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中引过《儒林外史》中假万中书变真万中书头衔一事，只知是种骗取功名的事，却知之不详。今查，这中书并不是什么功名，而是清代官员中所谓“捐班”。也就是“花钱买官做”，而且“捐班”多数没有实缺，只是“候补道台”、“候补知县”的虚衔，如同一度退下的“老干”并未担任过处长、科长，享受“副处、副科”待遇一样。而捐“中书”，也不过从八品的“候补中书”而已。遇贵人提携，也可补实缺，比如去军机处当个真的“中书”文抄公，级别不高却是机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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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托讲史 《儒林外史》里的买官卖官
朱维铮 | |
但看《儒林外史》这一回及下二回，令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万中书如何由假变真。
清初内阁变来变去，有一点没变，就是阁臣起草诏敇、发布中央文件和集合地方奏议，都离不开内阁中书。雍正始设军机处，乾隆将军机处体制化，从而内阁大学士形同虚设，但军机大臣同样离不开满蒙汉章京。满语章京，本为八旗旗主的属官，到康雍乾时期已是朝廷各部门助理的通称，犹如后来的办公厅主任或主任秘书之类。雍正帝设军机处，用钦定军机大臣替代内阁大学士职权。但军机大臣岂能事必躬亲？因而必须挑选属僚为军机章京，而其中首选仍是内阁中书。这样仅为正从八品的内阁中书，便成为位卑权重的炙手可热人物。尽管名列候补中书，也成为官绅竞相讨好的对象。于是它也成为捐班的热门。
《儒林外史》描述“中书冒占凤凰池”，总共三章，短而精采。
字青云的万里，是台州的已革生员。“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秀才，只好喝风痾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这是假中书对他的救命恩人凤鸣岐的自白。
人称凤四老爹的凤鸣歧，是吴敬梓设想的真侠客，武艺高超，爱打抱不平，在下层社会很有威望，却不顾“王法”。他存心与捐纳体制捣乱，逼迫高翰林、秦中书为保官禄，拿出足纹一千二百两银子，使万里迅即捐到真中书。于是我们得知，第一早在雍正之际，连内阁或军机处的机要秘书，也可花钱买到。第二当时皇上的“中书”，不必真做“举业”，只要写的一笔好字并善体“圣意”，便可中选。第三当然是候补中书，也必由捐纳，否则怎能得皇帝圈阅而列名“序班”？自乾隆起，内阁中书便主要由会试落第的举人中挑选，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俊彦，因而也成为军机章京首要资源。然而如吴敬梓的描述，就在乾隆初，内阁中书同样已经成为官职市场的交易对象。一个已革生员，花上一千二百两银子，便可由假中书变成真中书，越过吏部而在内阁记名候补，往下便可能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密务。这难道不是满清帝国早就政以贿成的表征吗？
在前已述，清道光帝已称帝国官僚有四大资源，而捐班与科甲并立。满清的体制性腐败，特色是卖官鬻职，无不自上而下，自内而外，自汉而满。到晚清光绪朝的戊戌维新，被皇帝特旨赏与四品卿衔而参预新政的军机四章京，杨锐是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刘光第是进士出身的刑部主事，谭嗣同就是先捐纳为同知，再加捐为候补知府，林旭则是会试落第，“入赀为内阁中书”。而在慈禧发动政变后仍上疏抗议的御史杨深秀，也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就是说，因改革失败而献身的这五位官员，除刘光第外，多数都是捐班出身。这表明卷班中间有“君子”，但不也反证捐纳已侵蚀到帝国的全部官僚体制么？这个体制腐败过程，与捐班的相关度，至今仍属清史或者说近代史的研究的薄弱环节。 | 
发表于 2012-12-1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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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5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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