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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道德不是批判他人 (外五篇)

 

道德不是批判他人

 

从法国回台湾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其实这个案例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反省。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摘自杂文报 作者 蒋 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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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社区:家与国之间的缺失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放在传统中国很完满,但用到现代却少了一环:那便是“家”与“国”之间的“社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西方的“团体主义”;用现在知识分子的提法则是“公民社会”。在最近的群情激昂中,有些人又何以会以“爱国”为名做出种种冲动之举?这些问题都和缺失的一环——“社会”有关。

   

社会说起来比较抽象。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社会最简单的对应是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地理意义的,比如我们生活的公寓或者大院;也是情感和认同意义的: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认同为社区的一员,对社区有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做出努力。社区的范围可小可大。小可以是一栋单元楼,邻里便是社区成员;大可以是一个小区,乃至一座城市。

   

笔者今年夏天在旧金山体会了一回美国人的“爱社区”。在旧金山电报山游览时,当地一个非营利导游组织“城市导游”(City Guides)为我们提供了免费服务。在游览过程中,导游本身成为最亮的风景。这位退休的老者,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小册子,展示电报山的名人、建筑和历史故事。除了一般导览会提到的名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导游对一栋不起眼的老房子、一棵树和一个消防栓的自豪之情。这所老房子曾是一位退休好莱坞女特技演员的住所,正因为她自发的辛勤劳作,曾经垃圾成堆的山坡变成了风景宜人的花园,当地的房产价值也随之提高。这位在正统文献中并不出名的人物在当地家喻户晓。这片社区还有棵树,长到了道中。当初在修路时,原计划要砍掉这棵树,但居民经过努力,使路在这里拐了个弯。不远处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消防栓。导游特别停下来让我们注意消防栓曾经移动过——这是为当地社区的轮椅使用者而特别做出的修改。

   

在这位志愿者的讲解下,电报山的每一栋房子、小店、转角都鲜活起来。他个人对电报山的热情,对这里的生活的熟悉和热爱感染了外来者。所谓软实力,并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的票房,还有社区居民满足的笑容。对身边环境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传递社区价值的愿望难道不正是我们所缺失的吗?

   

这种缺失首先来自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性”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很难像这位老者一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我们总在寻找更好的机会。不管是外出的农民工还是追求学业和事业的年轻人,都是背井离乡者,我们需要重新融入新环境,让我们的家庭和后代在此扎根,我们需要在异乡建立故土。但中国之大和城乡及地域间情感和政策上的隔阂,又常使在外奔波者产生一种“不安定”感。“融入”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这种缺失还和中国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有关。在传统中国,身、家、国以至天下的链条之所以完整,是因为家是“家族”,“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有同构性(在春秋战国及之前)。身、家、国、天下是一个可以可以过渡进阶的过程。而在西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身、家、国、天下”本来的完整性已支离破碎。原本并没有清晰“公私之界”的伸缩的“自我观”也被 “个人主义”改造。但与“个人主义”配套的“团体主义”或者说“公民社会”却没有得到发扬。破是破了,立还没有立。这就使个人和更大的国家之间少了联系和沟通,民众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于是有了普通人对“国民教育”的反弹;于是出现了打着“爱国”旗帜,却不知道怎么真正爱国的盲目热情。这对民众和政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连接个人、家庭和国家是必要的,但号召爱国何必时时打“国民”之名?总提作为整体的国家,并不是增加凝聚力的唯一方法,更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实手段。解决社会空间的缺失,唤起每个人对所在社区的关心,是政府和民众需要合作努力的事业:关心社区并同时教我们的孩子关心社区;更重要的是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人人可以理性地、同时也是温情地关心社区和社区中的他人。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程曼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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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德国人为什么能有民族自信

 

记得在美国和一个德国朋友聊天,朋友提到,在三十多年前,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有过巨大困扰。希特勒和战争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天真无邪长大,却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时候,突然读到了自己民族羞耻的历史。他们的国家似乎整体就是个罪人,他们的父母都回避提到这段历史,他们好像都应该去用头撞墙:我们民族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国民性?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是原海军部的延伸。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从一个楼梯上去,一层层,楼梯周围都是一排排头像,他们是今天德国人心中的英雄。楼上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大量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界的抵抗。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斯陶芬伯格的办公室。导游的英语录音说,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就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就在下面的院子里,与他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德军司令部的院子是四周楼房围起来的封闭空间,一大片小方石块铺地,尽头是一片小树林。小树林前,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站立着一个象征,简朴的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沉稳的人。站在他面前,读过这段历史的外人,都难以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那些德国年轻人了。

 

这个展馆虽然上了旅游书,却很少有外国游客。它的解说词只有德语,主要面对本国人。这个展馆到处都有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来得很多,一拨拨由老师带来,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上课。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德国是有英雄的,仅斯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整一面墙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其中仅几人幸存。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立起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可是在疯狂中,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

 

——来源: 新京报   作者 林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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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可引入童子军训练内容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苦头吃,而是教会奉献、教会技能,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最近,大学生军训的故事每每见诸报端:一名男生考入职业学校后开学军训5天就选择退学,家长称退学是因孩子不能天天洗澡而且不习惯食堂伙食;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透露,北京大学2011级学生两周军训期间,近3500名学生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北京大学对后一条新闻进行了澄清,称实际就诊数为5649人次,并不反常,而被“晒晕”的仅为203人次。

 

据说,军训课意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严谨规范意识和吃苦耐劳的意志品格。虽然正确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只要一想到大学生军训,人们还是本能地想到烈日、站军姿等种种枯燥苦行。于是,娇弱、怕累、晕倒,是大学生军训的永恒标签——似乎只有训趴下,才能体现磨砺意志并让人终生难忘。而今年2月份,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各高校把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

  

那么,大学生的军训可以是快乐的吗?前几年动画片《飞屋环游记》里那位忙上忙下的童子军(Boy Scouts)小罗给无数学生带来了欢笑。倒退几十年,中国大中小学生对童子军并不陌生。

 

科学家高士其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清华读书时,正逢清华童子军运动勃兴,他在中等科二年级加入了童子军,一直坚持到毕业赴美留学,堪称童子军发烧友。据他自夸,他在清华几乎一年四季都住帐篷,手提煤油灯,身睡木板床,迎着寒风,乐此不疲。

 

高先生所参加的童子军是一种遍及世界的青少年组织。1907年,英国军人贝登堡在白浪岛召集20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从事烹饪、侦察、追踪、森林技能、自然研究等活动,愉快地过着露营生活。

 

而后,童子军被引入中国,上海格致公学校长康普发起并召集了童子军教育会议。而南洋模范中学的童子军尤为著名,老校长沈同一本为体操老师,1915年他组建南模童子军,因此闻名。他曾任上海童子军总教练。1924年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第二届国际童子军大会,沈同一率童子军6人参加,他们在黑夜寻路救护侦察等比赛中取得了总分第五名的成绩。此后各类童子军比赛大会层出不穷。

 

当时,童子军的教育主要通过露营、旅行、救护、旗语等四大活动进行,每周为三小时,其中室内二小时,室外一小时。童子军教育的课程分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另外还有各种专科。内容包罗万象,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项目。沈同一规定,南模童子军所有训练科目必须由老团员手把手教给新团员,然后隔一段时间进行考试。考试以实践为主,及格的在一张卡片上写明,并发给布制徽章。这种热闹的考试,经常使学生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中。

  

其实,“童子军”与“军”无关。早在民国初年,“Boy Scouts”被翻译成“童子军”,引起了很多误会。1917年就读清华的闻一多发表《童子军》一文强调:人们往往误认为童子军是军事的预备,这是错误的。童子军者,所以练习童子之爱国心及其他美德也,童子军含防范军事之性质,非军事之预备也。童子军有三句铭言:时刻准备着;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在创办人贝登堡的著作里,将童子军的教育阐释为一种更为纯粹的教育游戏,是与杜威的“生活教育”、“做中学”一脉相承的:“童子军教育不是社会上一种为贫苦儿童谋幸福的慈善团体,不是具有一定课程和标准考试的一所学校,不是一个军队,更不是一种得到表面成绩的表面文章。而是一种游戏,它接触的是个人,并不是集团。它是通过开展儿童所喜欢的活动,培养儿童强健的体魄以及高尚品格、独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并注重增强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而且是让青少年在各种轻松愉快的游戏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益于成长的东西。”玩游戏,怎么会感到痛苦呢?

 

高士其回忆时称:“我学会了结36种绳,我在童子军生活中还学会了医药卫生救护护理等常识,以及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和生活技能,如烧饭、做菜、点火、缝补衣服、骑马、骑车、搭帐篷、挖地沟宿营。有的都是野外生活的知识,人工呼吸、救溺水和煤气中毒者,感冒要吃感冒药,泻肚子要吃黄连素,打扫营地,清除污水,灭鼠灭蝇。在帐篷里,夏天要挂蚊帐,点蚊香。在宿营地也要掘临时的粪坑,以免苍蝇趁火打劫。我还学会了怎样看北极星,夜间认识方向,看风向和其他仪器等,绘制海淀区地形图;保护益鸟,建造鸟屋等。清华童子军还有一个军乐队,我是打洋鼓的,我也学会了看五线谱。”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苦头吃,而是教会奉献、教会技能,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看到高老先生这些零零碎碎列举的显摆内容,再想想每年夏秋之际忙于军事训练的数百万大学新生,如果他们感到苦累,真该引入一些童子军的训练内容。

 

 ——摘自 东方早报 作者 赵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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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的作文

 

中午在食堂餐厅吃饭时,一位女同事在调侃自己外甥的作文写得实在太“恶心”,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充斥着夸张的对老师的溜须拍马和歌功颂德,充斥着各种迎合老师的“伟大、正确”的思想,不过这些文章却篇篇获得老师的好评,并以此作为班级里的样板。同事还抱怨自己的孩子就有些木讷,丝毫写不出这种可以获得高分的甜言蜜语,导致语文成绩老是普通。

 

但更有趣的是,这个很善于写作的孩子居然很有自知之明,当大人想要翻看其文章时他会非常不好意思,并表示这些文章很“恶心”,不值得一看。

 

我们常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从一个人的文字中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人生观及价值观。但孰料现在有些孩子的文章竟然与其本人的真实想法是截然相反、丝毫无关的,给人的感觉要么文章是抄的,要么写作的人是人格分裂似的,而这种分裂的矛盾竟然还能完美地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难道这样的状态不会令人抓狂吗?到底又是谁导致本该纯真善良的孩子变得如此令人陌生?

 

而尽管我们的社会多年来提倡要进行素质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发展,提倡孩子们大胆表达,但在以考试为本、在升学制度不变的当下,素质教育和大胆表达显然只在字面和形式上存在意义。

 

文、人背离不但是痛苦的,更是可怕的,在这种扭曲心态笼罩下的孩子如何阳光地成长为一个正直可靠的人,如何会有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上海

 

——摘自 东方早报  作者   金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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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味道挺好

  

日前,一位作家朋友被某地主政官员邀请去参观考察,回来以后,他专门找我聊他的此行感受:真的不错,不虚此行哇——

  

那个礼遇真的是高!五星级宾馆,每宿888元的标准间,4个人有3间就行了,硬是安排一人一间,说是要保证作家们休息好。房间里,瓜果、饮料任凭享用,还放着一条“大中华”(不抽可以带走)。早餐,各类特色早点,应有尽有;中餐晚餐,山珍海味满桌,茅台酒必上。晚餐后还有3个潇洒科目,歌厅卡拉OK个把小时;接下来去洗浴中心,先泡澡,再按摩。按摩房都是单间,女性全裸服务……外出参观,警车开道,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红灯照闯不误。两天三休,临别时,每人“红包”一个,内装30张老人头……

  

这位老兄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嘴巴时不时“啧啧咂咂”的,足见其心满意足的程度。什么参观考察,无非是寻个由头“收买”名人,借他们的嘴巴和文章用用,给当地造造势,扬扬名,吹吹政绩。权力收买名家歌功颂德,历朝历代截然,并成为传统习惯。即使在上世纪全国大饥馑饿殍遍野的“三年灾害”时期,为了调动画家渲染“太平盛世”的积极性,对其接待依然相当奢侈。

 

1960年9月25日,傅抱石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进行为期3个月的23000里红色之旅。当时该六省饥荒严重,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就是在这种凄惨的境况下,沿途各省安排画家们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饮食丰盛,在成都杜甫草堂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有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20余种小吃,吃不下了,还往上端……

 

在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来两瓶茅台酒相赠。(帅好:《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享受了奢侈招待的画坛精英们,不负权力的厚望,对灾荒难民视而不见,奉献了一幅幅江山多娇、莺歌燕舞的“杰作”。

  

姑且撇开权力者的“收买”的用心不论,此乃传统惯例使然,很有必要诟詈几句某些文人雅士的“双重人格”,还以开头提到的我那位作家朋友为例。他发表过很多反腐败的文章,如投枪,赛匕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广获盛誉。官员公款大吃大喝,他骂人家是吸鬼,饕餮民脂民膏,轮到他也吃上喝上时,他却美滋滋的起来了;官员贪污受贿,他骂人家是抢钱匪徒,国蠹民贼,然而“红包”送到他手里时,他却甜蜜蜜地笑纳了;官员养小蜜、包二奶,他骂人家是腐化堕落,衣冠禽兽,异性按摩一旦到了他的怀里,他也欣然接受了;还有,他曾反复抨击官员特权显摆,警车开道,惊扰百姓,怎么警车给他开道时,他居然心花怒放起来……呜呼,腐败犹如丑豆腐,别人吃时,你看着嫌脏,闻着嫌臭,待到你吃到嘴里时,就会迭迭叫好——味道不错,越吃越想吃。可以想见,一些“反腐英雄”,一旦有了腐败的权力资本,很有可能沦为巨贪淫痞。曾有媒体报道,两个以写反腐败小说闻名遐迩的官员作家,结果都因为腐败犯罪沦为了阶下囚,可谓典型例证。

  

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实在没有必要太在意和看重表态、宣言、声明乃至发誓的作用和效力,面广量大的社会现实和数不胜数的典型案例已经验证并必将继续验证,当腐败的温柔、甜蜜在你的感官和身心起作用以后,你只会赞赏腐败的味道不错,你的所有的表态、宣言、声明和发誓都会灰飞烟灭,无影无踪。反腐倡廉,关键需要刚性的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严格监督,无论他的地位如何显赫,无论他的承诺如何信誓旦旦。

 

 ——摘自 杂文月刊   作者  石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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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有一种专吃腐败动物肉的鬣狗,闻到腐败食物就来神,俺怀疑它们的心也发着尸的恶臭。

开心上网,平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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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爱社区:家与国之间的缺失项”——以小项否定大项。理由是: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包括了基层(社区、乡村、区县等)到高层(中央、省、市等)组织,所以提国家不能因此断言缺失了社区,因为社区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项,即基层组织。其实,党中央一贯是重视基层工作的,本人就曾下居委会当过一年指导员。只不过是要实现党建工作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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