工的威力。他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苏联红色特工的乐园。苏联三大特工系统的触角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他们认为需要渗透的角落。上至国家最高层（如宋庆龄就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下至普罗大众，到处都有苏谍的踪迹，真是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十月革命后，最早派到中国的那些代表、顾问，几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共，同时又帮助国民党改组。苏联始终在国共双方同时下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公开援华，同时又秘密与日本签订密约，承认满洲国，背叛中国，在中日双方同时下注，他们是包赢不输的赌徒。”
虽然对于苏谍无孔不入的渗透功能早已略有所闻，但因为有关苏谍的档案资料，那时并未全面解密，所以温先生的讲述令人出乎意料。温前辈察觉到笔者的反应，他就以1931年6月闻名遐迩的“牛兰案件”为例痛陈自己当年耳闻目睹苏谍对华全面渗透的情况。最后，他说，切勿低估苏谍不择手段的工作效率，为了苏联的利益，苏谍（包括效忠于苏谍的机构华籍情报员）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中国同胞想不到的，没有苏谍做不到或不敢做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都被他们歪曲或掩盖了。
直到10多年后今天，前苏的秘密档案陆续解密，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一书披露，原来1917年以后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是苏联三大特工机构的杰作。当然，有的是伪作，从张作霖之死、李大钊之死到伪造“田中奏折”……无一不是苏谍们的工作业绩，至于温前辈提到的“牛兰事件”，更是印证了前辈的讲述是有真凭实据的。牛兰1930年3月任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中国站负责人，专门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5月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共提供2.5万美元活动经费。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八个信箱，拥有10处住处、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被捕之后，苏联方面深知牛兰夫妇掌握大量苏联以共产国际为平台，干涉、颠覆亚洲各国政府的证据，一旦牛兰经不住酷刑审讯而泄密或叛变，必将严重损害苏联形象，因此，为营救牛兰，苏联不惜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渠道，动员全世界的舆论，颠倒是非地攻击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滥捕无辜。共产国际书记彼亚德尼茨基，亲自指挥全球范围的营救牛兰的反华活动，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苏联前后花费10万美元，救出了牛兰夫妇两条命。1932年被判处死刑后，随即改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出狱，苏联不惜让宋庆龄这样等级的秘密党员抛头露面（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正式记载了宋庆龄代表苏方与蒋交涉，转告了苏方以蒋经国交换牛兰的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温前辈在讲述牛兰案时，曾无限感慨地说：“连人赃俱获的案件都可以扭转乾坤，试问，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李士群从中尉到部长的突然发迹的奇迹，同样也是由这个万能的苏联国家机器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迹这个词来概括李士群的发迹，那么这奇迹的创造者不是李士群个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苏联间谍网。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才是李士群奇迹的真正创造者。”这是前辈所给予的一个关键性的提示，沿着这个提示的逻辑取向，必然会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学成归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实质上他已脱胎换骨地变成苏军情报总局的外籍情报员，而根据苏军情报总局的规定，该局情报员必须是苏共党员。所以，这时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对象是苏共、苏军情报总局，而不是中共。
中共中央特科是他特工生涯的见习基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科（俗称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特务工作处”，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互相侦查。
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一书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特科，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中共六大通过决议，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上述中共的情报机构都“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声誉还是来自约有40多名成员的红队。这支红色复仇队，装备精良，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轿车、摩托车和许多带有假牌照的自行车。红队的建立，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因为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党员从1927年11月5万人缩减为1万人，许多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中绝大部分被捕人员向当局自首投降（据1933年秋至1934秋的资料显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约有4213人变节，占94%，甚至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在内，如临时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员红队领导人顾顺章、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为了遏制叛变逆流的蔓延，红队决定对一批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判处死刑，白鑫、范争波、何家兴、何芝华等许多叛徒先后成为红队的锄奸对象，由于红色恐怖行动的示范效应，红队曾使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谈虎色变。
李士群初入特科，便安排在第一科，该科实质上是特科总部，堪称要害中的要害，是对其他各科实施总领导的指挥机关。耳濡目染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前辈们的谍战艺术和锄奸效力，这是李士群步入职业特工生涯后最佳的实习基地。特科红队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结构、实战经验直到锄奸暗杀的各种手法手段，使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李士群饱开眼福，日后，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掌控汪伪政权庞大的特工机器，稳坐76号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在中共特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过他作为职业间谍的实习阶段的。特科的那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特工文化结合苏军情报专业学校所灌输的工具理性的职业规范，在红色信仰的价值判断基础上，把这个野心勃勃的浙江青年打造成日后汪伪特工的第一号人物。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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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6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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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8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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