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才知道,省委书记都跑了,哪里还有人。1927年5月的湖南省委书记是夏曦。夏曦事先已知道有事变,他不向党内同志透露,不向同志们发出任何警告,自己提前离开了长沙。
我最小的姑妈陈为湘(我叫满姑),在晚年每天默写唐诗,说是为了锻炼脑力和治疗手腕的抖颤。我建议她写下她所知道的祖上的事。几个月后,我收到表妹寄来的满姑的手稿,是写在旧挂历的背面的。表妹附了一信,日期是1999年12月21日。陈为湘这样写的陈为鸾:“大哥为鹏(子望)长期在外。二哥为鸾(子秩)留法勤工俭学归来,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大哥及亲戚狄容邨同二哥在浏阳,公开身份为小学教员;二哥实际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民国16年马日事变,二哥因到长沙汇报工作得以幸免。大哥及狄容邨躲到夺天巧照相馆,没躲得脱,被捉去砍头。从此二哥与党失去联系,改名陈銮,亡命关外,一直不参加国民党任何组织,当小职员谋生。”
狄容邨的妻子姓沈。是沈师爷弟弟的女儿。陈为湘称她二姐。陈为湘遗稿中说,“二姐生子女各一人,子名狄春森。女名细纯。二姐是苦命人,丈夫被杀后,母子三人长期住孤儿院。二姐当保姆。儿女在孤儿院长大。儿子后来学石印,女儿不慎掉进开水锅里烫成残疾。”
1949年8月长沙解放,民政部门颁发了狄容邨的烈士证书。狄春森成了烈属,在长沙浏城桥底下一间粮店当主任直至退休。遭孽的是陈为鹏的妻女。他妻女均弱智,其中有位我叫“毛姐”的,几十岁还是大舌头。娘女五口在乡下,解放前有家族照应,解放后家族不复存在,陈为鹏又得不到烈士证书,成分自然是地主,所以这五娘女解放前吃不饱,解放后没饭吃。
陈为湘遗稿中的“大哥及狄容邨躲到当地夺天巧照相馆”这句话,是老娘娘说的。她不说没有人知道。
马日事变后第八天,老娘娘在离家11年后忽然回来了。她是坐轿子回来的。轿子抬到大门口,老娘娘双脚刚落地,陈经庸病逝。
轿子后头拴着两个黒漆木匣。一个木匣里装着陈为鹏的头,一个木匣里装着狄容邨的头。
陈为鹏的妻子傻乎乎,见到丈夫的头颅,赫赫地笑。她抱起丈夫的头放到枕头边,不许人拿走。
陈经庸、陈为鹏父子同日举殡。挽联中有“两代哭爹声”的话。这时张氏儿女尚幼,长女陈为畅8岁,子陈为鷮6岁,满女陈为湘3岁。
老娘娘与张氏相处数日又走了。这是老娘娘确切的出现,以后再有人遇见她,便有仙踪鬼迹的味道了。不用说,仍是一个强盛的生命,她在一边衰老,一边诞生。
我家原有一大箱子祖先遗像。上虞风俗,人死后要请画师来画“揭帛画”,即揭开覆盖在脸上的白布画脸;虽然祖上没有一个做官的,还是男的画上清朝官服,女的服饰一律像是某品夫人。揭帛画自康氏、黄氏而上,有曾祖父、高祖父母及高祖父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李氏娘娘只有照片而无画像。不说也晓得,没有老娘娘,她永远在人间。每逢过大年,永嘉冲陈家必挂大红堂帐和这些画像出来。堂屋正中摆上两张拼成长方形的方桌,上摆锡烛台、干鲜水果,下烧一盆熊熊炭火,从初一到十五,天天摆贡磕头。在长沙东乡,只有永嘉冲陈家如此,满姑说:“别的人家未见过。”
现在永嘉冲还有当年的贫下中农,仍在使用土改时分得的陈家器物。善辉、善增1993年为把父母骨灰安葬到老家回过永嘉冲,有农民想把分得的陈家的东西当古董卖。一个雕花脸盆架开价七千,雕花床要一万二。一位老农说,这床是陈为鹏一房的,买回去吧,有纪念意义啊。善增后来说,“他们要我高价买回自家遗物,我脑壳里头只想起父亲说的,伯父曾偷爷爷300银元,给我父亲做党的活动经费这件事”(我们称祖父“爷爷”,这“爷爷”的读音是“亚亚”,也是上虞的搞法)。
1949年,陈为鷮以地主、恶霸罪名被抓。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杀死过一个日本军官,并有缴获的日本军刀和其他武器作证,遂把他放回;但没过多久,又再次抓去,被农民用乱棍扑死。这天,兴奋的贫下中农把永嘉冲陈家老屋里的揭帛画扔到田里烧。刚燃着垫在画像下面引火的稻草,就有一老妇跪在画像前磕头。她满身是泥,额头上也是泥。忽然起一阵臼窝子风,昏天黑地,画像都卷到天上去了。
这是永嘉冲贫协主席罗菊全1964年对陈为湘说的。1926年至1928年,罗菊全十几岁,在我们家里做过长工。他见过老娘娘。他对满姑说:“一起风人都散了。我边走边想,觉得这个婆婆好眼熟。我一下想起来,是你娭毑。我带人回头抓她,没抓到。要是被我抓了,跟你哥哥一样下场。”那个时代贫下中农说话,就是这样有底气。
陈为鷮被打死的时候刚结婚,妻子是甘家屋场罗兰芝。她虽无生育,却数十年不肯再嫁。永嘉冲老屋已不存在,她长期住在娘家,总盼着陈家有人回去。直等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陈为湘、陈善辉姑侄回老家。她总算见到亲人了。她说“我就相信陈家人不会死绝。”
陈为湘后来接她到长沙同住。
满姑80岁那年,写过一篇祭张氏的文章。文中说“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儿被单位点名,勒令将‘剥削阶级’老母清理出省政府机关宿舍,儿先是回东乡原籍,以母亲未参加土改,且无人照顾为理由,向贫下中农协会请求送老母回乡。被罗菊全等贫下中农拒绝。”
陈为湘就是这次回永嘉冲,听罗菊全说了前面那些话。
张氏被老家的贫下中农拒绝,陈为湘只好送她去桃园陈为畅处。陈为畅的丈夫是旧军官、桃源人郭子钧。郭子钧逃港,陈为畅成了反动军官家属、四类分子。陈为湘祭文说:“1968年农历11月19日。当日姐被派往远处挑塘泥,不能照顾病中老母。后听外甥说,母亲是伏在烤火的烘罩上死的,一边脸烤起了大水疱。”
张氏就这样死了;陈亢早在1959年去世。都没有听过有老娘娘的动静。还有陈为韩,云南解放初期已在昆明被镇压。也没有听说过老娘娘的事。陈为韩临死不一定想到老娘娘,很可能会想到陈公培。不过陈公培救不了他。莫说陈公培不在党内,就是行止也无从把握。陈为韩被枪毙的时候,陈公培经潘汉年安排,刚从香港到北京。
陈为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出来,进了国民党军队,做过七十三军十五师师长、七十三军副军长、代军长和长沙警备区司令部司令。陈为畅的丈夫,就是十五师的参谋长。陈为韩当警备区司令那阵子,与陈公培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两叔侄像两兄弟一样。受陈公培感染,陈为韩营救过田汉、翦伯赞等人。
我的父亲也在十五师做过事。闲差,糊口而已。父亲死后之所以能葬在岳麓山赫石坡,就因为岳麓山是十五师的公山。
我父亲一世人没做过正经事。他生性简脱,有林泉牧歌之志。人是清透的,磊落逸爽,好玩、善饮、乐友。于市街闲逛,闻弦歌必觅其处;见有闲置乐器,取而抚弄,或吹或鼓,配合密致;入不言、出不辞。陈为湘遗稿这样说:“三哥为鹄(子正),聪敏过人,无师自通。”却不事家产,四壁萧骚,身后苦了我母亲。
马日事变后,陈为鸾到了武汉。到武汉不久,他患上疟疾。他是想跟伍仲豪去南昌的。伍仲豪那时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连长。一天晚上伍仲豪来看他,他说“我跟你一起走。”伍仲豪说“不行。你的身体太差。此去甚苦。”伍仲豪一走,他无依无靠,病愈后化名陈銮北上谋生。陈銮跟我说过,“我的身份只有伍仲豪才清楚,只有他才能证明。但他死了。”
上辈人的事,只有上辈人说得清;我们说不清、想不清。陈銮描叙伍仲豪只有几个字:“伍仲豪,耒阳人;孝子;工诗。”
伍仲豪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林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的三员骁将。伍仲豪的牺牲现在有几种说法,都生动。陈銮说的却简单:“共产党杀了张辉瓒,国民党杀了伍仲豪。”到底哪种说法是历史,我搞不清。
1950年,陈銮去了一趟北京,是想见见留法的老朋友。那次见到李富春、李维汉等人。李富春安排他去湖南省政协工作。他不去。他说我脱党几十年,没有贡献。无功不受禄。还是回衡阳做银行职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湖南省委统战部派员到衡阳看望病中的他,称他是“为党的事业做过贡献的老同志。”
陈銮从关外回来后,在衡阳中正路中国农民银行搞事;职务是“办事”,低于经理和襄理,高于一般办事员。解放后中正路易名解放路,单位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营业部。
1949年3月,他坚持善坦到衡阳举行婚礼。他估计到这可能是父子最后的一面。善坦从黄埔军校15期毕业后,去了遵义军官外国语学校攻读俄罗斯语。他从读黄埔军校起,用的是“陈鼎”这个名字。在遵义军官外国语学校毕业后,主要做针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后来担任东南亚地区特务头子,工资每月1000美圆。他还当过中华民国驻瑞典王国见习武官,期间与一瑞典女子恋爱,上级不批,回国后与陆薇结婚。陆薇是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上海百乐门老板的女儿,去台湾后,她在中华航空公司工作。陈鼎跟蒋纬国关系好。1949年,两百万人涌进台湾,生活艰苦,蒋纬国每个月固定从自己私人帐户划给陈鼎100美圆,那时国民党部队的薪水每月只有一银圆。
陈鼎最后做了蒋介石的情报秘书;蒋先生谢世,又做了蒋经国的情报秘书。陈鼎的任务是每天将世界各地的台湾情报部门特工收集的情报整理成16开纸上报,交总统阅读。办公室与总统同在总统府二楼。
蒋介石对陈鼎印象好,说他“才智过人,桀骜难驯”。
1955年蒋介石很郑重地送过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他。右边写“陈鼎同志”,左边写“蒋中正,民国四十四年”。
陈鼎给总统写的报告从来没有被打回过,以前的人和级别更高的人常常被蒋先生打回重写。
十多年前,善增去台湾看望过他。他有职业的谨慎,在台北的街上,两兄弟用俄语交谈。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对陈鼎说过,曾一度怀疑他通共。
他说国安局暗杀一个人要经总统批准,签字不是签本名,是个符号,歪歪扭扭的一个特殊符号。
他拥有特别通行证,一辆吉普车;任何时候可以见总统,即便是半夜,也畅通无阻。
他不喜欢李登辉和宋楚瑜;对小蒋的印象也不如老蒋。
陈鼎写过一本与台湾国家安全局有关的书,善增想要来看,他不肯,说只有系统内部的人才能看。善增憨厚,不再提。要是我,会想办法偷出去复印,那里面一定有可写的材料。
陈鼎现住台北内湖区内湖路2段173弄。
2005年10月11日,那日重阳,陈鼎昼寝,梦老娘娘赠诗,醒来还记得“种落台湾枝叶茂,寻根还在永嘉冲”两句。
写这文的资料除已声明的以外,深得善增的儿子陈珉帮助。陈珉是我所知的大陆定字辈的唯一一人。他是在新疆奎屯农7师出生的,小名“巴朗”,维语“男孩”的意思。我见过定字辈的另一人,陈善圻的儿子,年纪跟我差不多。名字已经忘了。是一九五九年的事,长沙烈士公园的烈士塔还没拆脚手架,他缘脚手架攀到塔顶,下来时选择了捷径,以每秒每秒9.8米的加速度计算,没用到三秒钟。
陈善圻是旧军队的团长。长沙解放时只身去了台湾。1998年善辉到台湾探亲,她听陈鼎说,善圻原在台北,常有来往;又娶了一个妻子,那女人原是王东原亲信李饮和的情妇。初到台湾时,李饮和奉王东原之命,筹集了黄金6斤,准备办什么机构。后来李饮和自杀,此女即带了这6斤黄金嫁了陈善圻。这事听起来不甚光彩。
陈为韩子女多,我还记得他的大儿子小名叫桂桂,应该有定字辈的人在;还有善墉、善墀,可能也有后人。
在台湾,定字辈有三人。都是陈鼎的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在中华航空公司工作,二儿子做生意。这三人又有了必字辈、昌字辈子孙;他们迟早会听到我的老娘娘的故事。老娘娘或许还在,她的每一个子孙的命运,不过是她的尝试与探索。我们最终会发现,她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