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中国的两张利嘴——日俄

刘晓阳

 

 

45 争夺中国的两张利嘴——日俄

 

从历史上看，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俄两国，这首先是因为在地缘上，中国跟这两大帝国主义国家要么山水相连，要么隔海相望；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近代以来最贪婪最残忍又最无厌，因而夹在期间的中国这块肥肉就成了他们彼此争夺撕咬拼命的对象，而中国的命运也因此而多灾多难起来。

俄罗斯在沙皇的统治下一直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三百七十年间，使原来偏居一隅的 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拥有二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帝国，其中殖民地面积 为一千七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占百分之七十六。沙俄用军事征服和阴谋狡诈的外交手段相结合，夺得了波罗的海及黑海边的大片土地及出海口。对中国这块既大又美的肥肉，它当然不肯放弃。1636年，俄罗斯征服了西伯利亚全境，1652年，沙俄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1685年，清康熙皇帝下令反击俄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沙俄从中国抢走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地区，1857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继续抢夺中国领土，1858年通过《瑷珲条约》，抢走中国“外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沙俄进一步抢夺中国领土，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抢走乌苏里江以东（含库页岛）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今天的海参崴就是这次被抢走的，中国从此丧失了东北的出海口。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沙俄对日本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那个靠沿海打劫来发横财的所谓“倭寇”。1867年，日本德川幕府垮台，还政于明治天皇，1869年。明治天皇实行新政，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对外实行开放，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确立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明治维新使日本强大起来，日本加入列强的对外扩张之路，近在咫尺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成了目标。于是便有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的导火线是日本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此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而且让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一心想独吞中国东北的沙皇俄国，不甘示弱，拉拢德国和法国，制造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对此，日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逼日还辽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霸占了整个东北三省。俄国的扩张野心加剧了它同日本在东北和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本经过10年备战，实力大增，1902年又缔结了英日同盟，决心在东北地区卷土重来，建立霸权。导致日俄两国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是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极力主张各国尽快从中国撤军，而自己的军队却继续赖在东北，并任命了远东总督。日本岂肯罢休，便主动同俄国交涉。为争夺远东地盘和掠夺财富，日俄两国一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一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由于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日本于1904年2月6日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开始行动。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旅顺港俄国军舰，不宣而战。10日，日俄两国政府分别相互宣战，日俄战争正式开始。历时20个月的此次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其中规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政府；沙俄政府将宽城子（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南满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的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政府；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及其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从此以后，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被日本掠走，沙俄独占东北的局面变成了日俄共同控制的局面，沙俄失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从此，日本与俄国接下梁子，双方——尤其是俄国——都想在下一次战争中再张大利嘴，撕咬下中国更多的肥肉。

刘晓阳

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后，受到列强的围困，日本就是俄在东方最大的威胁，同时中国衰弱，日本全力想取中国，苏俄继承沙俄本性，对外谋求扩张，也想夺取中国东北和控制中国，与谋求扩张的日本矛盾进一步激化，衰弱的中国成了日俄争霸的舞台，中国的东北成了日俄的首要争抢目标。“戌变法”败后，大量中国精英东渡日本，寻求强国之路，这批精英便成了日本培植亲日势力的目标，孙中山、黄兴、蒋介石、汪精卫等在日本反清，1905年成立“同盟会”，日本政府都给予了大量资助，孙中山等因此备受国人指责，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不再公开接受日本的资助，但是国民党的精英对日本总有一种未了的心结。日本人为取东北和中国准备了多手，一面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等反清活动，一面支持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时培植东北军阀张作霖。俄共领导者列宁、斯大林也想在中国培植自己的势力，因为意思形态的冲突，一直未有合适的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俄共有了着力点，也就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的蚕食。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外蒙古也不例外，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沙俄立即插手，利用地缘和实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在苏联指使下宣布独立建国。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可是苏联红军以支持世界革命为理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共军队要跨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发难了。条件就是要中共不要打过长江，维持南北两个政府分别自治，走德国、朝鲜等国家的方式。目的就是要中共做他的附属国。中共不同意。于是斯大林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蒙古独立，保持中苏之间有一条缓冲带。否则将不再支持共产党，还要长期占领苏联红军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黑龙江地区。毛泽东答应了外蒙独立。

见苏联在外蒙得手，日本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便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的“七七事件”。日本不仅将铁蹄迈向东北，而且直接踏入关内。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 ――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著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予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1931年4月，也就是“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引起苏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莫斯科经历了与日本战前的恐怖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间谍组织，说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

1932年，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兄弟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破坏日本军队经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运输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本施加影响，以避免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这么做的目的就要尽量避免苏联与日本直接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中国。结果他们当然遂愿了，中国成了替苏联抵挡日军洪流的堤坝，在付出3500多万人牺牲，损财产及战争消耗5600余亿美元的代价后，日本投降。然而对有功于自己的中国，苏联人并不感激： 1945年元月11日，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 》，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3、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