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继绳的段子,多与书有关。
一次去复印店,小老板正埋头盗印他的书,当得知面前的老头儿就是杨继绳时,吓了一跳,杨继绳抚慰道:有人看就好。算是表达歉意吧,按成本价,小老板又给他复印了10本。
自己的书被盗版,杨继绳有时也会买来签名送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原版。对此,出版商利益受损,抱怨杨继绳没管。杨继绳更委屈:“这种事,我怎么管啊?”
杨继绳的书能畅销,并不是因为它们轻松、有趣,相反,在他笔下,有种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然而,每次再版,都是洛阳纸贵。足证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中,我们仍需要一份良知与真诚,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可欺,其实,每个沉默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面对历史,我们终将投出庄严的一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永恒。
杨继绳的书,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
十年搞懂四个字
北京晨报:您做了35年记者,这35年是怎么过来的?
杨继绳:大概分三个阶段,前10年还在“文革”期间,那时是跟着跑,90%以上是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只有少数独立调查的东西还能留下来,这10年只学了四个字,即“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都认识,可真正搞懂,我却花了10年青春。第二个10多年,很多是独立调查的东西,自己出选题,自己完成,现在看大多能留下来,当然,应景的东西也得搞,不搞也不行。最后十年左右,我一律不说假话,连应景的话也不说。说真话有没有风险?当然有。我在讲课时对学生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一无所求,就是不求别人赐给一顶乌纱帽,二无所惧,就是自己行为检点一点,不留小辫子给人抓。
北京晨报:作为一名记者,也是“文革”的见证人,当时感受如何,不觉得荒唐吗?
杨继绳:当时许多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老百姓的初衷是反特权,老百姓对特权非常反感,有一些基层干部也有欺负、压迫老百姓的行为。这么多人投入“文革”,是有社会基础的,不是一个号召就能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多官员受到迫害,这是事实,但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写成了官员的受害史,对百姓受害的揭露不够,这当然是很片面的。
北京晨报:您那时就意识到这些吗?
杨继绳:那时可没反省过来,只感到有一点问题,比如江青到天津视察,我作为记者陪同,对她的一些做派、言辞很反感,觉得像泼妇一样,也就到这个层面了。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北京晨报:有一些网站说您是“西奴”,甚至声称要绞死您,您怎么看?
杨继绳:听说过这件事,但没看到这个网站,对骂人的东西我从来是不理睬的。鲁迅先生说过,恐吓与谩骂绝不是战斗。骂人是骂人者丧失人格的表现,我只是为他们的人格感到可怜。他们没有讲道理的能力,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学会写字,只能在墙上写“XX是大王八”之类。他只有这个水平呀,能怪小孩吗?
北京晨报:这些谩骂者有的还是学者,他们发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是否有点奇怪?
杨继绳:学者出现文化自贱的情况也不奇怪,他们只是少数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骂人,是因为有不满情绪。不否认,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有些人赞美过去,但肯定不会回到过去。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写过:“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了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年轻人并不了解过去,他们只把过去当作一个符号。作为学者,如果他本身真的有那种看法,我尊重他们的表达;如果是因为利益所在,想用自己的“骂声”换点什么,那就很可悲,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为历代所不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