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进长郡
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阴谋加阳谋的年代。
由于五四年的初中过度扩招，造成了当年升入高中的瓶颈。长郡有一千二百多人报名，只录取四个班。这样的录取率当然使很多同学视为畏途。纷纷改报其他学校。而我却执迷不悟要铤而走险。
也就是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长沙青少年宫接见中学生代表时说：“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号召大家去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与我同年毕业的满叔在落榜之后，自告奋勇去了国营大通湖农场。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丢弃了被窝铺盖逃回长沙，不但当不了“农业工人”倒变成了“黑户”。而我却侥幸圆了“长郡梦 ”。
人生中许多变故和祸福是无从预料的。我绝没有料想到，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进入的学府，竟然是我一生不幸的肇端。三年高中生活，回忆起来使我不寒而栗。但是我不敢埋怨我的母校，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九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接近尾声，学校的“右派”几乎也网罗殆尽。一大批声誉良好，极富人望的老教师如王梦青，何吉逊，王其云，袁征儒，郭湘…….黄觉先，.都一个个未能幸免。侥幸脱逃的漏网之鱼也都岌岌可危，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校园里一派肃杀之声。回到十六中，班主任吴天平、校长郭崇望也都在劫难逃，心中很是压抑和怀疑。私下里也为他们悲哀，这种郁郁不平积压突然下地意识地爆发出来。
那时候正流行着一首《社会主义好》的反右歌曲，我却在自习课里唱成“右派分子好”，而最不幸的是这却又正好被我邻桌的一位姓邬的同学听到，他立即在教室里贴了我一张大字报。我好像做贼突然被人抓到赃物一样狼狈，默默地不置一词。这种默认无疑是我认罪的表示。如果我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一生的影响，或者我有像今天一样的“世故”和历练，我会断然否认，甚至我会反赖是他自己唱的。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作出旁证。然而，我没有这样做。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一句话说出来就能点着火”
我当然不知道右派今天还会“改正”，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的先知先觉，我认为当时和我持同一看法的人并不少。唯独我螳臂当车，自投罗网，印证了“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道理。
一天中午，班主任李又起老师，把我叫到韩玄墓前谈话，通知我下午召开班会对我进行“帮助”。我犹如一下子掉进冰窟，浑身发冷。我意识到噩运来临。眼前一片黑暗。其时，班主任制度已形同虚设，团支部运筹着班级所有活动。李老师很少下班来，但从他平日佝偻的背脊、忧郁的神情，我总感到他背负着不可名状的压迫。直到毕业两年后，我待业在家为生计奔走，偶一日在黎家坡遇见他，赤脚草鞋拖着胶轮车，终于明白他当日的处境。我不敢上去招呼，远远地四目相望。匆匆一暼间，我想起丰子恺先生解放前的一幅漫画：捡垃圾的学生在街上遇见拉人力车的老师行鞠躬礼……。时至今日，我仍旧感激他教给我的英语，这让我后来一进入美国，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马里兰的驾照。
学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都由团总支谢芝兰书记主持。那时候的谢老师远不是今日的谦和，她平日极寡言笑，一脸的马列和阶级斗争，威严得使我望而生畏。我认为她是策划人和幕后操纵者。文化革命中，我从江永回长沙造反，有人有枪的时候，还想找她算算旧账。可是，当我听到早已是十六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她，已经被我的学弟学妹红卫兵们“革”了“命”，还剃了“阴阳头”之后，不由得放弃了报复的打算。我从来就不能算是革命者，我软弱，我怕流血，我恐惧暴力，我的小市民家庭的出身，决定了我的一生的碌碌无为和成不了大器。何况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即使不是她，也会有人来掌控操作的。
班上团支部的委员们大多来自湘乡，他们出身贫下中农，看见过土改运动的斗地主的场面，对付我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十多张桌子围成一个圆圈，我的坐位设在圆圈的中央。班里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的错误言行：从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反对“勤工俭学”、到为右派鸣冤叫屈……。我只有唯唯诺诺，低头认罪，就在准备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通“自我检查”之时，教室里的南区有线广播突然播唱我写的长篇评弹《歌唱王林鹤》来。那时候满城都是有线广播的喇叭，街道、商店，医院，工厂车间、和学校的教室都是相互连通的。其时，我也常常写些豆腐块的文字发表在省、市、区的刊物上。这戏剧性的一幕又使我又张狂起来：思想固然是我的错，文章还是我写的好！
当天晚上我收到二元五角钱稿费，就和班上唯一的好友任霭堂到学院街吃了一大碗麻油猪血和四个糖油粑粑。算是对自己的犒劳。
[2]
但从此后，我被空前的孤立起来，同学像逃避瘟神一样远离了我。生怕我传染，生怕和我接近会被同流合污。其实我是一个不缺乏爱心的人，我爱朋友，爱同学，爱师长，当这种爱成为别人的累赘，或者被人误解的时候，我就如同刺猬一样蜷曲起来，到书卷里去寻求我的快乐了。
因为偏爱，我的学业当然也受到影响。我没有精力去顾及全面发展，执拗地荒废了本来还不算差的数理化的学习。在我的立体几何，物理各科的课本的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抄录着唐诗、宋词。我规定自己一个月时间要背诵《红楼梦》里所有的诗篇…….。讲台上老师舌灿莲花，我端坐如处子，俨然醍醐灌顶，好像如醉如痴，殊不知我已经神游八极之外。那时候《中山图书馆》可以以小组的名义借出图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步行到中山西路背回来十几本。我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通读了“五四”以来的名家全集。，在那段日子里每个夜晚，都要在妈妈一觉醒来之后，强行拉黑了电灯。我才去睡觉。
那时候还执行着严格的升留级制度。期终考试的成绩单下来，我物理、化学、数学、立体几何四门功课都不及格。这才慌了手脚。当时学校里成绩的好坏还是极为人所看重的，成绩不好就会感到沉重的压力，抬不起头，说不起话。整个暑假，才被迫关起门来恶补数理化，突然发现原来这些原来让我莫测高深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深奥。补考时居然我四门功课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教务处张元晋老师登记成绩的时候，诧异地取下着老花镜，用极其浓厚的湘阴口音说道；“个就是怪事哪！”。我站在他后面偷着乐。危机度过去了，我依然恶习不改、故态复萌。
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狂飚，席卷了整个中国。学生一律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大炼水泥”的运动中去。对于厌倦数理化的我，不上课，无疑是个福音。我们就到天心阁下火药局的子弹库挑黄泥，57班去南门外放神仙土，一个同学就被压死在倒下的泥土之下。学校体操队的侯洪勋同学差一点也被掩埋，所幸只被砸掉一颗门牙。然而，死有重如泰山，追悼会后我们继续苦战通宵，把黄泥搓成乒乓球一样大小，投入炉中煅烧，以致后来堆积如山的泥巴球将礼堂侧面的围墙都压垮了。
接着是大炼钢铁，“钢帅升帐”全民炼钢，学校礼堂里每一个班砌一个三尺高的炼钢炉，十几个土炉烟熏火燎，照得礼堂红光灿烂。没有鼓风机就趴在地上用嘴巴吹，没有焦炭，就到西湖桥码头去“捡”，没有原料就到自己家里拿锅铲，菜刀，门扣…….。一个个满脸尘灰，终于烧出一些黑不溜秋的硬块来，于是欢天喜地敲锣打鼓送到教育局去报喜。在农村，还有把农民住房的屋檩撤下烧炭炼钢的事情。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疯了，整个中国都疯了。谁要是胆敢怀疑，立即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学校里老师也被插“白旗”。学乖了的我，当然再也不会“大放阙词”，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我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我已经被打入“另册”，属于“异类”。
那时候最流行的词语是“放卫星”，农业大丰收，亩产一万斤，“号外”满天飞。学校已经没有铃声，课堂也没有读书声。化学教研组属于最有创意的，刘佑文老师就在原来洗衣池地方，用许许多多陶管和瓷环，高高竖起了一座硫酸塔，一时间滚滚的浓烟，随风越过篱笆飘到我们家里，那些晾晒的衣物，几天之后都变成了烂布巾。
校门口的小花园也填平了，运来无数的烟煤，围起来堆成一座圆形的小山，说是土法炼焦。于是日夜青烟缭绕，到处飘散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这回终于成功了，又是欢天喜地抬着一块用红绸包起来到教育局报喜去。
接着放文艺卫星，规定每人每天要写二十首诗。那时比江南styel还要流行的是新民歌：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粮垛堆上天，扯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
如今已经是理工大学教授的任霭堂，当年也就诙谐的写下令人捧腹打油诗：糖油粑粑真好呷，四分钱买一杂，一口咬半边，两口呑一杂（只）。
体育也要放卫星，二中的强项是体操。当全校同学都扛着箢箕扁担去修筑“京广复线”的时候，学校体操队却留下来集训，准备参加全市体操比赛。只是在突击的时候，去支援了一个星期。
在阿弥岭下，是教育战线的工地，一道黄色的路基贯穿南北，只见红旗如海，人流如潮，万头攒动，肩负车推往来不绝。那种浩大的劳动场面令人惊叹，同学们几十天的苦战，一个个疲惫不堪，浑身泥泞，都成了泥菩萨。抓晴天，抢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黎明即起，旁晚收工，午餐就送到工地，夜晚还要挑灯苦战。我们就睡在东风钢厂的大礼堂，女同学睡台上，男同学睡水泥地面，底下垫着的就一层薄薄的稻草。一天高强度的劳作下来，居然很快就酣然入梦了。
就在同学们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们体操队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尹楠老师通知我，准备参加全市集训，迎战全国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后来便无端地没有了消息。
这期间，我们体操队也搞了一次“秋收’。这年春天，学校在东乡朗黎公社的龙华大队开辟了农场基地，全校师生步行二十华里，进驻一个大祠堂里，将后面的山坡开垦出来种上红薯。祠堂里空无一人，农民们已经由人民公社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居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成了祠堂的主人。从学校搬运来床铺和课桌，两个班级轮流值守，上午上课，下午劳动。船只从长沙把大粪运到朗黎，我们再走七八里挑回来做肥料。而半年来我们上百人的辛勤劳动，收获回来的仅仅是两麻袋干瘪的红薯根根绊绊。但那时候只算政治账，谁要是在经济上计得失，便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连国防部长、彭大元帅都因为“鼓与呼”而不能自保的时候，黎民百姓还有谁还能够发出一点声音！
【3】
当一切大折腾过去之后，不知不觉已经是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年了，长郡的老师抓教学质量一直是不容置疑的。各个教学班的考试成绩评比，而我却常常是拖后腿的包袱。有次总分不如人的时候，数学老师韩文荣就把我喊到教研组一顿臭骂，我还以的愚钝为自己开脱，立马招来他的反驳，他用那蹩脚的普通话吼着：“你不是蠢，你是不搞！你是捣乱！”。足足训斥了一节课，真的让我很没有面子！
现在回忆起来，高中三年，课堂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满身粉笔灰的崔璘老师在讲授电流方向的时候，那诙谐的吟唱：流啊，流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以及他对于“‘阻尼运动’不是阻止尼姑下山”经典注释和“被高速运动的电子包围的原子核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不得出来”的阐述。据说崔老师是北大毕业的，那时候，我们对于权威还是很尊重的。
好不容易捱到了“文理分班“时候，我终于卸下了数理化的重压。新同学都是来自同年级的几个班，很容易便熟识起来。除了我和任君，其中饶建华和王应云，他们俩英语成绩非常好，尤其娴熟于西方文学，这对于我，无异于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我们一起读普希金、莱蒙托夫，一起谈论西方诗歌的成就，从海涅，济慈、王尔德、到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我们一起死啃西方文学的原著。他两位的治学严谨和刻苦精神给我极大的教益，使我忘记了分班前的苦闷和压抑。特别是王应云，是早已熟悉不过的。我们原来各在二中的两个初中分部学习，他和我的季叔同班。季叔麻面，聪明绝顶，用一根铁丝可以打开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就只不读书，本来比我高三届，可是留级到和我同年毕业。这一年，我们两个分部一起命题，但是由于我们十六中没有足够的教室，要提早分开时段考试，季叔就给我一辆自行车。我就以最快的速度作答，第一个交了卷，骑车到化龙池将试题报送给他。在他家一起等候我的就有王应云同学。这次相会，我才发现他虽然患有足疾，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豁达大度的胸襟在同辈中却是罕见的。当时，从他们班还来了位邹同学，他是在初中毕业时候就和一个女同学好上了，读高中就已经做了父亲。我们几个在一起就常常挤兑老邹，叫他“邹师父”，要向他学这方面的知识，请他传授经验。
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高三学生全部寄宿。除了周末不许外出。我们睡在一间大寝室里，每天早上第一件最无聊的恶作剧就是突然掀开对方的被窝，检看先天晚上被单留没有留下的印迹，那时候正青春年少，我们戏谑地称之为“画地图”。
关在学校里实在很枯燥。传达室工友老张，很是铁面无私忠于职守。他五大三粗像门神一样，学校规定外出要有生活委员或者班长开路条，不然谁都莫想从他眼下溜出去。王应云灵机一动，发现老张是文盲，拿到放行条也看不懂。他于是大笔一挥：
“兹有我班***同学，需要回家拿取换洗衣服，请予放行
生活委员 史可法 某月某日 ”
老张接过纸条，看都不看，手一挥：去吧！
我们大家就如法炮制，一时间文天祥、陆秀夫......等南宋名臣，都成了我们班的班领导。理科班的同学都很讶异我们的来去自由，但是我们严守机密，乐不可支。
有一天晚上，我们知得银星放映苏联电影《欧根尼。奥涅金》四个人在一起谋划，担心电影散场就太晚了，校门绝对是不开的。这回可是我拿的主意。我们看完电影，来到我的旧居。公私合营之后已经是“三八饮食店”（后来的“强民狗肉店”）占住了店面，只留有后院的两间住房给祖母在住。于是我们一同进入后院，身手敏捷的我第一个攀援过去，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接了过来，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潜回了寝室。写到这里，当年月光下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只是他们三个都已经是学术有成、著作丰盈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
终于到了高考时候。因为57年高中招生过度压缩，60年毕业生就很少，加上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中国下决心要大力培养自己的专家，不但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各个地区也纷纷增办大专院校。应届生人数还填不满招生名额，就鼓励已经就业的人回到大学深造。我们班的“邹师夫”，报名后从未参与一场考试，也被师范学院录取了。市里一些民办高中的毕业生几乎都招录殆尽，可谓“野无遗贤”，而一张不予录取的通知，结束了我美丽的“长郡梦”。
五十二年过去了，对于这个曾经的培育过许多英豪的“百年名校” 我仍旧充满敬畏。纤尘一样的生命，三年的蹉跎，不过是蜉蝣于天地，极其短暂的一瞬。要去追寻它的意义，实在很是寥寥。即使是暴风骤雨的狂飙，今天也在被人们有意无意的遗忘。我不过是一个苟活者，在微茫的希望里蹒跚而行。
却不料命运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也就在这年秋天，我还是堂而皇之挂上了“湖南大学”白底红字的校徽，而且进校的过程是那么赋予戏剧性，这一些恐怕也就只能如所有的旧小说一样：且待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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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3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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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3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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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3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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